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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纯智、贾康:疫情下全球化何去何从? ——基于中国供应链配置的思考

作者: 欧纯智,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发布日期:20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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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3月起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传播,各国纷纷闭关锁国,生产停滞,全球供应链几近处于断裂边缘,失业率飙升,经济遭受重创,新冠疫情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针对此种情况,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紧扣“六保”的首要任务——“保就业”。

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的课题,学界已经积累丰硕成果。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过程实践和谈判的结果。虽然经济收益是全球布局供应链的首要考量,但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全球化的配置以及全球化下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转变。对逆全球化不要轻易尝试,闭关锁国有可能导致一国内部产生过度竞争,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等问题。常态下有关供应链配置标准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环境可持续性、成本、效率质量利润、客户满意度,都会影响供应链的全球配置。然而在非常情势下,供应链有中断的风险,比如本次疫情,应该有提前建立的预案和应急应变体系。此外,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高科技能够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比如知识技术的转让创新。

从表象上看,主导全球化、供应链配置布局的因素很多,但认真对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潜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一直在支配全球化运行。

一、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

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迹象,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问题,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现象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已经出现,只是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有关未来全球经贸的发展趋势,近期内取决于对疫情的防控,而长期看,还要取决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诸方面的综合应对。疫情背景下,大国关系可能调整甚至重组,国际协调应急合作机制并重新建构的可能,全球供应链配置也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一)全球化会结束吗?

全球化是人类从各个彼此隔绝的地域、国家和民族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回顾世界历史,人类社会至少经历过六次全球化发展进程:

第一次:公元前1600—1500年,古埃及第17、18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国王雅赫摩斯以及后继者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形成了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的区域大分工和远程贸易,世界史上第一个帝国(埃及帝国)主导的全球化雏形基本形成。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埃及帝国的衰落而结束。

第二次:继埃及人、希腊人之后,罗马人登上了地中海的历史舞台,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在其主导下贸易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与东方的汉帝国并称为当时世界的两极。然而,罗马帝国的扩张遭遇瓶颈,发展停滞,继而崩溃,这直接导致第二次全球化结束。

第三次:13世纪,毛纺织业欧洲逐渐在弗兰德地区兴起。地域上,分工体系将地中海、西欧、中东地区链接在一起,自发地形成地中海贸易区。产业上,意大利从对英格兰和荷兰布匹和呢线加工起步并逐步进入发展高峰期,资金、原料、劳动力紧紧依赖世界市场。然而,蒙古帝国西征带来黑死病,终结了第三次全球化。

第四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世界贸易在地域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交通运输网也在逐步形成。欧亚非与美洲新大陆因贸易而连接在一起,空前繁盛。17世纪末,欧洲的小冰河期造成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饥荒和各国对资源的争夺,席卷欧洲30年的战争使整个欧洲笼罩在死亡威胁下,第四次全球化落下帷幕。

第五次: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为其带来君主立宪制,并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加之工业革命为资本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基础。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美国适时地从英国手里接过全球化盟主的地位,开启第六次全球化,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五次全球化宣告结束。

第六次:也就是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与既往的形式相比,已然发生变化。世界正在颠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形态,以供应链的全球分工合作代替传统的完整供应链(或产成品)的地域竞争,由竞争导向逐渐转变为合作导向。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次疫情导致世界性的停产停工就是链条的某一环节突然断裂,而断裂的链条此起彼伏、不同频。因此,某一国家作为供应链条的一环单独复工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复产问题。世界被供应链连接或者说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乃至成为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六次全球化,前五次都有殖民扩张的痕迹,非宗主国都是在被动全球化;本次全球化由于内核本质发生改变,各国纷纷积极加入,是在主动全球化。历史上任何一次因外力而受挫的全球化,最终都会以更迅猛的方式强势回潮,规模一次比一次浩大。已可在全局、长期视野内明确地认清:在人类社会进化、进步的历史长河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的格式化洗牌,是短暂调整。当前,以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其目的不是各国闭关锁国、各自发展,而是结盟打击异己,旨在削弱拥有综合竞争实力并有对其发起挑战潜在可能的经济体,并在经济上从别国薅更多的羊毛,将全球化运行调整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上。

