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23日在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此次疫情驱动反全球化呼声渐长，但大流行病是一个典型的全球问题，最终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治理。文章编译如下：

大前研一的著作《无国界的世界》出版于1990年，即柏林墙倒塌的次年。它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经典文本之一。但今天，在冠状病毒的驱动下，国界又纷纷恢复。

在疫情结束后，最极端的旅行限制将被取消。但全球化的世界却不太可能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前的样子。在这场异乎寻常的危机驱动下，民族国家将卷土重来。

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此次疫情表明，在紧急状态下，人们会求助于民族国家——它拥有全球性机构所缺乏的财政、组织和情感力量。其次，此次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很难相信，主要发达国家将继续接受大部分重要医疗物资依赖进口的局面。最后，此次疫情将加强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声势浩大的政治趋势——尤其是要求加强保护主义、将生产本土化和加强边境管控。

在当前的形势下，暂时加强边境管控合情合理。如果将这种民族国家的回归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那就不一定是坏事。这将只是西方国家为应对突发事件和公众情绪变化而做出的政治路线修正。但危险在于，民族国家的复兴将滑向失控的民族主义，导致全球贸易大幅下滑，国际合作几乎被抛弃。

对民族国家的回归在欧洲尤其明显，因为欧盟成立的初衷就是为最大限度地超越国家。当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向全国发表紧急状态讲话时，她只字未提欧盟。原来已基本消失的边境管控——例如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边境管控——突然恢复了。对企业和失业工人的财政援助主要来自欧洲国家，而不是欧盟。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知名政治家批评欧盟未能兑现团结一致的承诺。

此次疫情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引发的对抗更为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了污名化中国和推卸责任的策略。

此次疫情还助长了特朗普政府中一些官员的声势，他们一直希望打破国际供应链，使就业岗位回流美国。白宫的贸易保护主义拥趸彼得·纳瓦罗认为，此次疫情表明，“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美国只能依靠自己”。的确，美国不太可能再让自己陷入97%的抗生素都从中国进口这样的处境。

受此次疫情驱动的反全球化趋势最初将来自保护主义者和国家安全鹰派，但在与此次危机爆发前就已出现的趋势结合后，它将积蓄力量。在左翼阵营，环保运动不仅让航空旅行背负了恶名，还号召以本土化击败全球化。在右翼阵营，要求筑墙阻挡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反全球化者很可能会借助这些政治趋势，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最佳解决方案。相反，大流行病是一个典型的全球问题，最终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治理。如果各国走向自给自足，世界经济复苏将难上加难。

【延伸阅读】英媒：全球化并非疫情替罪羊，而是解题答案

参考消息网3月18日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4日发表文章称，全球化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人们现在却受悲观情绪影响，正在丢弃这些财富。文章编译如下：

75年来，我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相互关联。二战后的经济自由化使人类幸福感空前增强。战争不再常见，饥荒几乎被消除，识字率和寿命大幅增长，暴力和压迫骤减。

悲观情绪导致否定全球化

问题是，我们从未努力去理解是什么推动了人类的富有。事实上，我们拒绝相信人类比过去更富有。自1945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约两倍，而生活在赤贫线以下人口的数量下降了约三分之二，比例下降了约90%。然而只有10%的人相信贫困人口减少了。

在预期寿命、全球不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等问题上，我们同样悲观，也同样错误。瑞典医生汉斯·罗斯林曾就世界现状对人们进行调查，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把答案写在香蕉上，扔给黑猩猩，它们挑选出正确香蕉的次数会远远超过悲观的人类。

这种与生俱来的悲观情绪对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祖先非常有用，但在今天却具有误导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通过自我保护和抱怨全球供应链来应对新冠病毒。这是一种原始思维，而不是理性思维。我们的“蜥蜴脑”对一种未知疾病的反应是要把一切都拒之门外。

在紧张时期，我们又回到了部落思维，将陌生人视为更有可能携带病原体的人。随着对感染的恐惧超越了实际的感染，几乎可以肯定，我们的情绪会变得更强烈。

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阅读关于流行病如何成为全球化产物的文章。“我们应该减少对中国等国家的依赖”，“我们应该自己多种粮食”，“自己生产更多疫苗”等等——这些论点也反映了我们内心的“穴居人”。它们貌似直观，却大错特错。

此次疫情的预期死亡率为0.5%左右——虽然按现代标准衡量已经称得上是灾难性的，但不能说它是全球化的产物。

人们不应无视全球化益处

自给自足并不能带来安全。很多国家过去曾以生产大部分或全部粮食为目标，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本地化生产很容易受到歉收、自然灾害、虫灾等局部冲击的影响。

