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有很深的三农情结。1960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任助教时，响应当时毛主席12条指示的号召，报名去农村锻炼，下放到北京市平谷县峪口人民公社，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层，产生了感情。改革开放后，他从河北大学教职岗位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现农村发展研究所）全面参与了三农研究工作。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之年，《中国发展观察》专访陆百甫，回顾梳理相关问题。他介绍，根据党和国家需要，曾经就农村承包制改革、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发展战略等问题，撰写了多篇研究报告和论文。在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对农村的关注始终没有淡化，其间还对陕北农村改革进行过调研。2002年起，担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后，还向国务院领导建言农业税减免，改变农村义务教育不义务、农民工权益保障、农村“三留守”群体等问题。对于陆百甫进行的调查研究和提出的政策建议，时任总理温家宝曾两次做出重要批示。

我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发展观察：从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请您回顾分析过去贫困的历史背景、形成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对比几十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哪些巨变。

陆百甫：中国农村脱贫攻坚将全面实现，这是一个壮举。首先，今年中国将迎来又一个历史性时刻：我国农村要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我国农民将历史性地摆脱几千年来压在他们身上的贫穷枷锁，走入一直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8亿农民在40年时间内，从极端贫困状态，走上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这不仅在中国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在人类史上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它具有示范性，具有启示性，更激发自信心。这证明只要道路走对，制度优越，战略正确，举措有方，执行得力，任何艰难困苦都是可以战胜的、克服的。

其次，2000多年来，贫穷落后几乎是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一直处在难于温饱、贫困凋敝的落后状态。广大农民一直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虽然过去农民几经揭竿起义，几经改朝换代，但是都没有能够摆脱这一苦难的命运。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外国人一提起中国，在他们脑海里呈现出的是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贫穷落后也成为了中国形象的恶劣“标志”。

直到目前，西方不少人还不了解现代中国，仍然认为中国农村是一片贫穷落后的图景。那些年我曾经访问许多国家，许多人问起中国，好像还是某些电影、照片里那种贫穷状况，这种认识根深蒂固。所以，外国人老瞧不起中国。

因此，中国形象与农村状况密切关联，农村状况关系中国形象，这就成为自然的逻辑，所以，习主席讲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是自然的逻辑关系。

第三，新中国建立，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尤其使中国几亿农民彻底摆脱苦难深重的制度压迫和由此派生的“超经济剥削”的状态，政治上获得彻底解放，真正有了人权和尊严。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农村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实现了真正的“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人人获得了自己的土地，走上了新生的道路。中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第一次获得了全面解放，农村面貌第一次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第一次历史性地获得了基本保障。广大农民欢欣鼓舞地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生活”，并且成为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基础阶级群体。

第四，由于长期制度性压迫，中国广大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技术十分落后，有的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态。加之，我国农村大多数地方人多地少。因此，农民分得了土地以后，一时不可能实现应有的温饱，而且由于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严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本上仍处在弱势状态之中。而国家当时又处在百废待举状况下，还不可能用较多的力量，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实现较明显的改头换面的变化。

国家在最初30年间，除了对农村经济一定支持外，重点是想通过农村改革，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通过集体“抱团”力量，来较快改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改善农民生活，以提供最低保障。

因此，实施推行了一些农村改革举措，比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合作制的模式，用农民集体力量，改善农村贫困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第五，改革开放前30年，党和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是重视的，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是重视的。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过去长期从事国家经济计划工作，亲身经历过。我举五点现实，可以大框架地表述出来：

一是进行了长期的、持续的土地制度和生产体系改革。部分地破除农业和农村的体制障碍，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旧体制障碍消除以后，确实推进了农业农村持续发展的进程，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做的大事之一。

二是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国家财力很少，但是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敢花钱，修建了众多的大中小型水库，减轻了部分人畜用水的困难和满足了农田灌溉需要。修建了一系列的农田灌溉体系，打了几亿口农田机井，还进行了农田整治，建设了几亿亩高产、稳产农田。

