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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梁,刺激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政策选择?

作者: 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发布日期:20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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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发展比较重要的节点上,讨论新增长动能:今后中国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是都市圈的发展。我简要讲三点。

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梁

第一,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现在,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当务之急是,让产业链转起来,否则有些地方复工后不能复产。在恢复阶段,最重要是可以采取一些宏观政策,比如货币财政政策,主要是让经济恢复正常运行。

现在可以设想,疫情结束以后,可能有些行业会出现反弹。比如大家憋了一段时间,要出去吃几顿、要出去玩,甚至旅游、出国,这些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反弹。但是疫情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个硬缺口。无论从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来讲(即使这个目标有所调整),还是从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来讲,对这个硬缺口,现在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对冲措施。

但问题是,这个对冲措施到底是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所谓经济刺激方案。这两天流传比较多的,大概是有几个省25万亿基建投资的计划,并且冠了一个新名词,叫“新基建”。但仔细一看,实际是这些省多年的投资计划,并不是这一年的。而且,有的去年已经开始实施了。另外,投资规模上有几个省的增速是在下降的,投资的内容大部分还是老基建。所谓的“新基建”,往宽了算,也就是10%左右,还是挑不起大梁。

新基建的内容,有的媒体列了一下,大概是7项,和中央文件相比,显然是扩容了。这里边有些内容,比如特高压输电,城市地铁等,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把它列到新基建里面,比较勉强。

另外有些内容,如5G基础设施建设、充电桩,有必要,但得看相关的产业到底发展怎么样。比如,5G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前段时间任正非写了一篇文章,他是比较清楚的,他就讲,5G主要是在一些垂直领域可以有一些深度应用。所以,5G还需要时间。至于充电桩,涉及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在也遇到一些瓶颈。这些基础设施一定和它要服务的对象相配套发展。

剩下的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实际上这些产业化的东西虽然具有平台的性质,要算它是新基建,也可以,但它基本上都是企业投资。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还是有很大差别,他不是前景看不清楚就把钱往里砸。

所以,新基建是很有前景,今后中国也得投;但在目前这个关口,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一定要认真分析。我们现在什么事都容易炒,炒起来以后可能最实际的就是股市上的反应,有些行业股票大涨,但这和真正的经济增长还是两回事。

所以,需要非常实际讨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硬缺口,到底怎么往上走?除了这种刺激政策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中国过去30多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现在由高速转向中速,今后大概也有5%-6%的中速增长;美国也就是2%-3%的增速,欧洲和日本很难上2%,是1%、甚至会出现负增长。这几个经济体和中国为什么增长速度有差别?是不是光靠刺激政策就能把经济拉上去?前段时间讨论是不是要“保6”,有些专家主张,通过刺激政策把增速拉到6%以上。如果刺激政策真管用,那美国和日本也可以往6%拉,他们为什么拉不上去?

回过头来想一想,中国即使现在有5%-6%的中速增长,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中国过去高速增长和现在、今后一段时间的中速增长,也还有结构性的潜能——中国现在和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还有什么事没做。另外,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产业、新的创新,也提供一些机会。这些就是结构性潜能和潜在增长率。

从这个角度来讲,徐远提的“二次房改”、大都市圈的发展,就是中国今后至少五年到十年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以农民工安居工程为支点

第二,“二次房改”的问题,核心就是给新市民——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解决住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多年,包括解决农民工的户口问题,这不是一张纸的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内容比较多,医疗、教育、养老、失业救济等等。但从农民工日常生活来讲,首先是要解决住。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力军,在有些地方是主力军。最近,特别是疫情发生了这么多天后,看得更加清楚了。在疫情发生的这段时间,很多人也出门,主要是到小区门口拿快递。谁给你送快递?像北京和大城市,送快递的本地居民很少,基本都是外地民工。他们是最辛苦的,冒更大的风险。如果没有这批人送快递,疫情期间我们的生活质量到底是什么样子,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批人对我们的城市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这些送快递的民工住在哪儿?他们住得怎么样?有些人住在地下室、很差的环境中。

这就涉及到给农民工建安居房,以及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务。过去也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有人说,国家财政拿钱给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听起来是政府给农民的一种支持,农民应该感谢政府。但反过来说,农民在这个城市里已经待了十几、二十多年,他一直在给这个城市做贡献、上缴税收,但应该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该给他的都没有给——包括安居房。

安居房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但这个服务实际上没有提供。他们对城市该贡献的都贡献了,现在搞安居房这样基本的公共服务,实际上是还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欠账。这个事不是说应不应该办,是办的晚了。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另外,从整个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安居房如果建起来,会拉动经济增长,不仅是当前补短期硬缺口,而且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对整个中国经济中速增长、高质量发展,能起到托底的作用,因为它拉动的行业很多。

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1.能够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在有些城市,由于政策原因,农民工住的远了、住的贵了,成本上升以后,农民工提供服务的那些单位,也得把这部分农民工用于租房子的成本提高。有些城市最近几年工资成本上涨很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人的住房成本在增加。所以,通过安居工程,可以让农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居所,居住成本相对低一点,实际是帮企业降低用工成本,也是支持企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另外一种方式。

2.农民安居了以后,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非常重要。为什么?安居乐业,他就要学习了。中国劳动力重点是要提升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主要是需要培训。一些农民工在工厂里已经是技术工人了——技术是经过长期工作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但他工作不稳定,可能干一段时间就走了,这样人力资本的培养是没有可持续性的。现在,如果通过安居工程让农民工有一个稳定的居所,他接受培训、教育,他的人力资本的提升,对提升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力很有好处。