真正保证粮食安全的，是利用分散的全球供应网络的能力。全世界粮食最便宜的国家是新加坡，但该国一粒粮食也不生产。

我们的财富所依赖的全球化从未引发太多争论。几乎没有选民被它说服。它只是这样发生了，而由于它确实发挥了作用，人们也就默认了它的存在。问题在于，它的基础始终脆弱。正如行为心理学家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常说的，“坏胜于好”。人们把零售、金融服务、生物技术、法律、编程或视听领域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视为理所当然。而一旦有一家造船厂关闭，可能就会有人说全球化失败。

甚至在疫情开始之前，这种反应已经出现。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但是，支持自由市场绝非“教条”。这种支持基于经验，而不是感觉。它绝非意识形态，而是建立在我们不应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的理念之上。对于市场，更好的理解是，没有强制规定，可实现自我安排的一种状态。

当人们面对迫在眉睫的疫情惊慌失措时，这些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都难以服人的论点，几乎是不可能被表达出来的。

开放市场让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让我们的寿命延长了几十年，赋予了我们过去被认为只有巫师或神明才可拥有的能力。但我们从未注意到这些。

【延伸阅读】英媒：新冠疫情是“全球危机”，但非“全球化危机”

参考消息网3月18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日发表文章称，新冠病毒是全球危机，而不是全球化的危机。文章编译如下：

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严重性已经毋庸置疑了，我们需要弄清楚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它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和人类造成伤害，但这并不是世界经济的组织存在缺陷的结果，也不是人员、商品和资金在全球流动的结果。这是一场全球危机，而不是全球化的危机。

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如果政治家和商界领袖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世界应对下一场危机的能力就会减弱。

“零和思维”不是应对良方

当新型冠状病毒看起来还只是中国而不是世界的问题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说，尽管病毒令人遗憾，但它将“有助于”就业岗位加速返回北美，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果把世界经济看做是零和游戏，那么一国的损失必定是另一国的收获。

对于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来说，这种病毒表明，“我们不一定要依赖其他国家，甚至是亲密盟友，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物品”。在他看来，应对任何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拉起经济吊桥。

更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政府的想法并非独树一帜。这种病毒揭示了全球供应链的隐性成本和脆弱性，引发了对全球化的“反冲”。

值得高兴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反冲只出现在政界人士和专家当中。是的，一些供应链早在病毒出现前就被缩短了，而这场危机将导致其他供应链发生变化。但企业仍然看到了全球贸易的优势，消费者仍然从中受益，而且这仍然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多元供应链尤为重要

在经济上看，新型冠状病毒与福岛地震和核事故、美中贸易冲突以及最近发生的其他全球动荡可以说并驾齐驱。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显示了高度集中、准时的供应链——而不是国际供应链——的危险。

科尔尼公司的供应链咨询师佩尔·洪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在安排业务时都只考虑成本。然而，危机“凸显出企业需要围绕风险竞争力来设计供应链”，而不是单单围绕成本。他所合作的企业并没有将供应本土化，而是通过地区多样化来降低风险。他说：“这与放弃我们供应链的全球性质是完全相反的。”

福岛核事故表明，全球微芯片供应链中有很大一部分要经过日本，许多低端供应商集中在震区附近。但后来大客户看到了风险，于是将部分采购转移到了台湾。他们并没有转向国内芯片生产。

微芯片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说明了在世界各地的本土专业化分工如何创造出比一地生产更好的产品：最好的芯片制造设备来自荷兰；最强的芯片设计来自美国等等。

全球化是繁荣稳定之源

利润受到威胁的企业也无法容忍纳瓦罗关于所有威胁都源自国外的谬论。

这并不是要否认让生产与需求更接近的价值。在服装行业，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品位和技术进步为“近岸”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论据。“李维斯”牌牛仔裤公司正在运用全自动技术，用激光来最后制作或“磨旧”牛仔裤。这个在终端市场附近完成的90秒的过程，以前需要一个低成本国家的工人用半小时来完成。

但是，像“李维斯”这样的公司选择近岸外包是为了给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而不是为了降低国际贸易的风险。

全球化公司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产物，这对全球化的批评者来说是一个攻击点。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公司对其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负有责任，我们真的希望这些责任根据这些利益攸关方的出身而有所不同吗？

这将是不道德的。建立跨越边界的互利关系是跨国公司的美德，而不是罪恶。全球化将我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这些纽带使我们集体变得更加富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接受了全球化贸易、教育和投资的国家正是最繁荣的国家。1990年全球化兴起以来，有10多亿人摆脱了赤贫。政府和企业都不应该因为新冠病毒而放弃这一遗产。