毋庸置疑,全球化涉及参与国经济利益,这也是当前各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原因。然而逆全球化会削弱相关国家利益,所以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总盘子来说不是好事。当然,对于某些发起逆全球化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以“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方式重新调整利益格局,那么虽然世界经济总盘子有可能变小,但是其自身可能会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逆全球化行为就显得更为理性。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群体非理性在实践中的真实写照。

全球化也会给国家主权带来挑战:一是跨国界合作,比如全球供应链、环境污染、瘟疫大流行、跨国犯罪等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协调合作,这种合作也有可能削弱传统国家主权;二是价值同化,通常以“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输出方式搞价值同化,当一国的价值不被他国认同,可能会受到来自他国的干涉和压力;三是规则冲突,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因冲突做出改变以适应合作,这种体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主权构成挑战。

(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流因素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如同各种外力的矢量和。外力有方向,作用有大小。因此,能够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不仅有供应链配置与盈利等因素,还会或多或少地掺杂有关价值、规则层面的因素。从当前的全球化特征来看,有三个主流因素决定着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自发流动,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供应链条连接到一起,共同发展。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使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融合的程度更好、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既往一国建立全产业链面临技术门槛、资本门槛,当前,只要能够完成全供应链的某一环节任务即可参与全球化。这极大地带动了新兴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之路。

价值体系的全球化——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共有信仰和分享情感的方式维系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其称为“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理想中,在全球化形势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习俗的成员在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共同意识”。但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世界未必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有时甚至可能产生各种文明冲突,战争随之而来。

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由“头羊”带头制定共同规则,全面建立协调机制以确保共同规则有序运行。共同规则的制定更有利于与“头羊国家”信仰同一价值体系的国家,所以规则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同化作用,他国会在规则体系上无限靠近“头羊国家”。从政体到司法,从法律编订到实施,法制前进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共同规则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从学理上讲,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全球化的主导国向全世界输出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这些需要强大的军事、科技、资本、劳动力、秩序维护等硬实力做基础,也需要公信力、感召力等软实力因素的支撑。

18世纪英法争霸,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皇权专制的法国因无法取消贵族的税务特权,而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战争资金,只能发债,后续不但对公共债务余额进行大规模违约,还以高通胀的方式消化掉法国旧王朝遗留的债务。英国的发展轨迹与之截然不同,不搞税收掠夺而是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把国债还完。英国在19世纪的公共债务处理,属于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英法争霸中,与其说是英国战胜了法国,不如说是民主制度战胜了皇权专制。皇权专制不能给资本带来安全预期,是资本选择了英国,为英国源源不断地贡献战争资金。

我们看到18世纪英法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截然不同,也看到这种不同导致的各国发展进程。国际资本对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得多,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他们祖先含着泪走过的路。精英共和、市场自由、权力制衡已经深入西方世界的观念骨髓,成为共识。随着一战二战爆发,资本与人才逐步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涌向远离战火的美国,使美国成为更安全稳定的资本乐土,进而形成20世纪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六次全球化。资本逐利更逐安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冲突,不同规则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无序。因此,可以说价值体系、规则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会削弱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更高效、更低成本地获得产品吗?

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全球投资布局决策时需要权衡取舍的三个关键因素,决策的过程艰难而复杂。在其他前提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供应链条越完整的地域,资本的盈利性越好;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价值体系的国家,合作更安全可期;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规则体系的国家,合作更顺畅。所以,当前有关供应链再配置问题的讨论,如果只谈经济全球化,避而不谈价值全球化以及规则全球化,则有可能导致我们对全球化走势和供应链再配置发生误判;如果过于强调“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阴谋论的论调,无视当前中国供应链布局所具有的强大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则不利于我们找准问题症结,扬长补短,进而影响国际资本对于中国市场的青睐。

全球化就是为了寻求共赢,以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合作伙伴的利益诉求。由于文化差异对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念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对合作伙伴的规则也很难做到兼包并蓄,合作之路难免磕磕绊绊。必须承认,这并不是共赢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痛定思痛,未来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改善,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并积极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我们不应简单、机械地研判美国逆全球化战略,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更宽广的视角认明和厘清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有的放矢地积极精准应对风云迭变的世界形势。

(三)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去中国化”?

