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中跨国公司的行为逻辑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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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迄今,已有近千家跨国公司不同程度撤离俄罗斯,对俄不仅影响就业、削弱财政汲取能力、冲击经济基础,更以“经济组织集体选择”方式使其“霸权入侵”的形象标签化,使之政治上被孤立。跨国公司作为政经利益统一体和跨国行为体,其行为受资本权力驱使与政治权力制约,反过来也深刻影响国际政经格局。跨国公司集中撤离俄罗斯,启示我们要全面认识跨国公司,发挥其在经贸交往、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协调、沟通作用;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增强经济的兼容性和黏性,提升跨国公司的根植性,为培育中资跨国公司创造环境。同时,“德不孤、必有邻,思无邪、言必中”,我们要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重视占据道义制高点,避免“全球化给予的,同样也会被拿走”。

关键词:俄乌冲突跨国公司行为逻辑警醒启示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英德法日等58个国家布局于能源、金融、科技、汽车、消费等11个行业的近千家跨国公司不同程度撤离俄罗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跨国公司集中撤离影响全球政经格局,且在持续发酵之中。

一、82%的跨国公司不同程度集中撤离俄罗斯,18%保持继续经营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团队通过政府报告和公司公告等,统计俄乌冲突中的跨国公司行为。我们以之为基础开展相关分析 。以下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截至2022年4月30日。

(一)俄乌冲突中跨国公司行为基本情况

耶鲁名单将俄乌冲突后跨国公司在俄经营分为撤离、暂停业务、缩减经营活动、暂停投资和维持原样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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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318家企业彻底停止在俄业务经营并退出。其中美国企业占39%,英波德芬等国企业次之。行业分布上,金融及咨询与事务所占比最高,信息技术与科技研发企业次之。这类企业撤离成本低、反应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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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业务:412家企业暂停在俄运营,但保留未来重启选项。其中美英德企业近一半,其次是日企。行业分布上,暂停业务中机械设备与工业制造企业占比显著提高。这类企业实体投资多、撤离成本高,面对危机与压力,更多采取暂停业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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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经营活动:121家企业缩减部分业务规模和范围,但继续开展其他业务。其中美国企业占36%,其他以欧洲企业为主。行业分布上,制造、零售、快消企业占比较高。这类企业面临政治压力较大,但停工成本高,故采取折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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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投资:143家企业继续开展目前业务,但宣布延迟未来在俄的投资、开发、营销等。这以美德法等国企业为主。行业分布中,零售贸易与日化快消、能源采矿与化工材料企业居前。这类企业投资大,撤离、暂停或缩减业务成本均较高,故暂停新业务以避免风险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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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原样:216家企业保持原有经营状态及投资计划。其中中国企业最多,占比19%。行业分布中,制造业占比高于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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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公司撤离时间线

刚开始主要是BP、壳牌、埃森克美孚、IBM、戴尔、苹果、谷歌等能源和科技行业企业宣布撤离,随后麦当劳、星巴克、可口可乐等消费类企业也宣布暂停业务或撤离。随着时间推移和事件演变,企业态度有所变化——趋向选择缩减规模或暂停投资,日本公司较明显;相形之下,芬兰公司则趋向撤离或暂停业务。这有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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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英德芬法企业行动相对决绝

耶鲁名单主要关注西方公司,占81.7%;关注其他国家公司相对较少,有难以施加舆论压力等原因。国别上,选择撤离和暂停业务最多的是美英德芬法5国企业;撤离形式上,欧盟及北约成员国企业在撤离、暂停业务、维持原样的企业中分别占89.6%、82.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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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轻资产企业更倾向撤离,重点行业龙头企业行动较为一致但动因不一

重资产企业更倾向继续在俄经营或保留部分业务,而轻资产公司则更倾向撤离在俄业务。这与资产专用性、撤离便利度与灵活性、成本收益等综合相关。

能源企业受各国政府影响,面临巨额损失也多选择撤离;科技巨头除不同程度撤离外,还通过限制访问、降级限流、删除账号、应用下架、限制功能等方式参与制裁,限制俄舆论影响;各大汽车厂商主要因供应链断裂,选择撤离或暂停产销。

(五)上市公司倾向暂停业务或投资

上市公司选择暂停业务或投资的占比高,更希望留有余地、稳妥处理危机。维持原样的企业中,上市公司占比最低,说明非上市公司承受舆论压力相对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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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乌冲突中跨国公司的行为逻辑:“经济人”在剧烈国际冲突中的综合考量

在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时期,跨国公司主要以去国家化、去政治化的“理性经济人”形象出现,政治属性往往被忽视。但跨国公司受国际垄断资本驱使、同国家政治权力深度融合,既是独立的跨国经济行为体,也是国家影响国际政经格局的载体。一般情况下,跨国公司隐藏政治立场或保持缄默,避免卷入政治,只在母国与东道国冲突极度加剧时才显现政治属性,表现出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深层特征——此次跨国公司的集体行动即是案例。