即使在当前的危机中，全球化也能让世界更安全。各国经济因为跨国公司而融合，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在帮助他人时都有私利。这是一个稳定之源，而反全球主义言论只会冲淡它。

【延伸阅读】德媒评论：不应让全球化为疫情“背锅”

参考消息网3月10日报道 针对目前西方部分国家有人将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全球化”挂钩的情况，德国媒体近日发表评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不应归罪于全球化。全球经济已然交织在一起，疫情没有国界，值此之际，全球应当共同抗击疫情。

全球化有代价更有希望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7日刊文认为，全球化正在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替罪羊”。

文章提及，在法国，有人已经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找到了“替罪羊”。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公开指控全球化。他最近说：“有必要把某些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业务带回法国。”德国联邦议院基民盟议会党团负责人拉尔夫·布林克豪斯也坚信，人们现在将对全球化进行“新思考”。

文章认为，民粹主义者接受这种论证模式并加以利用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会质问：难道不是世界主义的精英人士在全球开会并通过坐出租车把病毒传播开来吗？难道不是激情澎湃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现在面临断裂危险的全球供应链吗？高墙和隔离不是针对远东致命危险的正确方案吗？所有这些说法很快都会出现。

文章指出，全球化的世界总体来说极其高效，但也极其脆弱。全球化不是一辆慢悠悠行驶的老爷车，而是一辆超级跑车，路面稍微有坑洼它就能在拐弯时飞出跑道。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此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路面坑洼。

文章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给人们带来的诸多教训之一便是：全球危机也是全球化的代价。这种代价无法完全避免，也没有特效药。政府必须明白这一点，并且坦诚地告知民众。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在危急时刻依然保持冷静的头脑。文章同时强调，带给人们希望的，也正是全球化本身。全球化天生就能促进创新与进步，它将继续提高生活水平，虽然它也永远不会完美。从前的那个互相分隔的世界不应该重现。以前也有流行病，也有灾难，但是当时的世界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具备良好的应对措施。

阻击疫情需要跨国合作

德国《每日镜报》网站3月6日发表题为《疫情需要全球一起抗击》的文章指出，疫情没有国界，全球应共同抗击。

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仅影响全球卫生系统，而且也影响各国经济。那意味着营业额损失、供应短缺和失业率上升。任何试图通过各自国家的措施来寻求救赎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样做没有前途。全球经济交织在一起。2008年的时候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新冠病毒疫情没有国界。因此，答案必须是跨国界的。

文章认为，抗击全球疫情需要最高层面的合作。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协调他们的战略。他们必须帮助避免出现一级输家和二级输家。遗憾的是，特朗普、马克龙、约翰逊和默克尔目前全都关注自己的事情，他们似乎都不理解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曾经有一段时间，全世界日益认识到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这段时间过了没有多久，但现在人们却忧伤地渴望这段时间。

【延伸阅读】英报评述：反全球化无法阻止新冠病毒传播

参考消息网3月5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3月3日发表文章称，对疫情来说，分享信息和资源至关重要，反对全球化阻止不了疫情或任何全球威胁。文章编译如下：

冠状病毒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十分惊人，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随着贸易、金融、旅游、网络和其他领域的规模扩大和互动增加，全球化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

混沌理论之父爱德华·洛伦茨指出，蝴蝶在巴西上空扇动翅膀可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发龙卷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和日趋复杂的一个内在结果是，它也存在“蝴蝶缺陷”。

全球化产品的超级传播者，比如主要的机场枢纽，也是坏东西的超级传播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戏剧性例子，说明传染病如何能够一夜之间从美国蔓延到全球市场。网络病毒的迅速传播也是如此。

金融危机之后，当央行打开货币救火水管时，他们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即缺乏现金。而他们现在提振市场的努力，例如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能产生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这是因为市场仍然充斥着流动性过剩。由于利率处于创纪录低点，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不大。这也是因为，日本、欧洲和美国对连续降息的反应减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财政政策方面原本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多，但现在也不会那么有效——甚至还可能出现通胀，因为在疫情暴发期间，由于工人隔离、工厂关闭和供应链中断，满足现有需求将变得更加困难。

金融当局为防止上次危机重演而采取的保守措施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社会无法建立对疫情等新威胁的复原力。

例如，监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与资金集中在少数地区有关的风险。各竞争对手的总部都在相邻的建筑物内。因此，当一场疫情或其他事件导致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关闭时，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就会增加。

导致金融危机的自满情绪与对疫情缺乏准备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利润和收入的迅速增长以及其他危机的短暂性质，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危险的信心，认为另一场大萧条的威胁已经消失。结果，新的系统性风险升级了。