美国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下决心发起“去中国化”的逆全球化行为,不但强行推动中美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还试图迫使其盟国仿效。此外,国际资本长期面对着不断加码的碳减排目标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加之被疫情切断的供应链,促使其反思对长距离跨国供应链依赖可能导致的后果。所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升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某些去中国化、逆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因素或正在悄悄改变这个世界。疫情将不但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还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状态。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国际资本是否对美国主导构建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的认同、接受和融入。目前看,美国经济虽然深受本次疫情重击,但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继续向全世界的羊毛挥动大剪刀,纾困本土。

全球化一直由西方世界主导,将想融入全球化的他国纳入主导国的经济、价值、规则体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非主导国家,在大势上只能积极融入,但是如何避免削足适履,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此先侧重于如何融入的讨论。所谓积极融入是主观态度,在客观上是否被接纳不是由主观态度决定的。中国未来能否不被全球供应链边缘化,不仅仅是表象上的经济问题,更是深层的政治问题。即便中国拥有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投资盈利前景,还拥有任何资本都不忍放弃的庞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在全球化的路上依然受制于美国,无法绕过。做个形象些的比喻,欧美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调和的经济分歧;我们与欧美之间是“阶级矛盾”,是很难调和的有关价值和规则的分歧。没有中国在场,欧美会因为利益而互掐;有中国在场,欧美会站在一起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付不同文化、不同颜色、不同规则的中国。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这种由不同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导致的终极对抗,说到底就是要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欧美单一的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集团联盟在中国的整个体制面前不堪一击,碎片化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联盟终将被中国体制逐一击破,这是斗争的残酷性。发达经济体面对的是一个动不动就可以“举全国之力”、供应链集聚且产能巨大的中国,他们认为不对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其2/3时,美国不再淡定,要先发制人,这是利益之战。

认真研究美国历史,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兴盛不衰,落实到经济体系和规则体系上是主张最大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到价值体系上是与极权制度抗衡的新保守主义,立足于犹太基督教神学的实用主义。疫情为美国“去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借口,美国以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为名积极寻找盟友共同边缘化中国,以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为抓手不断挑衅中国,但却低估了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力量。疫情初始阶段,美国和盟国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逐渐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这是由于本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传统上各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国与国均被产品的前后工序或者供应链的上下游连接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经济体系里,而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的瓦解与重建并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美国的“去中国化”之路步履维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如此,也定有一些国际资本趁着疫情供应链断裂撤离中国。

二、中国国内供应链配置布局问题

经济体系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全供应链上下游有序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相对更擅长的事情,进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一(些)环节。只有极少数实力强的国家才会构建完整的供应链条。

(一)中国当前已经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全球化下,能够主导全球供应链配置布局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依托自己的资源能力按照龙头企业要求加入分工合作,负责零部件生产或者产品组装。

中国是近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的最大获益者,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获得资本积累、品牌影响、技术升级、产品革新以及全球市场带来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不必迈出国门就已经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创造中国出口业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2001年中国进出口顺差是1865亿元人民币,2019年进出口顺差已经是29180亿元人民币,加入世贸19年间共累计进出口顺差是314151亿元人民币。从数据上看,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腾飞做出巨大贡献。当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拥有庞大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放弃”;作为制造业大国,20年高考扩招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成熟的产业技术工人。这些优势吸引国际资本不断集聚中国呈现马太效应,供应链的上下游链条在越聚集的地方越会吸引更长的链条。2020年3月,中国美商协会发布了2020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63%的受访企业有意扩大2020年在华投资。近两年中美关系动辄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特斯拉和美孚先后大手笔投资中国内地,建设超大规模单体工厂,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当前,中国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逐步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升级到中游。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环节上的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对自主品牌的研发创新,中国正在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攀爬,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力、光伏、通信、医疗器械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需要审视的是,即便中国供应链布局配置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依然不容盲目乐观。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而中国排在第三级,且近期内还很难升级到第二梯队。

