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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百年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塑造

作者: 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 发布日期:20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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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梳理百年变局及其影响,认为百年变局带给中国最深刻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和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而积极塑造战略机遇期应被视为中国应对百年变局的核心趋向。百年变局最根本的动力是科技产业革命与大国兴衰的加速,最深刻的体现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最能动的因素是思想观念激烈变革,最耀眼的表现莫过于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在坚持抓住、用好、维护战略机遇期等传统思路的同时,更应把延长和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作为主导战略方向。文章认为,应对百年变局,塑造中国战略机遇期,其基石在于聚焦中国全方位发展,推动全面开放;其关键在于锤炼全球视野,积极为世界提供新的战略机遇;其支撑在于夯实地区重心,优化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环境。

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转型与中国崛起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成为时代主调,推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迎来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关键时刻。迈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三个“百年”深刻交集。在第一个“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之际,如何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战略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其独有的内涵,尤其是对中国有着深刻而广远的影响,不仅给中国和平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必然带来严峻的挑战。有鉴于此,中国是否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引发了战略学界的高度关注乃至热烈争论,中国如何抓住、用好、维护、延长、塑造战略机遇期,更被视为中国应对百年变局的核心议题。

一、百年变局与中国的互动

变局是世界之常态,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变局命题具有特定含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决策者高度关注世界格局变化,强调世界处于深刻变革和调整之中,密切关注全球变革对中国的影响,并以此为重要外部条件来调整国际战略布局。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发生更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论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深刻把握时代风云,做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在2017年12月28日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对百年变局的深刻认识。他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在2018年7月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他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在2018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他强调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在2019年1月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在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他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百年变局带来的难得机遇与深刻挑战,并以此为重要依据谋划中国整体战略布局、推进对外工作。

百年变局的到来,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与大国兴衰、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密切相关,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催生的西方蜕变密切相关,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密切相关。百年变局是世界新旧力量博弈的演进过程,其变革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主要表现为:力量对比大变局,包括大国间力量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对比、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对比的巨大变化;发展范式的转变,主要是由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向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巨变;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转变,主要是具有替代特征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发展。笔者认为,百年变局最根本的动力是科技产业革命与大国兴衰的加速。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太空技术、生物技术、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全面酝酿,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巨大发展。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经济、社会和军事力量革命性增长,改变着国力增强方式、国际竞争内涵和传统战争形态,全面拉动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展,是导致世界大变局的根本驱动力量。另一方面,百年变局最具有根本作用的动力是大国兴衰。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群体,这是世界发展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促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告别单极化。总体而言,现在的变局是从西方中心向非西方中心转移,出现西方中心和非西方中心并重的局面,目前正处于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和科学革命发展孕育期叠加出现的阶段,这个变局刚刚开始,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除中国、印度等少数国家经济表现尚属亮丽之外,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历从群体性崛起到群体性衰落或群体性转型的痛苦过程。与之相关,百年变局最深刻的体现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面对世界大变局,各主要力量加紧内外战略调整,抢占战略制高点,力争在博弈中占据优势,导致国际形势加速深刻演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凸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世界面临单边与多边、对抗与对话、封闭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更值得关注的是,百年变局最能动的因素是思想观念激烈变革。面对百年变局,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既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成不了救世主,各国唯有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弥足珍贵。然而,由于国家实力对比的显著变化,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民粹思潮蔓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乃至新孤立主义在美国这一世界中心国家兴起,大国战略竞争趋于激烈。笔者认为,世界尚处于百年变局前期,国际体系变革接近临界点,在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和科学革命发展孕育期三个历史长周期叠加之际,世界站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各国出现诸多分歧、迷茫和忧虑势在必然。

百年变局最耀眼的表现,莫过于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百年未有,处于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节点上,中国战略构想与动向举世瞩目。在世界各国普遍陷入迷茫之际,中国紧紧抓住时代发展的脉搏,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乱象中的中流砥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所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我们需要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视野下来认识,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其发展与转变不仅改变自身,也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全面崛起带动了发展中大国的群体崛起和发展中世界的深入合作,成为推动百年变局向战略合作与良性竞争发展的引领性力量。与之相关,中国作为东方的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并正在成为世界强国,百年变局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深度博弈,必然对中国战略机遇期带来严峻挑战,中国的走向也必然对百年变局带来重大影响。

