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期而至的新冠流疫，打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也搅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人与疫、生与死的对垒之外，不同意见的纷争、相异观念的对峙，以更为热闹的形式登场。放眼历史长过程，这也许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然而，作为21世纪初的重要事件，疫情的历史影响将是深远的。这种影响的具体意义，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渐渐清晰，但在疫情已暂时告一段落之时，对其无疑可作一阶段性的反思。

一

疫情出现之后，不同议论也随之蜂起。病毒来自何处？疫情缘何发生？种种追问，成为舆情的主流。当此之时，这种困惑显然自然而然，人们对此加以关切，也不难理解。在众多的回顾、解释中，既有不同方面的追溯，也有版本各异的“阴谋论”。然而，这些纷纭而至的分析、解惑看似有根有据，但其中推测或演绎的成分往往占了相当比重。随着域外疫情的汹涌，问题的性质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化。病毒与特定国家、地区（城市）的关联，已超出了科学、实证之界，成为贴上人种、文化等等标签的别样问题，与之相关的是霸凌式的追责。《自然》（Nature）杂志在2020年4月7日至9日曾连续三天声明：“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避免或减少将新冠病毒与某一特定地区与人民联系在一起。”该期刊同时为早先发表的看法致歉。以上所言从一个侧面表明，作为国际性的学术刊物，《自然》曾经对新冠病毒作过上述归属。事实上，在更广的社会领域，这一类联系时下并未销声匿迹。

这里似乎首先需要分疏不同意义上的因与果。与社会意义上的因果关联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因果溯源，需要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展开，在这一方面，如果人人都以专家自居，或者，非专业人士闯入专业领域，那么，所提供的可能只是诸种偏见或推测，这些一偏之见固然可以吸引人们的目光，但往往也容易引发族群撕裂、文化纷争、社会对立。近期出现的各种现象，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

与纯粹的自然变迁有所不同，疫情发生固然有自然的根源，但其蔓延、应对，则与社会的治理存在多方面的关系。从社会的层面看，疫情初起之时，相关职能部门的反应、处置，无疑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对此作深入的反思，是应当而且必要的。然而，在应对行动起来之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其中体现的治理成效和万千民众所展现的人性光辉，同样需要正视和承认。对后一方面视而不见或刻意贬抑，无疑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合宽厚之道。

与之类似，对域外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当合理看待。这里，首先应避免盲目颂扬：见彼岸出动某类医疗船，就赞之如神器，似乎天下可随之而定；比较域内与域外的医护设施，则对前者贬之入地，对后者仰之上天，如此等等，都属此类赞颂。另一方面，也不应以幸灾乐祸的眼光对待域外疫情的发展，看到其忙乱狼狈，便以为它们国危无日、崩溃在即。这种意向既缺乏应有的人道情怀、苍生意识，也多少以简单盲目的情绪代替了清醒冷静的理性，由此不仅将误导对大局的整体判断，而且容易消解自身的反思自觉。哈贝马斯近日在接受《法兰克福评论报》采访时曾指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都应该要克制自己，不要鲁莽地提出诊断。”这一告诫虽然针对所谓“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但对关心疫情的普通人，似乎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作为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形态，体制的运行过程需要不断根据现实加以变革和调整。现代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之一是社会治理，提高执政能力与提高治理水平，也无法彼此相分。通过考察常规性的运行过程以发现问题，是改善治理的一个方面；在重大的自然或社会事件出现后，反思体制与治理过程中的不足，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荀子曾言：“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荀子·强国》）从治理过程看，既应留意日常之事，也需关注突发的重大之事，疫情的发生和控制，便属于这一类重大事件。疫情初起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上下沟通的途径，特定地区的应变举措，信息发布和传导的透明，等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需要加以反思、总结的方面，这种反思，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可能的事变，而由此形成的治理方式等方面的改善和调整，则需要基于务实、具体的研究。这里需要避免两重倾向：或者以浪漫、空泛、哗众取宠的议论，取代客观、切实的研究；或者讳疾忌医、刻意掩饰。前者通常只能博得舆情的赞颂，而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后者则容易导致普遍的社会反感和对立，并可能封闭改进治理的大门，二者都无益于体制及其运行过程的完善。

