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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牧孜:在“当代花木兰”遍地的时代,女性崛起了吗?

作者: 董牧孜 发布日期: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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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作为生产力和消费者的女性,蕴含了强大的社会能量。毫无疑问,这也是“女权”类话题能够持续引发公共热度的动力之一。如果我们将舆论空间理解为一个话语的市场,有消费实力的女性显然在话语分配层面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而最关心女性问题的群体,显然就是女性本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如今,大多数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的需求就无法生存。对于那些面向中产阶级的媒体来说,有关“女性”觉醒的内容已成为其核心关怀。这也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能在这个夏季搅动媒体社交圈的原因之一,它迎头击中了主流都市女性的欲与痛。

波伏娃有关女性境遇的控诉正在改观:“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或者闺房里,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怨她不会飞翔。”当今女性在各个方面试图争取被历史亏欠的一切,这是时代许诺了的趋势。

2020年,性侵养女案、papi酱冠姓权等公共事件,不断为之催生新的讨论维度。中产阶级女性关注内心感受,热衷性别新闻,敏于觉察并试图扭转女性身份在生育、就业、情感、性与暴力等方面带来的纠结、不快或伤害。不过,这一系列积极进取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翻转了社会地位,或是在职场、家庭中压倒了男性——话语的斗争虽然强劲,但话语首先争取的是承认的政治,而与实际成果和现实境况之间往往存在错位。

1、从苦劳,到苦恼

今天的女性,主流的自我期待和社会期待都是成为独立女性,像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长着女性面孔的儿子”,或是当代“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也因此,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女人,比前现代社会的女人们更多了一些烦恼,她们必须费力去争取那些仿佛跳起来就够得着的东西。相反,前现代的女人则无需参与男人们的竞争——这种机会压根不存在,她们只需要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承受被决定好了的苦劳。而如今,任何一个对于给定位置感到不满的女性都会感到苦恼,于是不得不主动去应付来自社会的厌女行径及厌女情绪——这是来自父权制历史不那么愉快的馈赠,如影随行。

上野千鹤子说过一句大实话,“没有厌女症的女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所谓“厌女”(misogyny),是指对女性的憎恨与厌恶。但在实际经验中,厌女不只是憎恨女性,还包括歧视、轻蔑、贬低女性,厌女者对女性的种种观点,归根结底在于对方的女性身份。女性自己也会厌女。尽管常常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但这句话要么可以翻译为“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要么可以理解为“我的地位优越,这使我免于普通女性的苦恼”。

我们得承认,当代女性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尽管更多的自由样式集中体现在消费层面),不过,厌女症的诸种变体仍然阴灵不散,甚至变得更为隐蔽和灵活,阻碍着女性走出自我压抑和自我厌恶。在“男女平等”、“性别中立”的“新常态”之下,对于这种社会惯性的克服,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女性内在认同探索上的阻滞。

2、当代女性有多“自由”?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历史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生产理念,为中国女性留下了超乎其他东亚儒教国家的性别解放遗产。然而,今天女性的权利与自由,则更为强劲地彰显在消费层面。消费层面的自由感,造就着今天的“独立女性”。

女性在平等、无差别地消费着什么文化产品?比如俊美、温柔、纯欲的“小鲜肉”明星。“追星”带来恋爱的感觉 ,使得女性愈发对日常生活中那些缺乏性魅力却迷之自信的“直男癌”不屑一顾。各式关注女性焦虑的电视剧、“她综艺”——“少女们”的女团向女性提供关于如何与自我较劲、投射理想女性气质的青春范本,“姐姐们”的女团则教授我们如何光鲜地对抗时间的磨损。“她综艺”尽管总是不可避免地迎合和承受男性目光的凝视,但主体的消费者仍是女性姐妹,一种教学手册式的女性产品。

相比19世纪的西欧妇女在百货商店的采购中挥霍力比多,今天的女性产品则试图满足、并创造女性欲望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欲望与精神的出口。19世纪,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沉迷拙劣的爱情小说,那里的“情郎勇敢得像狮子,温柔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能再好,衣着总是无懈可击,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相比艾玛在精神消费中体现的“极度功利的浪漫主义”,今天女性向穿越小说里的自我意识,则蕴含了一种“极度浪漫的功利主义”:大女主以“成熟的心智占有十几岁小姑娘的花容月貌”,赢得纯粹爱情或建立事功——在这个幻想世界里,现代女性身份是一张凌驾于历史的“免死金牌”,使穿越者完美规避了封建社会女性面前横亘的深渊。

在身体层面,女性似乎也在拿回主动权。2020年,“维多利亚的秘密”破产,富有象征意味地体现出某种刻板女性形象的过时:一种“好看”但对女性来说难以实现的“完美身材”。而美国CK广告“黑又丑”、跨性别的新晋模特,则在国内则触发了网络上的“身体羞辱”,

不少中国直男因此觉得世道变坏,审美遭到“丑女”的侮辱与戕害。这两个事件,与其说体现出女性对于男性主流审美的颠覆,不如说,有关女性身体的审美话语权在发生转移——女性并没有要另立新美学、或放弃身体管理的意思,准确来说,她们反而更为严格自主地规训自己的外貌。她们热情拥抱削骨、假体植入和注射等新的身体技术,尽管它们似乎远比从前西洋女人用钢条和鲸鱼骨束腰、或是古代中国女人裹小脚更为疼痛和残酷。但是,只要是出于女性的“自由意志”,这些选择就被视为一种女性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动性。