三是国家着力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比如推行改良农具，使用了半机械化农具和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推广科学种田，改良和培育新种子、种苗。建设广泛布局的化肥、农药生产企业，当时布局两千多个县，县县都要有化肥厂、农药厂、农具厂，这是国家计划布局的，以及建设农产品初加工企业，而且推广了农业的科学管理。

四是国家对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建设。实现了村村有小学的义务教育制度，大规模扫除农村文盲，改变了农民基本不识字的状态。现在状况已不能比了，农民至少是初中以上文化。农村文化建设也是非常有成效的，比如建立了农村电影放映队，广播下乡，推广了“赤脚医生”，实施了农村有医务室，小毛病治疗不出村的医疗体制。并推广了民政救助、“五保户”的最基本救助制度，使得我国农村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农民文化水平提高，生活改善，人均寿命明显延长。

五是国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农村社会稳定的治理。这也收获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彻底消灭了农村土豪劣绅、恶霸地痞。在旧社会农村，他们横行霸道，中国农民深受压迫、痛苦。强化了农民集体自治制度，有的地方还彻底消灭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农村“匪患”，使农村变成最为安全的生产、生活之地。

当然，还有许多这方面的建设工作，不再一一列举。

第六，尽管新中国前3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在广大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下，我国农村面貌出现了过去2000年所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长期的积贫积弱，我国广大农村除少数真正脱贫以外，大多数农村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贫困状态。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割裂加重，城乡矛盾显现，农村落后问题、农民收入低下问题等更加突出。再加上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农村工作当中还是存在“左”的政策的偏差，急于求成搞所谓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推行人民公社体制模式，生产体制严重不适应尚处在小农生产状态的中国广大农村现实。所以，农业生产搞“大呼隆”，农民分配搞平均主义，农村工作搞“一刀切”。农民的利益与生产责任、生产付出严重脱节，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农村体制必须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并取得成功

中国发展观察：农民贫困，整个国家也不可能富足。正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那么，农村改革从哪些方面推进了脱贫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陆百甫：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并取得成功。

首先，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拉开序幕并取得成功，为中国全面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并为中国城市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同时，农村改革的推进，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准备了条件。在农村改革的推进下，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也同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农村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中国农村改革的终极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那就是彻底摆脱农村贫困落后面貌，走上小康致富之路。路径也十分明朗，就是脱贫—温饱—奔小康。在生产方式上，经历了从包产到户，到而后的双层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前些年土地“三权分置”，建立专业合作社，大户经营的家庭农场等。这一切体制改革，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奠定了体制保障和经营环境保障。

其次，中国农村脱贫奔小康起点很低。在改革之初，中国整体上还是“8亿农民搞饭吃”的状况。而在这8亿农民中，有80%还处在“中国标准”的贫困线及以下的极低收入状况，也就是说没有达到温饱程度。在正常年景还可能温饱，多数年景还达不到温饱。

在这种状况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整个中国现状，尤其是中国广大农村的现实，制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步走”战略，并且响亮地提出了第一步首先解决温饱问题。这是第一次，作为国家战略喊出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全国总动员、总进军的目标口号。也就是今天我们正在攻坚的“夺取脱贫奔小康全面胜利”的国家行动的起始点。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奋力拼搏，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我国广大农民已经有80%—90%实现了脱贫奔小康，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

第三，在我国实施农村脱贫战略初期，当时全国按国家贫困标准来计算，2000多个建制县当中，有800多个是整体贫困县，处于贫困线以下，约占县级总数的40%左右，这还不包括很大一批虽然县级整体“上线”了，但县内相当一部分乡和村是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乡、贫困村。当时总体贫困人口达6—7亿人。