二、百年变局视角下的中国战略机遇期

百年变局对中国最深刻的挑战就是战略机遇期是否继续存在。多年来,战略机遇期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用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词,如何迎来、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向来被视为谋划中国战略的重要出发点。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的特点,往往表现为偶然性、或然性,而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面对风云际会、震荡改组、重新洗牌的时代变局,战略机遇自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战略机遇不是单一的战略态势,而是战略竞争、战略挑战、战略突破、战略平衡、战略危机与战略转机的结合。战略机遇期指的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能为一国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从全球角度看,战略机遇期是世界范围内各种矛盾运动变化的结果,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机遇;从国家角度看,战略机遇期则是该国在具备迅速发展条件基础上迈向腾飞的中间阶段,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关口。战略机遇期是机遇与挑战互通并存、交织共生的集合体,在发展机遇、优良环境的另一面,往往就是暗藏威胁和酝酿现实挑战的摇篮,二者相辅相成。有鉴于此,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如影随形,战略机遇期的形成与延续,不仅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客观因素,更可以被主动塑造。

抓住战略机遇发展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实现发展的宝贵经验。从“一边倒”到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毛泽东抓住国际风云变幻的战略机遇,领导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和外交突破,打破了大国封锁和包围,使中国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大国。从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到和平发展主题,邓小平抓住全球变革的难得机遇,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国内外局势同时出现重大变革,江泽民抓住历史机遇,做出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战略判断。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战略机遇期的时间范围作了进一步明确的定位,即把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年与战略机遇期20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拓展了战略机遇期的广度和深度。胡锦涛强调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意义:“无论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机遇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来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从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几乎每一次战略突破,都同把重大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伴随着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入展开,“同舟共济”为“同舟共‘挤’”所取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似乎突然陷入了某种战略性困境,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都面临着突如其来的严峻战略压力,特朗普主政美国之后更是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遏制、围堵中国的意图彰显。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各界众说纷纭,持否定观点者甚多。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研究中国战略机遇期并做出了坚定而乐观的判断。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重要机遇期与重大风险期两种状态并存,光明前景与严峻挑战两种趋势同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在2018年1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他强调,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论断代表了中国决策者的信心与决心。与此同时,他对国内外形势有着清晰深刻的认识,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堪称总体性的判断和工作部署:“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中国拥有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其基础在于中国自身的持续发展和战略创新。习近平强调,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渐从学习、对标转向引领,中国在更广阔的舞台之上充分展现大国风范,引领世界大方向,进入21世纪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中国与世界进入良性互动的关键时期,中国创造出新的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全球治理处于变革期,国际环境新变化蕴含着新机遇。无论是新技术革命的汹涌蓬勃、跨国公司的全球开拓还是发展中世界强烈的发展诉求,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也都是中国推动全面开放的战略机遇。从国际大势看,新兴大国崛起、世界权势转移、西方总体困顿之势未改且更明晰,这是中国继续保有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代条件;从未来发展看,美欧日发展空间受限、增长动力减弱、虚拟经济泛滥等深层矛盾,恰恰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优势。在逆全球化潮流汹涌的情势之下,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立场、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战略机遇的作为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这也是中国拥有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从世界经济的依赖者转变为主要贡献者,从国际体系变革的适应者转变为重要引领者,成为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性塑造者。尤其是,中国强化发展中大国合作、相邻大国协调和“一带一路”拓展,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动塑造者,推动国际合作与大国战略协调的深化,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因此,习近平强调中国机遇的内涵在不断扩充,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可以说,中国发展是立足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大背景来进行谋划的。

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生成条件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存在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特朗普对华战略的冲突趋向导致中国陷入战略性困境,国家安全环境有所恶化,阴晴不定的国际经济形势给中国带来了输入性压力。在现实主义回潮与经济全球化转型背景下,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难度明显增加。中国国际环境必将更趋复杂,不排除有人可能制造障碍或事端,企图干扰中国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生态文明、文化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诸多内在挑战,这些内在挑战与国际情势变革难以区隔,使得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博弈,“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综上所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从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型为主向相对脆弱型、更加依赖主动塑造能力的方向转变。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强调任何机遇均来自自身主动地创造或采取行动成功地化挑战为机遇。在坚持抓住、用好、维护战略机遇期等传统思路的同时,致力于延长和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成为我们必然的战略趋向,而塑造战略机遇期应被视为主导方向。

