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舆情是了解国际形势和动向的重要窗口。关于国际舆情的认知，既是实践工作链条的起始点，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一些工作领域，狭义的、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舆情通常仅指来自国际媒体的新闻信息。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及业态变化，舆论的内涵愈加丰富，国际舆情的内涵亦应更趋广义。以发布者来区分，应至少包括新闻媒体、自媒体、智库、专业机构和部分政府机构等来源；从内容类型区分，不仅包括新闻报道，也应包括智库研究成果、政府机构信息和观点，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个体或群体声音。这种形势对国际舆情相关工作和研究均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形势下，在对国际舆情的认知方面，目前存在以下若干问题，需要注意和思考。

一、在对国际舆情总体趋势的判断中，如何认识和把握“涉华”议题的定位

在对国际舆情总体趋势的认知中，有时会出现过度偏重“涉华”议题的倾向，如将涉华议题作为国际舆情的总体、长期核心热点；将涉华议题作为一段时间西方（或其他对象国、对象地区）舆情关注的核心热点；过高估计（或过度判断）特定涉华议题在对象国、对象地区的“烈度”等。

对国际舆情总体趋势的判断，不仅涉及学术研究的严谨性问题，更涉及政策研究的立论前提和次序研判问题。试想如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研究者认为，对象国家或地区舆情将中国视为首要议题或核心议题，每天都在集中关注涉华情况；第二种情况，研究者认为，对象国家和地区舆情存在诸多关注点，中国只是其中较为重要者之一。这两种判断的差异将在政策制定中形成完全不同的前提，因而对国际舆情总体趋势的研判切忌偏颇。

事实上，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近年来确实明显上升，但如果将国际舆情作为一个长期整体来看待，涉华议题并不是其核心热点。这并非是因中国不重要，而是由舆论形成的先天因素决定的：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舆论更关注自身内部议题，美欧日等国家舆论场在这一点上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对于媒体受众（同时也是自媒体的发声者和社交媒体舆情的推动者）而言，他们更易接受和参与涉及自身生活的议题。

在此方面，研究和工作时出现的问题，既涉及主观层面，也涉及客观层面。从主观层面说，中国的研究者和一线工作人员在认知国际舆情时，较易有更加关注涉华议题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客观层面而言，工作方法、工作模式和思维惯性等因素也需要重视。

例如，每天来自国际媒体、智库、社交媒体及其他来源的信息浩如烟海。如果集中选择其中涉华内容，必然可以形成诸多专题研究对象并形成相应成果。但在研判总体趋势时，一定要将其放在“大局”下来观察，并考虑其来源特点。在进行定性判断的同时，还需要有定量分析的手段，至少要厘清如下问题：在某一节点或某一周期，特定范围的人们究竟在重点关注哪些议题？其中，涉华议题的总体热度（如发稿量占比、社交媒体言论量占比）究竟是多少？与涉华议题相比，占比最高的是何种议题，热度又多出多少？不同地区和国家（如美西方、发展中国家）对重点议题和涉华议题的“热度”和“态度”是否有所区别？从中长周期来看，某节点涉华议题的热度变化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搞清楚这些问题是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前提。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世界是极为丰富和多元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和认知习惯。国际舆情研究和工作应把握这一点，应更全面地关注国际舆情的变化，而非仅仅局限于“涉华”与否，如此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世界的真实动向。

二、在对涉华舆情的具体判断中，对舆情来源、层次与趋势的把握仍需加强

（一）过度依赖部分来源，导致判断出现片面性

与上文相关，如果由于研究和工作的偏好，过度依赖一些有较多涉华内容的信息来源和信息平台，将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导致对涉华舆情变化判断失于片面。

对国际媒体中文内容的使用，可以视为典型案例。当前，很多国际知名媒体都已开设中文网站，其中文部门与主体部门有一定关系，但具体采编相对独立，专业程度参差不齐。以《纽约时报》网站为例，其首页要闻区大部分内容都属于美国国内议题（或“通俄门”这样形式“涉外”但实属国内政治的议题），很少会出现完全不涉及美国的国际议题。但其网站中文版则相对集中于涉华话题，其与英文版网站在文章内容、推送安排上也并无严格对应关系。更重要的是，其中文版网站很多内容在英文世界也并无明显影响，如果将其作为国际舆情的重点来源对待，无疑将导致判断偏差。实际上，如将其视为对华“发声”平台，用以研究其传播重点变化等，可能更为合适。