(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目前既拥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供应链(以下简称低端供应链)全产业链,同时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以下简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以及组装(下游参与)。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虽然排在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但依然对低端产业链拥有主导地位,以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身份参与服装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专供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每年出口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是中国出口美国份额的10%。低端供应链的特征是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因为把全供应链做起来相对容易,所以转移搬迁、复制就不会太难,替代性极强。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新中国人口红利、高考扩招、职业技术教育普及以及改革开放积累培养了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一线产业工人。中国制造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增强,已经从最初的高端供应链下游参与晋升到中游参与,从最初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产品逐渐升级到为国外龙头企业提供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元器件。中国6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有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再加工组装,以代工贴牌的方式在海外市场销售。美国是国际制造业唯一一级梯队国家,处在高端供应链上游,一直致力于本土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先进科技对接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并给予各种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同时对华限制核心技术出口,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目前看,中国在高端原创领域只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升级,比以往更加艰难。如果中国技术停滞不前,这部分产业将会不断萎缩。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合作企业身份凭借劳动成本优势参与高端供应链的核心元器件组装,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初级阶段。高端供应链为了成本最小化,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组装放在成本洼地。出于技术门槛对一线生产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要求以及供应链条集聚带来的成本优势,中国有主导性影响的低端供应链的下游产业,短期内在全球难以重新配置。但是,本次疫情使跨国生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运费高企、运时无限延长以及疫情导致有些环节由于企业破产而产生断裂等问题,敦促各国思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布局。重新布局本土全产业链,将会是各国后疫情时代的政策趋向。

作为国际制造业第三梯队成员的中国,总体来说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在链条短、劳动密集、技术低、资本低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龙头企业;而在链条长、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中还处于中游、下游位置,受国际资本支配,缺乏主导权,甚至经常被上游企业卡脖子打压。以技术突破带动而大力发展高端供应链上游产业,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供应链布局的一大战略性发力点。在疫情叠加而造成逆全球化的供应链全球再配置紧迫形势下,供应链必然要经历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挑战与机遇并存。

(三)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情势下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很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产出能力。这种混乱造成的风险对新兴工业国家及其产业工人来说,影响尤为巨大,并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全球供应链必将重组。

肇始于2018年春的中美贸易摩擦,表象上看是缩小中国对美巨量贸易顺差,但从本质上看是美方在寻求全方位削弱中国发展实力,后续还有可能演变成金融摩擦、科技摩擦等呈现形式,意图引出中国“颜色革命”或去中国化。前些年美国用温和绥靖的方式处理中美问题,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始赤裸裸地去中国化,当前借着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的时机,更是试图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建构相同价值的全球化,输出共同规则的全球化,逐步瓦解中国强大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企图继续稳稳地保持住其全球化盟主位置。同时,疫情使中国在不少国际场合遭受争议,美国借此拉拢日欧构建反中联盟,共同塑造供应链全球战略协同,变相加速“去中国化”。如果美国得逞,那么欧美日三方联手配置“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将会对世界制造业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会给资本市场传递强力信号,进而影响乃至改变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瓦解我国现有的供应链布局,并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如下负面影响。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2019年,美国宣布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这是要将中国产品彻底从沃尔玛连根拔起,关税几乎把中国的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出口美国的产品含有大量的外国进口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因此,这部分产能由于资本与技术门槛低、供应链条短、可替代性强等特点,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是大概率事件。这部分产能目前大多集聚在东南沿海,至于是否搬离中国,取决于中外的成本对比考量,要看中国是否有与国外在成本上更具优势的地域。资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利是第一要务,国际资本必然会逐步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流向成本洼地。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惠普、英特尔、IBM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其他大型跨国企业如韩国三星、LG,富士康、中国海尔等,也先后决定在美国投资建厂。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中国更是频频出手,以“国家安全”为名调查中国高科技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派驻监管人员、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5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高端供应链上游比拼的是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能够自发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由此我们说高端供应链上游布局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缺乏高端供应链布局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完全单纯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无法影响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体制,国家出手以“举全国之力”投资布局高端供应链,辅之以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的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对华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是我们一直被欧美所诟病的。我们需深刻认识的是,保证国际资本安全稳定是重要因素。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要有真金白银的投入才会有后续的跟进。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与广大的消费市场是国际资本布局中国的重要原因。2018年,高盛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占总成本的25%~35%,其中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参与)和最终组装(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所投入的劳动成本。如将苹果智能手机中国的生产与组装全部搬迁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至少提高37%(可见虽然美国2017年降低公司税,但中国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公司用机器替代人工,苹果智能手机成品售价也将上涨15%。由此可见,将苹果智能手机从中国迁移回美国本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但是,近期苹果公司宣布已将在华的10%—15%产能转移到东盟国家,可见东盟目前是不太成熟的成本洼地。高端供应链的下游环节,受迁入国成熟技术工人数量和供应链布局现状所限,不会立刻迁走,但会形成逐步搬迁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已经在分流我们的产业链。

