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述
2016-2020年，特朗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对抗中国，包括指控中国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限制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及其他不公平竞争的行为。美国商界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他们是否广泛支持美国政府采取强力措施？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如何执行政策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同时解决企业的担忧？虽然这些问题在传统上不被重视，但却是美国政府制定可持续的对华经济方略的关键。如果没有企业界的支持，美国可能会很难与中国竞争。本报告分析了美国商界——特别是制造业、科技企业和金融业—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态度，重点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从2017年到2020年秋季的对华举措。
美国公众对华态度
兰德公司于2020年3-4月对美国成年人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调查，以评估美国人个人层面对中国的看法。调查表明，美国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既是一个军事或安全威胁，也是一个商业机会。美国公众普遍支持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提供产品或服务，并抵制有问题的中国产品。这表明他们愿意牺牲一些经济利益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同时，大多数受访者不支持限制中国工人和学生赴美。这表明，任何美国政府限制中国人入境的努力都可能遭到公众的抵制。并且，相对而言，美国的金融从业者更不支持限制中国公民在美国学习或工作。
美国企业对华态度
本报告通过分析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罗素2000指数中公司季度财报记录，研究了美国不同企业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行动，评估了企业收益报告（earnings call）所传达的公司对中国的看法或其在中国的商业前景，发现，从2018年到2019年底，制造业和科技公司的收益报告（earnings call）对涉华业务表达了更多的忧虑（对中国市场前景信心减弱）。这表明，制造业和科技公司受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负面冲击更大。相比之下，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上市的大型金融公司在2018年初（与2017年底相比）的积极情绪有所下降，随后从2018年到2020年中期的积极情绪有所增加。这表明，金融公司可能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对它们来说利大于弊。我们没有发现不同规模的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有显著差异，且各行业的对华态度未必有明显差异。
美国企业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态度
本报告采访了近30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专家，询问他们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研究发现，虽然企业和行业专家广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初衷（即为美国公司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而打击中国的某些所谓“问题行为”），但他们也对美国政府在未与企业充分协商的情况下采取单边、临时的行动表示非常担忧。特朗普政策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最大，而科技行业—包括硬件和软件—也感受到了负面影响。特朗普政策对金融业的影响比较复杂（总体上是中性的），美国金融业界对于特朗普政府是否推动了中国加速开放其金融市场尚存争议。
对美国政府的建议
（1）美国政府应采取一项经济战略，在遏制中国和加强美国经济、技术领导地位之间取得平衡。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主要集中在贸易与关税领域，做法包括防止技术外泄并限制技术转让。特朗普政府寻求加强美国在特定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如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美国新政府可以帮助美国公司与中国竞争。例如，政府可以增加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和研究的资金，或为公司提供税收优惠，使其在研究和开发方面进行更多投资。更具体地说，政府可以开拓传统教育之外的新的技能培训，改善劳动力技能与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以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本，加速先进制造技术的传播。
（2）美国政府应扩充对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工具箱。美国新政府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采用更全面的措施来对抗中国。例如，美国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贸易执法工具，重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争端机制。美国可以考虑执行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比如禁止进口存在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公司的所有产品。其他政策可以包括在市场准入方面采取更加互惠的措施，特别是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这些工具可以帮助美国公司在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并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而不一定要求美国公司承担关税等成本。
（3）美国政府应与盟友和伙伴合作，进行多边磋商。拜登政府在采取重大经济行动之前应与盟友和伙伴协商，应采取多边而非单边经济行动。美国的单方面施压不太可能改变中国，而且可能会损害美国企业，并有可能在美中关系之外产生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其他国家可能会对保护主义措施加以效仿，危害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原则。欧盟、美国及其西方市场经济伙伴是中国商品的主要市场，因此，西方经济体联合起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独的经济体，包括美国。
（4）美国政府应在重大政策变化之前，定期与美国商业领袖进行磋商。商业领袖拥有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和与中国企业竞争的大量信息和经验，可以为美国潜在的重大经济政策变化或针对中国的行动提供宝贵的意见。这是特朗普政府做的最不完善的地方之一。即使美国企业领导人不同意拟议的政策，提前通知美国企业领导人也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计划和调整相应的业务运营。
（5）美国政府应避免制定针对中国公众的政策。在美国，几乎没有公众支持限制中国公民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做法。中国学生和工人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6）美国政府应采取信息战略（information strategy），更好地告知公众与中国产品有关的风险或问题。根据调查，当被告知中国制造的手机的潜在风险时，大多数美国公众拒绝购买。这表明，美国可以在宣传领域进行投资，而不必直接限制中国公司的商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