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进城以后,将会成为中国由低收入阶层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中人数最大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要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4.脱贫问题。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中央有一条讲得很清楚:脱贫攻坚战还是要按时完成。脱贫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从经济循环的角度、从大局来看,让农民工进城,让他们有房子住、能够接受教育,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环境,最终安居乐业,是最大的脱贫攻坚,是使这些贫困地区农民摆脱贫困的长远之策。

发展大都市圈

第三,新市民“二次房改”、安居房,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考虑?要看得更远一点,要放到加快都市圈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我刚才提了一个问题:除了刺激之外,中国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经济增长办法,最大的一块就是都市圈。

我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今后十年,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百分之七八十就在国内若干个大的都市圈发展。

那么,都市圈是什么样的形态?现在都市圈里的核心城市都有了,而且核心城市太拥堵,在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最多100公里范围之内,能够发展出一大批小镇、小城。

比如,在北京周边50-70公里的范围内,在环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到天津、北京到保定,雄安新区等——节点性城市之间,建起几十甚至上百个小镇,彼此之间用轨道交通连接,然后形成一个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硬的软的全都上去,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形态上来讲,是小分散大集中。一方面把原来核心城市里太拥堵的、很多功能都不够集中的,可以分解出去;另一方面,在都市圈范围内,特别是这些小镇可以吸收大量人口。中国将来形成三五千万人的大都市圈、或者大都市圈构成的城市带,是完全可能的。

现在这方面的需求非常强烈。像北京的老年人——大概60岁以上有户口的,2019年已经350万人了,占北京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有很多也不用在三环五环之内上班了,他很希望到郊区买个房子,空气好一点、面积大一点、成本低一点,房前屋后种菜种花,有个比较好的养老的环境。

另外,城市功能过度集中,有些是非首都功能,过于拥堵,城市病也就出来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制造业现在成本太高,包括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搞了一个小镇。我们城市房价也过高。但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是60%,应该还有20%左右的提升空间。

此外,中国最近几年城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到中心城市、都市圈来的,是其他城市的人。中国现在的城乡结构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能有数以万计的农村,人很少了或者没有人了。从城市来讲,现在有上百个城市的人口是在收缩。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到了中心城市、都市圈。

所以,都市圈的发展,可以满足几个方面的需求:城里人下乡、疏解城市功能、降低制造业成本、降低城市房价,更重要的是吸收农村人口或者是城市结构优化的人口流动的需求。

最后,解决方案在什么地方?就是大都市圈的发展。

大都市圈的发展,重点是这个圈——因为核心城市部分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想象,北京周边如果建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镇,可以有一些养老社区;北京市区大企业总部很多,也有人提出让他们分散到其他地区,这比较难,但是可以分解到周边的小镇,北京周边可以有航天小镇、新能源小镇、人工智能小镇,还有一些制造业小镇——北京的制造业可以往外转,河北、天津很多的制造业也不一定非要在县城里边,也是要集聚。现在制造业在空间上都是集聚的,就是要集聚到这些大都市圈的小镇里来:一方面成本可以降低,另一方面可以分享专业化分工的好处。

发展大都市圈是当务之急。这种改革是不是需要时间?如果有政策,短期之内就会产生作用。从带动经济增长的角度讲,它所带动的需求是综合性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

另外,这些都市圈范围内的小镇,现在完全可以有一套新的建法,不一定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也就是套用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技术和方法——完全可以用绿色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这就给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一个空间。

这个需求量确实很大。可以算一下账:今后十年,仅仅都市圈的发展,给中国经济每年提供的增长动能,保守估计,每年也会有0.5到1个百分点。

这么大的增长潜能,是不是说一句话就往前推动了?现在不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应该同价同权同等入市。这方面,新的《土地法》已经开口子了。农民的宅基地能不能外部流转,是争议很大的问题;包括小产权房问题等,怎么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难题。但这些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比如,大家很担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宅基地如果流转以后,农民没地方住了,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有一点收入,第一步得拿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过去的想法是,农民有一块土地,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在过去是对的。但现在至少在都市圈这个范围之内,完全可以用新的更科学的、效率更高的办法——社保体系——这种制度建设来保障他,而不是像过去靠地。也有人担心,如果农村土地制度放开,有些干部会不会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制度建设一定要跟上去。比如,到郊区去买房,可以出台规定,对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应该有一套审查机制。

另外,像税收制度,小产权房问题。过去农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不可以,但他最后还是盖了。有些城中村就是这个情况,它肯定是没规划的,没规划就肯定有问题。现在解决问题,应该是正本清源、理顺关系。把权利给农民、给集体组织,同时你需要遵守国家的城市规划,该交的税还要交。

另外,土地规划也需要改革。过去这些年,给城市化发展潜力不大的地方的用地指标量比较大,像东部地区、大都市圈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反而用地指标比较少。这个应该改革。土地指标应该和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数量,要直接挂钩。

农村集体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也很重要。现在有些地方农村,土地交易或者集体组织的一些活动,透明度不高,甚至出现一些腐败问题。这都要通过治理体系的改革来解决。再比如,城乡财税体制的改革等等。还有,像城乡接合部这些土地转让了以后,有一部分收入是要交税的。这一系列的改革,要在仔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很好的政策设计。

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面对、要解决;解决了以后,把中国都市圈发展、增长的空间打开。这个潜能比各种各样的刺激方案的潜能要大得多。

这就是我现在强调的: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遇到某种很大挑战的时候,应该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释放出来,从而有一个中速的高质量的发展。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来源:第一智库,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48528.html 发表时间:202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