（二）对涉华舆情的丰富程度认知不足，分析层次失于单薄

毋庸讳言，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来自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媒体和智库的涉华舆情。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国际舆情的层次已经愈加丰富，仅仅关注这些内容，已经远不能满足当前研究和工作需求。

例如，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舆论场的问题。过去几年中，我们都已经看到，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部，主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场也时常存在极大反差，对立、撕裂现象屡见不鲜。主要媒体虽还可被称为“主流媒体”，但其显然已经不能代表整个社会舆论场。所以，在涉华舆情研究中，一定要看到社交媒体特别是大量自媒体所反映的观点和声音，特别是要注意主流媒体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声音，与“原生态”自媒体声音之间的差异。

再如，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英语舆情和其他语种舆情的关系。西方国家内部、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涉华舆情存在差异，这是大家都能体会和理解的。但这里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在同一个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在同一个涉华议题上，英语舆情与当地语种舆情也存在明显差异，且不仅体现在当地媒体，还体现于社交媒体。这一点除了英语新闻机构的建立背景和业务特点等因素外，还可能有传播技巧和某些运作因素在内，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三）对于涉华舆情趋势，偏重实况及短周期研判，较少以中长周期视角加以把握

这一问题既涉及风险研判，也涉及常规的热度和趋势研判。例如，某一特定议题，如果从短周期来看，可能有明显升温趋势，但从中长周期来看，却还远未到过去曾有的真正“热点”的程度。如果研究者缺乏对历史的了解，缺乏对涉华舆情（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变化的了解，就可能将眼前的“小插曲”判断为“大热点”，将“中低风险”判断为“高风险”，造成政策面的过度反应。

从风险预警的角度来说，穷举式的提示当然可以是一种工作方法。但从辅助决策的角度来说，过度的风险提示可能造成过度的政策反应，而更加精准的研判无疑有更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扎实的论证方式确定某一议题并不会形成重大风险，也可以成为政策研究的重要参考。但这一定是基于当事研究者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涉华舆情全盘情况、中长周期趋势的整体把握。

三、国际舆情研究的工作方法仍需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

（一）应加强国际舆情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对外实务工作层面的互动

在很多情况下，国际舆情研究可视为国际问题研究与对外实务工作的“基础设施”。作为“路桥”的建设者，理应更了解用户的需求，特别是了解用户在新形势下的精准需求。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情况为例，由于人际交流受阻，开源信息成为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很多机构和学者都对具体地区、具体议题的现状和趋势提出了研究需求，但这一需求尚未能与“供给侧”形成有效、精准对接。而在另一方面，“供给侧”可能拥有大量的开源信息，但既不清楚需求方在哪里，也不清楚需求方的具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按照过去工作模式惯性运转。“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互动机制亟待完善和加强。

（二）在工作方法上，应加强技术与业务的融合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已经普遍应用于舆情工作，并收获良好效果。但在国际舆情研究和工作中，技术与业务的融合还有待加强，两者是“双轮驱动”的关系。

技术的运用可以成为业务力量的“倍增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近期美国《野兽日报》关于美内部政治力量使用水军相互攻击的调研式报道，使用技术和人力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挖掘了美国内以智库和媒体人士形象出现的部分社交媒体水军账号。这使大家了解到，当今美国社交媒体水军已远非注册大量虚假“小号”推波助澜的水平，而进入了虚构身份、精准传播、工业化制造“意见领袖”的层次。如果研究美国舆情者缺乏技术手段，不能发现和规避这些问题，势必也会成为“网络信息战”的受害者。

（三）田野调查宜进入舆情研究视野

长期以来，国际舆情研究更类似于开源信息研究。但是，如果从理想状况出发，舆情研究也理应包括田野调查工作，包括民意调查、调研考察等。在此方面，皮尤中心等一批国际智库和研究机构已经有了长期工作基础。诚然，民调存在各种可能的误差，但其毕竟可与开源信息得出的结果相互比照印证，可以使研究结果相对更加准确，这是单纯的开源信息研究难以实现的。在此方面，中国的国际舆情研究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

四、小结

综上所述，对客观情况全面、精准的掌握，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决策工作链条的第一环，应务求扎实可靠，切忌作风浮漂，人云亦云。当前来看，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中国的国际舆情研究与工作均有若干亟待加强之处，这其中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做好国际舆情研究和工作，在准确认知外部世界、处理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应在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投入更多资源，给予更多关注。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3Q1qxUYS6Y7hkKKCIrDi3A 发表时间：202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