除此之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的相关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敦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加速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产能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的部分产能,要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难下结论。

三、中国引导供应链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

没有不掺杂政治因素的经济,也没有不掺杂经济因素的政治。国际资本在做投资决策时都会进行综合考虑,既会考虑资本收益也会兼顾合作的安全顺畅,即资本逐利,更逐安全。如前所述,供应链配置现状(经济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投资前需要权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在供应链配置、去政治化和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上下足功夫,不但要尽最大可能集聚、延长供应链,还要力求向供应链的上游攀升。

(一)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成本优势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投资

全球化使得企业通过参与供应链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及时将产品投放市场,从而降低仓储成本。企业产品产供销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计划和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疫情影响下,全球实时生产系统遭到破坏,供应链上下游链条因配置分散而被切割甚至被切断,无法同时“转起来”。世界实体经济皆因此受阻,其表现便是“复工不能复产”。在平常时期,资金流、信息流、物流运转得有条不紊,但在非常时期,比如本次疫情期间,空间阻隔完全可以切断供应链,这种现象亟待世界重新思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问题。

以往全球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全局眼光,碎片化散落在世界各地,导致运输距离长,耗时长,各地不同步需要协调。运输不便利还会额外加高仓储成本,不仅阻碍供应链的顺畅运行,而且松散、脆弱的供应链布局还可能导致链条断裂的风险。以链条集聚的方式增加供应链黏性,将是未来我国进行配置布局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

众所周知,全球供应链布局与资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供应链上游链条越长、越聚集,越能吸引资本投入,这是成本优势;而资本投入越多则供应链越聚集、链条越长,越容易占据上游链条,这是资本优势。由此可以推论,当前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供应链条的工业园区以及周边新建园区可以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重点地区,未来有主题产业的园区投资建设将掀起一股热潮。UNCTAD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强调,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资本跟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可以在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方面积极引导、鼓励高新产业园区建设,为聚集、延长高端供应链做好基础性的服务工作。

产业园区选址尤为关键,要兼顾物流枢纽、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宜商的政治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等要素。“良禽择木而栖”“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产业园区建设要有主题,确定一家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心,其他环节链条的配套企业就会跟进入驻,逐步形成链条集聚和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尽最大可能延长链条。经济全球化永远是国际资本投资考量的首要因素,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助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应该成为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服务核心。

产业园区运营要去政治化,尊重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要给国际资本吃定心丸。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即便能够在中国赚更多的钱,如果没有安全保障一切都等于零。战狼式外交、民众大规模有组织地抵制日资(因钓鱼岛)和韩资(因萨德导弹)、大讲缺乏依据的阴谋论等行为,都会大幅提升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安全忧虑,撤资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产业园区管理要与世界接轨,要保障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并恪守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专注于供应链布局,往往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重视不够。当前,一些高科技企业明知搬离中国会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却依然毅然决然地搬离中国,这中间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据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的评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当年中国对美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的310亿美元份额被分流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现实既残酷又严峻。我们知道,供应链布局配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中国今天的供应链格局便是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硕果。趁着周边国家产业工人缺乏技术训练、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亟待补充的时机,我们应尽快开足马力建设能够承载供应链集聚的产业园区,留住现有的供应链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一旦形成供应链集聚,马太效应会使该地域的综合成本优势更明显、供应链条更长、供给能力更强。