针对这一情况，党和国家采取了以县级为单位，“戴帽”帮扶的一系列惠农、惠民政策和措施。以财政支持、金融优扶、民政救扶，发展项目奠基等有力政策优惠外，还实施了“省对省”“市对县”“部门对县”“机关对县”等等的结对帮扶办法。这是中国创造，也是中国制度优势。比如当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他们结对帮扶宁夏一个贫困县，一直持续到现在。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基本没有财力资源，也在当初受命帮扶辽宁省的义县，出智力、牵项目、援教育，以有限的财力支持，给予了得力的支撑，使其最终脱了贫。当时党和国家要求对口单位，要一帮到底，一直到结对县真正脱贫摘帽为止。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党和国家在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着力帮扶县级发展，将“脱贫摘帽”作为农村工作中的重点任务。那些年，每年都要督察挂牌贫困县“脱贫摘帽”工作。将近20年时间内，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县摘掉了贫困帽子。这里我想讲一个插曲，就是由于国家对贫困县的优惠政策多而有力，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许多贫困县虽然经过努力已经超了贫困县标准，但往往不想摘帽，怕摘帽以后，许多优惠政策没有了，一下子适应不了，再返贫就麻烦了，想继续再享受几年国家的各方面优惠政策。因此，当时国务院专门决定，脱贫摘帽的县，优惠政策继续保留几年，以便巩固脱贫成果，彻底扭转贫困局面。因而，那几年脱贫工作进展还是比较快的，每年摘帽数量不少，但已脱贫，没摘帽的县也不少。实际脱贫进度比表观进度要快一些。这也有好的一面。

第四，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国农村脱贫工作取得历史性阶段性成就，但是，当时仍然有近一亿的农村人口尚未完全脱贫。而且这部分贫困人口，基本上是农村“最困难户”，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又比较差，大多在深山地区、荒漠化地区、交通闭塞地区等自然地理条件不利的地方，不少还是老少边地区。这一亿人口，可以说是我国脱贫目标中的“硬骨头”，解决难度很大，基础条件又不好。因此，那几年，脱贫进度放缓。

党的十八大，习近平同志接棒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在日理万机之下，脱贫工作成为他几乎天天关心的案头日程。十八大、十九大两次党代会，都把我国脱贫工作作为党和国家战略大事，提升为最紧迫的国家行动来抓，并且制定了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奔小康的历史性发展行动计划。习近平同志还准确地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样的论断。这就是把脱贫攻坚的战略任务，明确地聚焦到了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体和个人。

在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下，这次脱贫攻坚战还制订了非常详尽细致的行动计划。攻坚对象明确地从县、到乡、到村、到户、到人，层层建立台账，不达标准，决不收兵。

而且，更加强化了“对口帮扶”“对口支援”的力度和范围。对口帮扶任务到位，责任到人，一帮到底，直到真正使受帮扶贫困农民脱贫实现小康。这个计划是可检验的。平均每个人今年收入多少，收入从哪里来，都可以考核。因此，这次的帮扶行动，完全是透明的、可监督的、可核查的。

从2013年以来，从中央、中央部门到各省、市、区，帮扶农村脱贫攻坚任务，成为必保的历史任务。大抓、狠抓，抓实、抓细，成效十分显著，脱贫攻坚进程明显加快，大批“硬骨头”贫困地区，贫困村户脱了贫，到2019年底，只剩下52个县1000万人左右，这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任务。

2020年意想不到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全国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秩序被打乱，也严重冲击了脱贫攻坚工作。但是很快，在新冠疫情稍微稳定后，习近平同志再次发起了新行动，高扬攻克“最后一公里”脱贫任务的旗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再次向脱贫攻坚任务吹响了“冲锋号”，一场“最后战役”打响。从进展情况看，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了。

中国脱贫胜利具有人类历史意义

中国发展观察：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目标中的第一个。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贫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评价其对世界减贫的作用和意义？

陆百甫：我主要讲四个方面。首先，中国是高达14亿的人口大国。过去长期是农业为主的贫困落后的国家，几乎有80%左右是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把一个长期贫困落后的人口大国，初步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帮助当初高达8亿多贫困人口，从几近赤贫状态，转变成为“几不愁”的小康生活，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这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奇迹，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具有里程碑和榜样性意义。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对全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是各国中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唯一国家。目前全世界还有7亿多人口没有脱贫。中国的大数量、高速度、短时间、靠自力的“脱贫路线”给了世界一个绝好的启示，大大提振了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信心。由此，得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的肯定、赞誉和推崇，这并非偶然，因为中国的道路是可以学习的，是走得通的，是有前途的。