较之2003年的萨斯（SARS），此次疫情中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各种新媒体的登场：从微信，到博客，近年逐渐流行的新媒体几乎成为民间传媒的主角。新媒体的走红，既折射了互联网络的发展，也反映了民间对信息的渴求：大众普遍地希望以最快、最方便的方式，了解各种事变，交流不同观点。作为传媒的新形式，新媒体所具有的快捷、便利、覆盖面广等特点，对大众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事实上，阅读或浏览各色新媒体，已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而各种意见的交锋、不同议论的登场，也常常以新媒体为其载体。

然而，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的新媒体，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后者突出地体现于情绪化和意见化。在情绪的夹杂中，事实往往失真；在意见的主导下，观点常常偏颇。疫情发生以来，有关某种“纪实”作品的种种讨论，便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以特定的纪实为写作形式本具私人性，但以新媒体为载体，它又被赋予某种“公共性”，从而成为公众关注和讨论的对象；同时，纪实的形式新媒体与之结合，又使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意见化趋向。由此，在“纪实”的形式下，往往渗入了情绪的宣泄、意见的独断。颂扬者捧之上天，并非基于事实，而主要源于情绪的共鸣和意见的认同；拒斥者怒言相对，同样也缘于感受的差异或意见的分歧，其结果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新媒体成为便捷传媒平台的背景下，借助这种平台交流甚而交锋，本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但如果将这类新媒体以及它所发布的各种信息作为真实资讯的唯一或主要渠道，则可能流于天真。

传媒方式的如上变迁，同时提出了需要加以正视的问题。在各种“小道”信息借助新媒体而快捷传播的时下，如何以同样的传播形式提供真实、可靠的资讯，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反观当时各种信息，除了极少数可能触犯法制外，相当部分内容，包括对作为殉职烈士的医生及其言行的怀念，都至少表达了特定时期一定群体的民意，对这些信息以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既反映了治理、执法方式上的粗糙甚至低水平，也在客观上容易导致脱离群众、疏远人民。前述纪实性作品所以能够获得某种情绪上的共鸣，与之显然不无关系：堵之越急，常常传之越广；本来内容平庸、格调不高的写作，一经堵，每每会腐朽化为神奇，成见大行其道。就此而言，堵实质上可能成为平庸之作、负面信息传播的助力。避免各种失真传闻的最好方式，是提供真实、可靠、权威的资讯；避免大众情绪对立的有效途径，是改变简单粗糙的堵，而代之以导。治舆情如治水，一味堵，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严重者，可能导致官僚主义并偏离民意。习近平同志曾提出“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的要求，并指出“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从在这方面看，具体职能部门对相关情况的处置方式、鉴别能力，显然亟待提高。如何一方面提供阳光下的真理和事实，另一方面倾听真正来自人民的声音、避免与最广大群众的分离，是检验执政水平、改善治理方式无法回避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前辈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传媒方式变迁的时代，以与时俱进的方式保持这一传统，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这次疫情，在某种意义上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

在疫情中出现的各种意见、观念背后，可以看到更为深层的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对相关对象非此即彼、简单抽象的考察，构成了情绪化的意见形成的方法论根源；各种纷争、共鸣，也往往由此而生。以前述“纪实”作品而言，其中的总体基调无疑偏向于消极面，尽管其相当部分的内容看上去似乎只是平实的描述，但在描述对象的选择、语言的运用等方面，仍不难看到文学形式下的以上趋向。突出抗疫过程的消极面，与主要关注防疫隔离的负面效应相联系，由此，所见所闻，也相应地呈现某种灰色、阴暗的色调。确实，某一地区的隔离，给相关居民带来种种不便；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群众既以此避免了疫情的侵袭，也因此而付出了不同代价甚至作出了牺牲。然而，这种应对方式又是非常时期的不得已之举：从后来域外的疫情发展情况看，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之举，后果可能无法设想，也难以承受。仅仅见其一面，无视其他，这首先体现了抽象的思维方式，后者又与情绪化的心理取向相互交融，对相关现象的考察以抽象化与情绪化相杂的方式展开，自然地容易引向前述灰暗基调。同样，共鸣者的认同，也与之相关，当然，除了认同“所见皆为灰色”这一基本点之外，以上意向又渗入了“作者所言皆好、反对之声皆坏”的非此即彼观念：从一有不同观点，便群起而攻之、只允许某种批评意见，不容忍任何对批评的批评等现象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在这种抽象、独断的思维方式下，本来为批评者所标榜的个体表达权利，似乎也被自我否定。