三、应对百年变局,塑造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

面对百年变局和战略机遇期的演进,中国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我们必须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力,增强全球思维、战略思维能力。2013年1月,习近平提出“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的战略构想。2018年5月,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总结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2018年6月,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的战略思路。2019年4月,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从各种乱象中看清实质,从历史的维度中把握规律。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综上所述,面对百年变局,习近平带领中国秉持战略定力,拓展战略远见,深化战略运筹,实现战略创新,积极把握和创造战略机遇期,构建以“融入—变革—塑造”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致力于丰富和平发展的内容,规划崛起之后的战略走向,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习近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行战略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等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新理念新思想,积极运筹战略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在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金融秩序、基础设施建设和东亚全面合作等领域积极作为,积极塑造和创造出中国新的战略机遇期。伴随着这些战略举措,中国不仅成长为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也成长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重要维护者和积极推动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坚持“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强调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注重战略运筹,避免战略误判,防止陷入战略误区,紧扣战略机遇期新内涵进行谋划和实施,在百年变局中稳健发展,积极塑造新战略机遇期,体现了“仁以天下、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的优良战略传统。

应对百年变局,塑造中国战略机遇期,其基石在于聚焦中国全方位发展,推动全面开放。换言之,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全力提升综合国力,夯实中国全面崛起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同时抓住时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全方位发展的核心基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塑造战略机遇期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积极推动结构改革和转型升级,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稳定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习近平强调,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我们坚持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坚持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坚持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坚持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通过以上措施,从而全面激发和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充沛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主动顺应全球化潮流,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等各种试点试验,在商事登记、贸易监管、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进行系统性制度改革,并注重加强系统集成,逐步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以系统性的制度开放促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开辟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

应对百年变局,塑造中国战略机遇期,其关键在于锤炼全球视野,积极为世界提供新的战略机遇。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及其生成条件的变化,与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百年变局的内生因素和内生动力,中国不只是世界发展机遇的“搭便车者”,更应是世界发展机遇的创造者。中国崛起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使其会遭到多种力量的制约和遏制,因此维护和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事情,还需要与外部世界实现良性互动。有鉴于此,我们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事务上扮演更为积极、建设性和引领性的角色。在世界经济前行至十字路口之际,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推进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建设,佐以金砖国家的制度化合作,形成平衡和制衡美国战略对冲的态势,从而致力于稳定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向。其间,中国将全球治理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指明方向和路径。在逆全球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中国深刻认识到,全球化转型的方向之争已经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必须致力于寻求共识和妥协,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核武器等的扩散、失败国家、气候变化等共同威胁上开放合作,与发达国家共同协商推进新型全球化,实现共同进化,防止形成战略对抗的局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我们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通过共同努力,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不仅要善于抓住机遇实现全球拓展,还要致力于向世界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期,让中国机遇、中国贡献为世界所共享,坚持建设性作为,积极应对某些国家推动与中国“脱钩”的图谋,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线推动实现国际合作的新境界。

应对百年变局,塑造中国战略机遇期,其支撑在于夯实地区重心,优化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潮流之下,不谋一域者不能谋全局。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挑战虽则来自全球,实则体现在东亚地区和中国周边。一般意义上,由于历史承继的影响,中国习惯用“周边”来描述地区关系,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视为地区和周边的扩大。有鉴于此,中国战略的地区重心体现在东亚、周边和“一带一路”三个层面。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更加积极地推进地区合作,致力于促成东亚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有效阻止了美国等在周边捣乱、破坏中国战略机遇期的企图。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合作,主导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壮大,深化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南亚和西亚国家的合作,全面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保证中国周边的稳定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了富有深刻战略含义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倡导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正确的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和世界观展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堪称中国主动向世界提供战略机遇的明证。“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提出的一个陆海并进、依托亚洲、辐射周边、影响全球的泛亚地区战略,体现了中国对建构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机制的思考。“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地区经济概念,以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为指向,以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发展为支撑。“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以构建陆上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为形式,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区域合作安排。它表明,中国新的国际定位是全球性大国,并不把自身利益局限于亚洲,而是在亚洲、欧洲、非洲等多地扩展其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制度化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通过陆海构建对外经济合作、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塑造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抓手。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视为中国依托亚洲、辐射周边、影响全球的重大战略构想,是中国开放与地区合作、全球发展的有机结合,是把中国发展机遇转化为地区乃至全球机遇、为世界提供新战略机遇的重要抓手和核心路径。(注释略)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