其次，中国能够实现大数量、高速度、短时间、靠自力的脱贫，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制度优越性、领导力量以及组织力量。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她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以人民为中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不变的历史使命。尽管发展阶段不同、当期任务不同，但终极目标就是走向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项工作党是一直很用心的，虽然由于没有经验，也出过差错，但一经明白，立即归正继续前进。所以，才有了中国这么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这一使命感行动发展到、贯彻到了几近极致的程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深入全党、深入民心，深入一切工作之中。这种“思想领先”，保证了中国高度统一的脱贫战略的顺利实施，并将取得最终胜利。

二是有几代党的领导人不懈努力，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精心谋划，为啃下“最后一公里”的贫困“硬骨头”，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由党中央“第一把手”亲自抓脱贫，亲自制定战略，亲自谋划议程，亲自确立战略、战术目标，亲自部署实施方略，亲自布局组织保障，亲自严管监督要求等等，这还是“第一份”。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战略确立以后，习近平同志是年年抓、月月抓，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这么大的决心、恒心和耐心，这么高难度的脱贫任务是不可想象能这么顺利实现的。这也说明党的力量的伟大，党的领袖力量的伟大，举国体制力量的伟大。

再次，中国脱贫攻坚战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除了制度优势以外，与我国制定脱贫战略战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的具体路径是非常好的，主要体现有六点：

一是采取了举国行动。实施举国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制度优势，脱贫攻坚战略，尤其是近几年啃的“硬骨头”的脱贫攻坚任务，实行了全国总动员，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一起搞扶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集中全国力量，攻坚克难，共同担当。

二是制定了切实规划。中国脱贫战略的部署十分周密，国家有战略思想，早在1986年国务院就成立了扶贫办公室，制定中长期规划。各扶贫部门、单位亦有扶贫规划。各省、市、自治区及市、县，层层都有脱贫工程规划，乡、村，一直到脱贫户都建档立卡，落实到户、规划到人。

三是建立了双向发力的机制。不仅把脱贫工作当作国家发展任务来办，而且把它作为社会工程来对待。把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农村与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潜在力量都调动起来。发挥各种力量的作用，使脱贫攻坚有旗帜、有目标、有帮手、有领头人，并且培养贫困群众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帮扶首先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学习技能，开拓创新，“撸起袖子加油干”。

四是着力于造血机制的建设。中国脱贫攻坚路径，走的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道路，使中国农村和农民首先着力于发展生产，繁荣农村经济。“兴产业、造饭碗”，建立起可持续、有前景，可以不断造血的良性发展轨道。不搞形象工程、不搞花架子、不搞数字脱贫。比如，像异地搬迁扶贫，还要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真正乐业安居。

五是选择了多种模式发展。在建立农村和农户脱贫机制的时候，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因人制宜，精准施策。采取多种多样产业，多种多样业态，多种多样方式。适应性强，有各自特色，容易做到，容易见效，而且可以持续发挥经济效能。不搞一刀切，一个模子，一条路数。

六是中国脱贫采取了全方位的策略。中国脱贫不仅仅局限于“农民收入上线”，而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贫困要脱，文化贫困要脱，健康医疗贫困要脱，生活环境贫困等方面也要脱。因此，中国在脱贫攻坚当中，实行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建设、社保体系建设、医保体系建设以及优良文化与生活环境体系建设等等，包括建设美丽乡村“几不愁”。脱贫后的农民不仅收入上了线，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也上了线，建起了美好的社会生活体系。当然，中国脱贫攻坚成就不仅仅是我说的这几方面，完全可以大书特书。

最后，中国脱贫攻坚实现以后，“后小康时代”还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历，开拓更加美好的生活前景。那就是我们“十四五”以后，向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进军，农村也一样要向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进军，农村要提出新的目标。只要我们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美丽中国、富强中国的愿景，美丽农村、富裕农村的面貌一定会如期到来！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马玉荣 发表时间：2020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