随着域外疫情的爆发，其治理应对的缺陷和失误，也渐渐显露。由此，另一种片面的趋向也开始出现：所思对象虽不同，但思维趋向则相近，它的背后，是同样抽象简单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这里可以看到二种相反的立场。对于域外频显的乱象，原先对域内疫情治理过程指责不遗余力者转而变得比较宽容，其甚者更是常常以彼方“医疗实力如何了得”“反应机制如何有效”等等，为之曲意辩护。与之相对的，则是某种幸灾乐祸的反应：在域内疫情初起时，域外常常投来鄙视、幸灾乐祸的目光，而当更糟的情况出现于域外时，人们往往报以类似的情绪。以上两者相反而相成，体现了同一种偏狭的视域。在这种彼此对立的意向中，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情绪的冲突，而且不难看到非此即彼的抽象思维趋向。然而，就现实的形态而言，这种抽象简单的思维趋向既无法提供关于对象的真实图景，也无助于思考和分析社会治理背后存在的不同问题，人们由此获得的，往往仅仅是情绪化的满足。

疫情期间涉及信息的传播以及相关情形的介绍，后者进一步关乎事实的把握及其理解：对事实的这种把握和理解，同时构成了评论相关人与事的主要依据。尽管切实、充分地把握事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如其所是地面对现实，却应成为理性分析的基本要求。在这方面，需要避免的是对事实的选择性立场。在疫情流行期间，无疑存在各种需要对其作批评性反思的现象以及灰色面甚至阴暗面，不过，抗疫过程中，同样也出现了众多高尚的人与事，如实地面对事实，便至少需要兼顾以上两个方面。遗憾的是，一些“纪实”作品往往以选择性的方式对待事实，它们虽也涉及正面的现象，但对其常常轻描淡写，一笔而带过；反之，某处“遍地是无主手机”之类未经核实、来路不明的“阴暗”“事实”却得到了浓笔重墨的渲染，由此展示的，更多地是一种哀鸿遍野的灰暗图景。人们固然可以叹其对待“事实”之大胆，但这种进路之中的选择性取向，却也让人感慨和愕然。事实上，当“事实”不仅来自传闻，而且被选择性地对待时，这种“事实”便不免失去其本来意义而流为某种观念引导的工具。

在特定的语境与一定概念或原则的关系上，思维的抽象性得到了另一重体现。疫情期间曾出现了各种意见的纷争，后者虽可能直接源于对某种现象的不同看法，但其背后，常常是对更一般意义上的原则或观念的不同接受或认同。以疫情中对隔离等规定的议论和评判而言，批评者常以人权、自由等为依据。然而，按其本来形态，这些原则显然难以孤立地加以理解。同样，判定相关规定是否违反这些原则，也不能仅仅凭借对口号的抽象确认。在不作适当限制便无法阻止疫情蔓延的特定条件下，以“人权”或“自由”的名义让病毒任意肆虐，显然是对人权和自由本身的亵渎。面对汹涌的疫情，借助 “人权”或“自由”这一类抽象观念而慷慨陈词、质疑责难，看似正义凛然、处于道德的“制高点”，但实质上却不仅空洞无物，而且蕴含着对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命存在的漠视。以上情形表明，脱离了现实情景而奉某种抽象观念为至上的圭臬，常常呈现负面的意义。

