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是阐释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重要假说。EKC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一个经济体的环境质量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会恶化，随着经济增长在后期会得到改善。EKC假说的提出对环境资源经济学界而言是一个重要发现，它表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不是绝对负面的，经济增长可以促进环境治理意愿与能力的提升。然而，EKC假说也会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一些国家，消极等待环境质量改善的“倒U”曲线拐点的到来，而不是积极发掘自身优势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KC假说模型在非洲的实证检验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形成EKC假说所描述的“倒U”型关系，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政府和企业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技术与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以及污染产业出现跨国转移。在实证检验层面，EKC假说在发达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EKC假说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检验目前只存在于“倒U”曲线的上升阶段，发展中国家是否一定会达到环境质量恶化的临界点而不陷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陷阱”仍存在疑问。与此同时，EKC假说存在内生性缺陷、数据来源缺陷、适用性不足、解释力和预测力弱等问题，因此EKC假说作为“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并不可靠。
国内外学者针对EKC假说在非洲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区域宏观研究和国别微观研究两类。区域宏观研究考察EKC模型在非洲大陆及次区域的有效性。国别微观研究则根据国别和产业特点分别选取不同的经济与环境指标检验EKC模型的有效性。EKC模型在非洲的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总体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同一个研究中选取不同环境或经济指标检验EKC假说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符合EKC模型假说，农业相关的森林毁坏率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符合EKC模型的预测。从综合能源消耗、烃类气体消耗和石油消耗的指标角度，长远来看，EKC模型适用于南非。但从原煤、中煤和电力消耗指标角度，长远来看，EKC曲线并不存在。
第二，选取同一环境或经济指标检验EKC假说，短期与长期的有效性存在差异。例如，从长期来看，南非的石油消耗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符合EKC模型预测；但短期来看，EKC曲线并不存在。短期来看，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联系；长期来看，EKC假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并不存在有效性。
第三，相应指标的模型验证不支持EKC假说。例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与CO2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不符合EKC模型所预测的正相关关系。
第四，针对EKC模型在非洲实证检验多重视非经济因素对环境质量提升的影响。发展国际贸易、调整经济结构、增强政府制度建设、降低单位产值能耗、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公众和企业环保意识成为研究者普遍的建议，也成为检验EKC模式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总体而言，EKC模型在非洲地区的实证检验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检验结果再次印证了EKC模型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基于EKC模型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并非非洲国家不可避免的选择，探索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非洲路径，需要对非洲的发展环境和优势进行理性的分析。
非洲选择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紧迫性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后，非洲国家普遍认为国家经济的绿色转型将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强调有必要将绿色经济确立为国家发展的优先选择。非洲国家普遍关注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包容性的绿色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非洲单一经济结构变革。包容性的绿色经济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均衡可持续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经济体需要制定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绿色经济发展需要制度、政策的支持以加强绿色经济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衔接。这势必将促进经济活动的多样化，鼓励市场竞争，降低经济结构的脆弱性。
第二，包容性绿色经济将有效缓解资源环境因素对非洲地区安全的影响。非洲炎热干燥的气候特征、落后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以及气候变化的加剧让非洲的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水资源和粮食安全风险的增大加剧了地区传统安全风险。在非洲水资源缺乏的背景下，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将有助于缓解粮食安全问题。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将有效缓解非洲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安全威胁，继而减轻资源环境因素对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第三，非洲缺乏通过污染产业转移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途径。向经济落后地区转移环境非友好型产业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非洲国家是全球范围内工业化起步最晚的地区之一。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另一方面，非洲大陆国家也无法复制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污染产业的历史经验。因此，采取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合作，推动低碳环保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避免消极等待经济增长反哺环境保护成为非洲国家普遍的选择。
非洲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优势
非洲在摆脱EKC模型所预测的发展轨迹、探索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存在一些独特的优势。
第一，非洲采取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面临良好的国际环境。欧美国家工业化起步发展的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仍未形成普遍的国际共识，社会环保意识薄弱，国际规制和合作缺乏，因此欧美国家普遍未能避开“先污染后治理”的陷阱。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保护在法律层面形成了由各类涉及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法律文件组成的国际环境法体系。如今通过国际合作治理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日臻完善，非洲国家能够通过国际合作争取绿色发展所需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支持。
第二，非洲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存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方面的后发优势。环境科技、产业技术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对于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至关重要。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未能避开“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很重要的原因是环保意识缺乏和技术能力的限制。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在清洁能源、环保新材料、污染治理等环境技术的获取和推广上拥有后发优势。同时，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方兴未艾，为非洲超越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了更多选择。
第三，非洲本土丰富的环境哲学与伦理思想是非洲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舆论优势。非洲文化中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存在物普遍抱有敬畏和尊重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非洲人长久以来推崇的价值。非洲本土世界观将人与自然区别对待，同时也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首先，在非洲文化中，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物质性联系，更是一种精神性和伦理性的联系。很多非洲民族将他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视为一种亲属关系。非洲人形成了一种关于自然的有机观念，倡导人类与动植物界应该是一种生态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Oromo）文化和中南部非洲的桑人（San）文化都认为自然与其他创造物应当处于一种共存的关系之中。奥罗莫人认为，正义、正直和尊重并非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德性，同时也是非人类存在物和土地的德性。其次，很多非洲民族认为土地不属于人类，而属于神灵。人类确实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但是人类并非世界的主宰者，而是其他存在物的朋友。例如，奥罗莫人认为需要尊重造物主给予动物的权利，野生动物无论对于人类有用与否都有生存权。最后，很多非洲部落基于图腾崇拜和其他宗教信仰而保护野生动物。部落成员被禁止伤害、捕杀或食用图腾动物，同时图腾动物也被认为会敬畏、保护以其为图腾的部落。
第四，中非合作将有助于非洲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了一条受国际理念影响、政府主导、运用激励与约束的市场化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中国特色之路。共同实施绿色发展行动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之一。中国在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强中非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经验交流，将有助于非洲国家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中非双方应当深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合作、荒漠化防治、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等重点绿色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此外，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是非洲国家普遍重视的发展方向，中非加强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将有助于非洲通过相关技术和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08_5316025.shtml 发表时间：2021年03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