(一)经济利益:资本驱使是跨国公司行为的底层逻辑

跨国公司受资本权力驱使。资本的增殖性与扩张性要求“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决定了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资本扩张的重要载体和现代企业的特殊组织形式,跨越空间局限在全球配置资源、获取利润。

俄乌冲突爆发后跨国公司的初期行为,作为本能反应,更真实反映资本意志——大部分公司开始并未停止在俄业务,迄今仍有74%的跨国公司不同程度保留在俄业务、216家维持原样,可见跨国公司对资本增殖的理性追求。

但反过来看,则是82%跨国公司不同程度撤离,尽管重创俄经济但也“自损八百”,从资本运行机制看,这也相当于俄摆脱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为俄企业或国际竞争者提供机会。资本逐利性不能完全解释这类行为,还要从政治等角度综合观察。

(二)政治正确:政治权力制约、支配跨国公司的经济行为

国际垄断资本促进跨国公司同国家权力深度融合。跨国公司全球扩张被视为母国国家权力的延伸,其经济行为受母国政治权力控制、与政治正确相连——尤其是跨国公司的集体行动,不能再简单视为经济问题。

首先,母国政治权力支配跨国公司经济权力。从18世纪末英国的治外法权到20世纪初美国的域外规制,美国至少早在1913年就认识到“跨国公司作为全球行为者,须予跨境监管”,并构建起整套严密的域外规制体系。跨国公司经济行为受母国政治权力制约,客观上要求其在必要时保持政治正确——尤其当母国同东道国冲突加剧时,原本看似摆脱国家身份的跨国公司就会被套上政治枷锁。而且跨国公司在协调与母国和东道国的关系时,必要时会向母国寻求支持和保护;跨国公司多数股权一般属于母国法人,利益与母国通常更为一致。因此相较东道国,母国往往更有规制跨国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力。

其次,跨国公司经济行为一定程度受霸权国家支配。跨国公司是国家谋求霸权的手段之一,也是霸权国家披上“跨国公司经济行为”外衣对他国推进“软征服”的载体。一些缺乏自主性的盟国或依附国,其跨国公司也受霸权国影响。

受政治权力制约、支配之外,主流价值观及社会评价也影响跨国公司经济行为与形象塑造,是其重要的行动参照。

(三)政经互动:俄乌冲突中的跨国公司行为逻辑

跨国公司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经济行为体,也是国家谋求政经与文化话语权的联系工具。政经互动、资本与政治的权力博弈,主导着此次跨国公司的行动。

经济人和政治化双重属性,决定了跨国公司行为底层逻辑的双重路径——资本对物的支配使之超越国家身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实体在世界范围攫取利润;资本对人的支配使之成为母国利益代表,影响甚至主导东道国的政经格局与文化结构。

双重属性决定了跨国公司要综合考虑政经利益。资本逐利性使跨国公司一般情况下倾向于营利,甚至以帮助东道国实现一定目标等方式实现经济利益深度“捆绑”。但当国际环境急剧变化且母国政治需要时,跨国公司的经济属性便让位于政治属性。此次跨国公司不同程度撤离俄罗斯,即是其在综合经济利益、政治正确和价值判断之后的选择,也是相关国家政经博弈在微观层面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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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持原样的企业主要受资本权力支配,同时也受公司状况及俄资源、市场等因素影响

约18%跨国公司选择继续在俄经营,追求经济利益是主逻辑。对同俄乌没有过多利益纠葛和价值观冲突的国家而言,资本逻辑基本可以解释其跨国公司的行为。

持中立态度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致如此。以中印两国公司为代表,这些企业更多根据业务及市场状况进行决策。如54家被纳入统计的中国公司,大部分未实质性撤离。

政治立场鲜明国家的跨国公司除受政治权力支配外,业务体系、供应链体系、资产轻重以及俄资源、市场等也有重要影响——美国也仍有20多家跨国公司选择继续在俄经营。

2.撤离的企业主要受政治权力制约

同俄乌冲突有广泛政经利益纠葛的国家,政治权力主导其跨国公司行为。国际冲突背后的政治控制和价值判断,使部分跨国公司宁愿放弃经济利益而选择撤离,以保证“政治正确”。

3.暂停业务的公司试图在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同俄乌及相关国家存在利益纠葛、但试图寻求政经平衡的国家,其跨国公司更多受制于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双重作用。

美西方国家或利益密切相关者的跨国公司在冲突爆发初期,要么选择暂停部分业务来表明政治立场,同时保留部分业务以维持经济利益;要么保持缄默、隐藏政治立场以继续在俄经营,但随时间推移和事件演变,均衡“政治正确”、价值判断和社会舆论等多重因素后,这些跨国公司暂停部分业务,暂时舍弃部分在俄经济利益。

三、俄乌冲突中跨国公司集体行动的启示

跨国公司撤离俄罗斯,以“经济组织集体选择”方式使俄“霸权入侵”形象标签化,使之被孤立,导致经济上两败俱伤、政治上影响重大。失去了跨国公司这一利益“钩联”和冲突“缓冲垫”,不仅冲击俄罗斯经济基础,更反向加剧俄同相关国家冲突。在经济全球化逆流期,此事件警醒我们思考系列问题。