在抗疫过程中，同时可以注意到不同形态的自我形象及其内在的精神世界：与隔离相关的是“克己”，伴随着赴难而行的是“舍己”，它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其中，“舍己”更为突出地展现了人性的力量。宽泛而言，疫情中的情感呈现还表现为病床上的自忧、宅居中的自怨，等等，从文学书写的角度看，人性的这些方面，都有其值得关注之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也常因对精神世界或内在情感的不同描述而获得多样意义。然而，在历史的不同时刻，人性关注无疑应当有不同的具体侧重。火具有驱除寒冷、照亮黑暗等作用；水可以供人解渴、灌溉，并常常给人以溪流潺潺的静谧意象。然而，当大火吞噬生命、洪水危及生存之际，关注之点首先无疑应指向其威胁生命这一面，而对它们的诗意描述，则当俟诸他时。同样，在流疫的蔓延已将人推向危难之境的严峻关头，人性的关切首先也应指向抗疫过程中克己、舍己之举所体现的人性光辉，而非刻意揭露其中可能蕴含的阴暗面：从广义社会的角度看，让人们正视那些消极方面显然不无意义，但“此时此刻”如同身处大火扑面、洪水汹涌之际，其所急迫者，显然并不是“大胆”渲染已为人知的“消极面”。颇具意味的是，当域外与域内的疫情发生逆转、抗疫过程中“克己”与“舍己”所体现的自我牺牲已阶段性地得到历史肯定之时，以“揭露”为主调的作品却以光速“走向世界”，这种现象也使人困惑于此类作品的真实意义。通过肯定某种“纪实”作品“勇于”揭露“黑暗”而为其辩护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这类“纪实”作品在赢得最初喝彩之后所以会引发持续的质疑，恐怕也与之相关。

三

从更为内在的层面看，应对疫情的过程同时存在价值层面上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情绪化的意见中，往往渗入多样的价值关切。然而，无论是对疫情所涉治理过程的责难，还是对域外的隔岸观火，都常常缺乏更广意义上的人类关切或天下情怀。否定和责难的背后，是对某种体制的理想化，然而，且不说抗疫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失误，即以被奉为神明的意见表达权利而言，从克洛泽尔舰长被解职，到福西博士被禁言，再到纽约州护士被开除，其间似乎也可以看到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对域外乱象的幸灾乐祸以及与之相关的盲目自满，展现的虽是相反的心态，但同样不难看到价值观念上的偏向，后者不仅表现为人道关怀的缺失，而且以肤浅的自我满足为其形式。

疫情的应对和处置，关联着一定的体制及其治理过程。作为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疫情也引发了对体制及治理形式的不同看法。前面已提到，从具体的应对机制、治理方式看，不同的体制无疑都存在需要反思、调整、改善的方面。然而，由此扬彼抑此、一味地赞颂某种治理方式，甚而将其视为完美的化身，则本身需要反思。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所谓“历史终结”之论，其要义也是将历史中的某种体制永恒化。就历史衍化而言，人类文明仅仅经历了数千年，从更为长远的时间尺度看，这只是短暂的历史时期。在人类的延续和演进过程中，社会自身如何趋向于合理的治理方式，无疑需要不断探索，认为迄今为止的某种治理形态已经至矣、尽矣，无需变革和改善，这既是非历史的，也缺乏实质意义上的人道关切：它意味着将远未达到完美形态的某种治理形态理想化，并由此终止人类不断迈向真正的自由过程。

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如何应对流行之疫背后更为深沉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人自身以及是否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从早期中国哲学中的人禽之辨，到近代以来维护人的权利、拒斥人的物化，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根本规定都成为关注之点。这里同时涉及人性及其意义。人性首先体现于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性，意味着承认和尊重人的这种内在价值。从其历史源头看，人由自然的存在成为人性化的存在，以人与社会的关联为前提。马克思已指出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第18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以社会如何“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为关注之点。（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第270页。）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合乎人性”这一提法，引申而言，判定某种治理方式、体制是否合理，归根到底以是否“合乎人性”为依据，对社会治理方式的反思、调整、改善，最终也以“合乎人性”为指向。由此考察，则迄今任何一种治理的方式，都既无法判定为至上的理想形态，也难以奉为终极的依归目标。以域外的某种治理体制为完美形态，不仅缺乏历史的眼光，而且未能真正体现远大的人性关切。