在今天,女性毕竟已是消费主力军,有消费的主动权,而消费的多样性反过来影响了商业生产的选择(比如大码模特的出现)。这种多样性是严格被限定的,也被经济、种族和地缘政治的因素所左右。相比男性可以那样随意收拾外表,女性总是遭到更多的外貌审视,这导致她们不自觉地审度和修饰自己。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在自然界恰恰相反,比如孔雀,相貌平平的雌性动物总是冷漠拒绝与那些颜值不高的雄性交配。我们假想一下,在一个真正的母系社会,女性的自由恐怕是可以不修边幅。

3、花木兰也会烦恼吗?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女性似乎人人都是“花木兰”,她们是一群可以自由“从军”的人——按照从前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变得更优秀,成为“多面手”,从而与旧时代处处受限的女性贫弱状态划清界限。

花木兰,意味着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男女都一样”。在花木兰的语境里,则是女人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成为报效国家的女英雄。这同样是社会主义时期典型的女性状态,一方面,这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去性化”的性别文化,更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过程。很多研究者在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状况:“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戴锦华语)

戴锦华在《昨日之岛》一书中指出,当代中国女性可能没有花木兰幸运。显然,“当代花木兰”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政治已经发生了转移。“当代花木兰”可以是形象上富有女性气质的女强人,不过,花木兰式的精神性别困扰,对于女性来说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多样。

在我们的时代,自然属性变得不再稳定,性别二元论频繁遭遇理论上的颠覆,这带来的是一种“花木兰式”的自我认同危机——在社会层面,要像男人一样,又要成为真正的女人;而在生殖层面,透过今天的生殖技术,花木兰还拥有了成为跨性别者、成为酷儿的自由。整体而言,当代人经历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性欲与生育的分离,这种分离既带来进步的错乱,也包含历史的重负。

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涌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何为女性”进行了更为幽微的探索。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形成的”;安托瓦内特·福克坚持“人生而为两性”;朱迪斯·巴特勒则要求超越二元性的性别框架,进入多元化的性别。此外还有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等人复杂、多重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女性主体。这些理论富有洞见且眼花缭乱,但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性别解放运动中,却同样出现了可疑地否定和替换了女性性别化身体的情况。

一些平权运动的参与者,会把磨平差异的主张看作是“开明”或“解放”。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被看作有紧密的因果关系。叶雯德在《英美平权运动转向“封杀文化”,我们需要怎样的性别哲学?》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生理差异是不是男女无法平权的原因?为什么一些刚强、独立的女性主义者,反而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问法,花木兰那样刚强、独立的女性,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花木兰在努力“成为男性”,她也有厌女症吗?按照上野千鹤子的说法,厌女症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男人表现在对女性的蔑视;女人则表现为一种自我厌恶,是一种女性对女性、女性对自己的压抑。在花木兰的故事里,女性的压抑如同幽灵。

阎连科在新书《她们》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花木兰从军”这个故事和人物(身体)的看法。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花木兰在男人堆里生活、生存的纠结、尴尬和矛盾,没有写出一个女性(身体)在男人世界里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女性身体’在这儿完全消失了。”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几个蒙太奇就变身为“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女儿状态。有谁还能真的相信“花木兰”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这种真实的困境,在历史人物郭俊卿身上真实地发生过:抗战胜利后,一些战友们在心理上难以或不愿接受“花木兰”的女性身份:“找个好妻子,不是郭俊卿。要个好战友,就找郭俊卿。”郭俊卿一生未婚,恋爱失败,又因为切除子宫,而无法成为母亲(尽管她后来领养了孩子)。这是“花木兰”困境最写实的象征。

花木兰的故事,解释权在谁手中?花木兰被晚清报刊解读为“女德”典范,“代父从军为父尽孝,掩藏美貌保全贞节”;被柳亚子等现代爱国者解读为“保我民族”、反抗敌军的“巾帼能兵”,甚至为她最终放弃军人身份、“著我旧时裳”而深感惋惜。然而,我们唯独缺少花木兰第一人称的内心书写与自我解读。拥有女性身体的花木兰,经历着从古至今的自我压抑。

女性自我压抑的现象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来自社会不平等导致的屈从地位,是上野千鹤子《厌女》一书指出的父权制对女性压抑的残留。另一方面,除了外在的直接压抑,还有内在的自我压抑。在当下,即便女性脱离了屈从的社会地位,得到经济自主和社会认同后,却仍然频频感到个性上的压抑。这种压抑,是一种典型的花木兰式的压抑,比如女性残余的情感和个性被压制、无视或蔑视,情欲和性欲的无处安放,在卸下社会身份时对突兀的自我感到羞耻。正如叶雯德指出,她们“都想要用自我规训的方式否定无法交换的情感,以建立出一个刚强的、独立的主体性格,结果也同样造成情感的压抑、禁欲主义和对私人情爱生活的羞耻感。”

对于“当代花木兰”来说,这是一个女性崛起的时代,是“她经济”勃发的时代,是大声疾呼权利和进步的时代,但性别位差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仍给女性的心灵留下幽深的空洞,男性处在这个问题的边缘或外部,而“花木兰们”需要怀着真正的勇气深入其中完成自我重建,毕竟,没有一蹴而就的解放与自由。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https://mp.weixin.qq.com/s/P1Tfo0DoBIX5GzXHQj5jrQ 发表时间:202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