在卫生领域，不断提高的预期寿命和在防止1918年毁灭性的流感大流行重演方面的成功创造了虚假的安全感。但是，世界现在更加相互依赖。全球化以及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旅行的激增使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但也传播了传染病。

随着威胁升级，各国政府开始对国际体系置之不理。世界卫生组织缺乏资源和权威，尤其是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新冠病毒又发生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面临巨大压力、财政紧缩和私有化导致政府能力受到削弱的时候。

疫情不同于其他全球风险，因为它可能发源于任何地方。在金融系统、气候变化、抗生素耐药性或网络空间等问题威胁的情况下，少数行为体即可以降低风险。在疫情方面则不然，监测和干预各地情况以隔离疫情的能力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国家。同时还需要全球共同努力研制疫苗。分享信息和资源至关重要。

高墙阻止不了疫情或任何全球威胁。对一体化的复杂系统来说，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就是整个系统的强度。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生命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人们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资源。现在面临考验的是人们是否有合作的意愿。

【延伸阅读】对立还是合作？外媒：新冠肺炎疫情呼唤新全球化模式

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3月6日发表两篇专家文章称，在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的情形下，人们应超越民族主义，进行有效的全球协作才能解决问题。

其中一篇文章作者为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陆克文，题为《新冠肺炎超越民族主义》，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新冠肺炎残酷地提醒我们，全球流行病和气候变化一样不分政治国界。中国在今年1月和2月经历的疫情，很可能会于3月和4月在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重现。各地的感染人数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气温、公共卫生检测和治疗系统的相对实力、不同程度的财政和经济韧性等不确定因素。我们应该明智地为此类不确定性做好准备，而不是屈服于非理性的恐慌——更不要说迎合种族主义的成见了。

这种病毒再次提醒我们，任何个人或国家都不是一座孤岛。然而到目前为止，政治领导人大都未能控制住民众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几乎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公共汽车、火车和街道上，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遭到了我所目睹的那种不公正待遇。既然这种病毒已经袭击了意大利，那么意大利人会不会是下一个？

目睹普遍缺失的团结、共情和同情心，令人感到震惊。伦敦、悉尼、多伦多、柏林或巴黎在相同的情况下会怎样？面对一场显然是全球性的危机，对其他国家苦难的漠不关心对于我们制定有效的全球对策毫无帮助。

美国本来可以很容易地与中国接触，早早建立一个应对新冠疫情的高级别联合工作组，并辅之以一种超越政治的人类团结的公开表述。然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却发表声明抨击中国，敦促美国投资者到美国避难。的确，在过去3年里，美国和中国一直处于战略碰撞的轨道上。但眼下，敌对不是解决办法。这只是一种态度，无助于解决问题。

目前，世界各地存在着明显的信心危机。这体现在了公众的恐慌和金融市场加剧的动荡中。为什么美国不召集一次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财政部长和政府首脑的紧急会议？这样一次会议不必面对面举行，它可以以虚拟方式举行，并与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展开合作。这可能会迅速产生一个协商一致的政策框架，以及严肃的财政承诺，以应对正在蔓延的疫情。

在爆发国际危机的时候，打民族主义牌是最简单也最低级的国内政治形式。但冷静下来就会发现，这解决不了任何一个问题。只有有效的全球协作才能解决问题。

另一篇文章作者为土耳其前经济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凯末尔·德尔维什，题为《新冠肺炎对于国际合作意味着什么？》，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纵观历史，危机和人类进步通常密切相关。持续发展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固化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并加速退避全球化进程，但这场疫情也可能引发新一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股国际合作热潮。

新冠肺炎不仅可能成为一场严重的卫生危机，还可能变成一场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危机。显而易见，这场疫情引出一个问题：世界应如何为应对疫情威胁团结起来？

这场持续发展的灾情可能引发两种不同的政治走势。

第一种走势是，这场危机可能催生减少全球互通性的举动，涉及领域包括旅游、贸易以及金融和数据流动。当前这场危机可能引发的第二种政治走势是要求全球加强合作。事实上，这种走势更具重要意义。

防控疾病在全球大流行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而要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就需加强全球协同。

人类须自行组织起来，以减少与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生物恐怖主义以及人工智能失控等问题相关的风险。虽然这需要实现历史性大飞跃，但重大危机往往会为实施大力改革开辟政治空间。当前正值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处于倒退状态，而疫情造成的恐惧和损失或许会鼓励人们努力创造一种更佳的全球化模式。

来源：参考消息，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0/0326/2405801.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