事实上，即使在受到推崇的西域，同样可以看到对人与疫情关系的不同理解。以疫情蔓延较为严重的意大利而言，鉴于疫情失控，意大利在“国家紧急状态”已经不足以应付疫情的情况下，宣布对部分地区的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并在相关区域内实施了多项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对于这种应对疫情的举措，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表现了不予认同的立场。他对意大利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提出了种种质疑，认为它们“疯狂、不合理且毫无依据的”。在他看来，当人们习惯了恐惧，这种恐惧便会转换为对安全的渴望，人们会为了满足这种渴望自愿放弃个人自由。吉奥乔·阿甘本在欧洲哲学界素来为人敬重，但他对疫情以及抗疫措施的以上看法，却受到了来自欧洲哲学界的批评。从外在形式看，阿甘本的观点似乎也呈现出某种人道关切，然而，在疫情发展已经使人的存在处于生死之境时，上述以“安全”“自由”等人道关切为名义而抵制应对疫情的举措是否真正体现了人性关切，显然需要再思考；这种主张之遭到其他欧洲哲学家的驳难，同样并非偶然。

以人性关切为视域，可以对疫情中的种种现象作进一步的反观。以前述一度引起关注的“纪实”作品而言，其中曾出现 “怕不怕”这一类论战性标题，蕴含于这类表述中的“不怕”，似乎显现了某种“不屈”的气概。在应对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如果这里的“不怕”所指向的是病毒之类的对象，以上气概无疑值得感佩，事实上，面对病毒肆虐和传染的风险，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的无数志愿者，确实表现了这种无所畏惧的悲壮情怀。然而，在书房中、键盘前打出以上文字，则不免给人以喜剧之感。从目前的社会环境来说，只要谨守法律底线（这方面，“纪实”作品的作者似乎无懈可击），自然不用“怕”任何人。不过，如果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士为“不怕”的具体指向，则此类“纪实”的内在意味也不免让人产生某种疑问：本来人们所期望的，是从中获得具有“现场感”的信息，然而，最终它所实际折射的却是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厮杀。质言之，在疫与人对峙的特定时刻，纪实写作本应首先展示人与病毒之间的较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人性光辉和人性力量，但当意气之争成为主要的聚焦之点时，论战的硝烟便淡化乃至消解了内在的人性关切。

人性的关切，同时关乎反思和批评的目标指向。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曾出现了各种众所周知的问题，除了一开始上下沟通、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透明性、某些职能部门的运行方式等等方面存在的诸种不足甚至缺陷之外，在别无其他选择、不得已而以封城为手段的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做法可能也存在需要加以考查和总结之处。然而，从价值的层面看，这里同时关乎不同的目标指向：如同建筑过程所涉及的拆旧和建新，拆除旧房，可以是为了建设更好的楼宇，也可以仅仅是为拆除而拆除；前者以建设性的目标为指向，后者则主要限于否定性的活动。从社会治理的反思和批评看，如果这种批评和反思旨在走向更为有效良好的社会运行，并让人的存在更加合乎人性，则它无疑具有建设性；反之，如果仅仅为破而破，则建设性的意义便疏离其外。在应对疫情这样的历史时刻，以建设性的方式关注治理过程、通过批判性的反思以推进社会走向更合乎人性的形态，无疑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与之相对，一味的指责，或试图通过各种质疑以展示价值立场上的“优越”感，则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关切和人道关怀。

历史地看，此次疫情可以视为世界面临的一次重大的挑战。就其来势之凶猛、波及之广泛而言，也为近几十年所仅见。遏制病毒蔓延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交往方式，使网络化生存成为人们不能不关注的现象；世界性的边境关闭、国际产业链的受阻，向全球化过程提出了前所未遇的严峻问题；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联而又相隔，既要求人们以更为合理的方式承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也突显了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经济运行和生命价值的张力，则使后者在人的存在中的优先意义空前突出，如此等等。以上情形从不同方面显现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人类生活的内在影响，其背后则不仅涉及国际政治格局、经济秩序的调整等具体的历史变迁，而且蕴含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更为深沉的问题。疫情发生非人所愿，但身处其中，人不能无所作为，如何使之成为推进历史发展的契机、如何由此使人的存在朝更为人性化的方向演化，是人类自身需要深思的问题。

来源：第一智库，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48751.html 发表时间：2020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