近期,中共中央宣布海南单独立法,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这不仅仅是税收和贸易方面的自由,也是制度安排的自由,彰显中国对外开放的勇气、决心和力度。既往在内陆地区难以解决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和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等主权分歧在自由贸易港里都可以改革突破,进而迎刃而解。此外,海南是国内离东南亚最近的沿海省份。近年来,亚太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向增长点靠近形成供应链条集聚既是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的迫切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高端供应链的保中游追上游战略

美国对华为、中兴等高科技公司制裁不仅是想遏制中国发展数字科技,而且是想牢牢占据高端供应链上游以引导国际资本投资。技术是决定全球高端供应链配置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之一。中国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是决定高端供应链是否迁出中国的关键因素,自主研发成为中国制造业向二级梯队攀爬的必由之路。

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以拼价格的低成本方式嵌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和下游,处于生产制造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如果没有对供应链上游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突破,短期内无法攻克技术难关,则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另辟蹊径。相关企业可以利用各国共享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有的放矢地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专利持有人信息,积极与技术实际掌控方开展技术合作,这是从供应链中游升级向上游靠近的捷径。

走出去拥抱世界。中国企业要放眼世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密切追踪供应链、尤其是高端供应链龙头的资本动向、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势,主动强化与其链接配套和外包关系,审时度势地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龙头企业所在地,以方便上下游连接。特别要对高端供应链中上游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企业进行投资,以重资合作方式积极投入、研发创新、进而掌握核心技术。当前我们的战略是,在确保高端供应链中游地位的同时,以资本对外投资为纽带巩固和强化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链条,力争在技术上逐步赶超世界一流,向全球制造业二级梯队挺进。

中日韩共荣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亟需尽快签署落地,使其成为联结三国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此举既可以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全球化“去中国化”而造成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更可以对国际资本形成强劲吸引。不容乐观的是,在中日韩供应链分工当中,核心技术产品研发设计的供应链上游龙头位置依然由日韩占据,中国处于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即供应链中下游位置。在未来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积极把握向供应链上游攀升的机会,不断向供应链的上游挺进。

借势于新基建东风。2020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提出加快新基建步伐,该举措有利于补齐我们因为科技实力不足而无法由市场机制自发引导配置高端供应链布局的劣势。30万亿级体量的新基建将为高端供应链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应用市场,不但可以助力我国企业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攀升,还可以引导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布局,以延长高端供应链的链条配置。有一点需要强调,上述各种保中游争上游的方式只有新基建不受客观因素限制,其他方式都要受限于各种外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预测,所以新基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占到GDP的34.8%,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7.9%;在带动就业方面,2020年将贡献约54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将贡献约350万个就业岗位,2030年将带动超过800万人的就业。新基建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将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疫情背景下失业率飙升,传统基建被重新提上日程以缓解当前的失业问题,这是国家战略的短期权衡,本无可厚非。但若想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还是要投入重金积极打造我国的数字产业,这是国家的中长期战略。我们不该用短视的“经济账”去评判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今天的卧薪尝胆是在为明天的发展积攒能量,是为了明天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只有真正掌握数字产业的前沿核心技术,才能占据高端供应链的上游龙头位置,我国相关企业才算成为高端供应链的头部企业,才能真正主导高端供应链全球配置布局,吸引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到那个时候何愁就业?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双管齐下是国家短期战略与中长期战略的有机结合,以传统基建解就业的燃眉之急,以新基建为扩大未来就业不断蓄能。

结论

与柏林墙倒塌和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恐难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世界会因此做出调整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再配置等相关问题因疫情而成为热点,我国商界、学界、政界的主流观点大致分为相反的两派:有悲观观点认为,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不对应中国消费市场的那部分产能将陆续搬离中国;也有乐观观点认为,疫情后供应链将聚集中国。我们认为,无论有否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必将带来供应链配置的结构性调整,疫情只会加快调整速度但无法颠覆调整趋势。中国要彻底摒弃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想,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账上的盈利,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要予以高度重视、综合分析、认真研判、积极应对,努力做到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不盲目乐观更不妄自菲薄。同时,紧抓改革开放机遇并迎接挑战,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携手各国共同发扬全球化的共赢精神,积极维护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

来源:《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 发表时间:2020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