(一)全面认识跨国公司

首先,双重属性使跨国公司“非政治化”流于浅表。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经济治理主体之一,还通过组织化力量、结构性权力,“在税收、就业及国际表现等方面使大部分主权国家政府黯然失色”(大卫•西普莱)。经济力量的集中,使得这些“小小共和国”(罗伯特•洛曾)“具体而微的政治体”(威廉•布莱克斯)能与不少主权国家展开经济竞争甚至控制弱小国家。

其次,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并未动摇国家主权者地位。跨国公司仅仅只是冲击了传统意义上国家与公司的关系——国家规制公司变成母国和东道国分别规制跨国公司总部及外国子公司。跨国公司尽管经济力量强大,但在大国面前仍然脆弱,绝非“既无身体可施惩罚,也无灵魂可供谴责,因此可以为所欲为”的法人“利维坦”。

第三,跨国公司在面临政治正确选择的时候,究竟更靠近其最大市场所在国、上市所在国、控制人/管理层所在国还是价值观更接近的国家?此事件使跨国公司终极归属权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跨国公司的规范权仍集中于母国。尤其是母国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制于母国的经济条件与政治立场、秉承和政府一致或近似的价值观,一旦形成政治正确共识,就容易超越经济利益而按母国要求行动。

可见,跨国公司并没有像很多人在21世纪初期待的那样无国界发展,而仍只是跨国界发展。

(二)重视与跨国公司的协调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跨国公司亦复如此,在推动全球化中获取了诸多利益。两者这一共同点,使得我们在经贸交往、政治博弈中,具有通过跨国公司协调一致、谋求共识的基础和可能。

基于对跨国公司的再认识,加之跨国公司占我国对外贸易的40%、高技术产品贸易的60%、技术进口合同金额的53%、中间品贸易额的25%,即使仅从稳外资的角度,我们也要更重视与跨国公司的协调,完善领导人接见、深度对话、峰会论坛等制度性沟通机制,发挥其在国际经贸交往中的钩联作用、政治博弈中的桥梁作用、促进中国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竞合作用。同时,加深对国际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与掌控,避免其经济控制、文化侵蚀和“美第奇恶性循环”等负面影响。

(三)增强经济兼容性和黏性,提升跨国公司根植性

跨国公司受政治正确、价值判断影响,前者难以改变、后者根深蒂固,但经济考量始终是经济组织行为的底层逻辑。东道国对之能施加有效影响的主要是经济渠道。

相比俄乌冲突,在中美经贸博弈中跨国公司的行为差异,除价值判断、政治正确有别之外,也有中俄经济黏性和“羁糜”能力的不同。这提示我们要提高跨国公司根植性,仍然要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一是发挥外商投资法的基础性保障作用,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符合国际规则的方式,鼓励跨国公司更多选择绿地投资等深度进入模式,而非贸易、设立代表处、低比例股权投资等低控制型进入模式。

二是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改善公共服务、健全要素市场、完善配套体系,强化跨国公司与配套企业的联系,支持跨国公司融入我国创新体系,满足其在中国的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支持总部服务业发展,促进跨国公司本土化。

三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业务布局重点、利润增长点、投资避风港,使其有利可图,增强利益钩联。

(四)为培育中资跨国公司创造环境

事件彰显了跨国公司在全球政经博弈中的重要性。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投资输出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既有基础也有必要。

一是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加强信息、法律、人才、海外权益保护等对海外投资的服务。二是结合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等工作,为培育中资跨国公司创造环境。三是加强中资公司在境外的协调配合,解决境外恶性竞争顽疾。四是提升中资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在前期做好国别研究、风险研判和应对预案,尽量避免在地缘政治风险高、意识形态摩擦大的国家或地区布局重资产业务。

(五)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重视占据道义制高点

跨国公司集中行动,也反映了西方的国际话语优势。一张耶鲁大学名单,竟然影响数百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去留决策、使一些未表态的上市公司股票在一天内产生10%以上的跌幅。这背后是宣传体系长期的文化影响、形象塑造,潜移默化影响跨国公司的决策层和投资者。

事件提示我们,需要改变过去因忽视占据道义制高点和争夺话语权而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引导和鼓励中国企业提升政经文化并驾齐驱进行全球布局的战略思维,在规模优势和制造能力的基础上去竞逐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繁盛的文化业和“文明、开放、友好”的宣传系统,能对内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对外增加亲和力、减少摩擦力,是实现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国际传播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倡导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跨国公司这一促进文化认同和文明融合的文化共同体,可以成为增强中国与其母国理解与合作的纽带。

最重要的是,只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能避免“全球化给予的,同样也会被拿走”。

企业研究所项安波
李君航(中央财经大学)
王怡颖(北京大学)
如需获得全文,请致电:010-65232727,或 E-mail:drcreport@vip.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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