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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工:澳大利亚对华态度转变的原因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作者: 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发布日期:20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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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澳大利亚各界一再出现不负责任、罔顾事实、蓄意抹黑中国的言论,给两国之间正常友好的双边关系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近期中澳关系出现问题的主要特点

历史上,中澳关系曾经多次出现摩擦、紧张甚至倒退的情况,如1996年台海危机、2009年的力拓案和胡士泰案等事件。但与以往相比,近期澳大利亚的排华事件无论是持续时间、波及范围,还是影响烈度都前所罕见,导致中澳关系中的摩擦呈现出一定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其一,内外交织——国内涉华舆情与对华外交政策形成双向“不友善”的合流共振;其二,政经联动——政治因素开始影响到两国正常的贸易交流和经济合作项目;其三,内部分化——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中澳关系问题上出现较为严重的分歧。

中国的发展是重大机遇而非威胁,中国的持续成功有利于澳大利亚,也有利于全世界,这才是澳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中国的主流看法。

近期中澳关系摩擦频发的原因分析

事实上,中澳两国远隔重洋,既无历史夙怨、也无现实冲突,但近段时间澳大利亚在对华关系上却单方面不断挑事,导致两国关系一路走低,严重破坏了中澳关系的合作氛围,损害了两国互信的政治基础,以下将对导致中国和澳大利亚利益碰撞和摩擦频发的原因进行分析。

第一,澳大利亚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感,对如何定位和应对持续崛起的中国感到困惑、迷茫,是焦虑情绪堆积逐渐滋生的“恐华症”作祟。

作为一个习惯以西方社会、白人世界、欧洲正统文明传承者自居的国家,澳大利亚面对有色人种和东方文明始终怀有种族优越感和文化自豪感。此种思维惯性、固有偏见和心理因素决定了澳大利亚整个社会在直面中国发展带来观感体验和内心深处的冲击震撼时,受自尊心、嫉妒心的刺激和驱使会自然滋生强烈的失落感和抵触、排斥情绪。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出国留学以及对外交流力度的加大,有越来越多“黄面孔”的人出现在澳大利亚各城市街头,有越来越多中国元素进入澳主流社会圈,中国在双边合作中的角色地位和实际作用发生了位移。这使澳方无法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和“鸵鸟心态”来看待中国,逐渐萌生一种“酸葡萄”心理。这种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舒服感”转嫁和投射到国家政治生活中,致使整个社会都充斥和弥漫着一股急躁感日深、焦虑度日重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国内种族歧视频现、排外情绪上升、右翼激进势力抬头。实际上,中澳关系的上述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处于崛起与复兴之中的发展中大国与一个希望继续维持现状的西方国家之间相互再认识与关系调适的过程。

第二,澳大利亚尚未统筹、协调好“中等强国”外交和“澳美同盟”的关系。澳大利亚一直以中等强国身份为立国之基,并且自2013年9月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5国组成)成立后,澳大利亚更加明确开展中等强国外交。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不希望成为美国附庸,更不会屈从大国意志的任意摆布,而是寻求较强的外交独立性和自主度,能够在局部领域和议题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澳大利亚一方面希望成为中美两大经济合作伙伴和地缘竞争对手之间的“调停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热爱多边机制和多边外交的中等强国。

澳大利亚虽然在整体上认同中国是一支日益崛起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但保留、疑虑、纠结的成分偏多。特别是在地区安全和热点争端问题上,持有更多不客观、不理性的态度。以南海问题为例,澳大利亚似乎充当起“反华”势力的“急先锋”和“马前卒”,澳政府在所谓“南海仲裁”前后跳得比当事国都高。2010年7月,美国抛出“自己在南海存在国家利益”的言论后,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跟进宣称是南海“利益攸关方”的域外国家。

第三,印太地缘因素的突显激活澳大利亚地区野心。在“印太”地缘战略中,澳大利亚作为一面濒临印度洋、一面朝向太平洋,坐落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之间泛洲跨洋的枢纽位置,拥有众多天然良港可作为后勤补给基地的国家,伴随“印—太—亚”板块在全球地缘战略版图中的位势上扬,日益成为国际主要战略力量亚太棋谱中投放布设的一枚重要棋子。澳大利亚对“印太”概念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是因为在其看来“印太”战略的生成能够极大地抬升自己在本地区的地位,可以有效缓解本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身份焦虑。此外,地区多股势力基于某种考虑也在不遗余力的推动“印太”概念的制度化使用和实体化运作,并刻意强调和鼓动澳大利亚发挥“印太”体系中的连杆节点作用。

中国处理中澳关系的政策选择

第一,把握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异性,保持和强化中国与新西兰的合作,以迂回方式间接施压澳大利亚,推动其改变和调整对华错误政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都是英联邦国家和西方世界成员,两国又同处地理上远离欧美的亚太地区,相似的国情决定了两国在对外政策上保持着较高的相近性和协同性。但同时,澳、新两国在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上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在对华、对美关系上,新西兰相比澳大利亚对华更为温和友善,追随美国的节奏也不是特别紧密。因此,中国可以抓住新西兰发展对华关系的“特殊心理”,巩固、深化中新两国已有的各领域合作,以此间接施压与其同宗同源的澳大利亚,使其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第二,尝试探索同澳大利亚加强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途径。中国可以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国在反恐领域的安全执法、情报交流合作,共同促进情报交换和提升恐袭预警能力。一方面,与澳大利亚开展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相比军事防务合作的敏感性更小,具体实施的操作性和兼容性更高;另一方面,中国在预防、应对恐怖威胁和打击暴恐团伙方面具有丰富的战术措施和实战能力。中国在反恐处突领域积累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对策,能够帮助澳大利亚这个反恐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迅速提高维护国内安全的整体水平,也有助于提升和增进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感情和友好关系。

第三,发挥澳大利亚的桥梁纽带作用,联合其他南太岛国开展三方合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南太地区合作进一步深化。澳大利亚之所以对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各领域发展合作“神经过敏”、过度紧张,正是源于其看待南太平洋地区时高高在上的“主人心态”。中国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澳大利亚为桥梁纽带,发挥其在同南太岛国合作中的传统影响和固有优势,共同联合开展与第三方合作。这样既能够避免“中国威胁论”、“中国渗透论”成为澳大利亚媒体跟风热炒的话题和谈资,也有利于中国在同南太地区其他国家合作中减少摩擦和避免不必要的争端,还能够在合作过程中提炼成功实践和有益经验进而对邻近国家复制推广。

第四,注意挖掘澳大利亚实行中等强国外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加强探索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二十国集团”(G20)是中国和中等强国影响全球治理发展方向的重要载体,G20也需要中国和中等强国的参与来巩固坐实自身全球治理主要协调机制的地位。因此,中国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中等强国,都非常倚重和珍视以G20成员身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都对依托G20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中国既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既同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又与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相近的麻烦困扰。作为中等强国一员的澳大利亚,参与G20进程主要基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与国际环境变动,且在加入G20之后推动了一系列实质性成果的取得。事实上,相比于G7发达国家成员对于旧秩序的维护,或是新兴国家对于新秩序的争取,澳大利亚的立场更为中庸平和,在保持积极参与、支持国际秩序改革的同时,更多扮演着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沟通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等领域,中国与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具有一定的利益趋同性和立场相近性,两国存在挖掘合作潜能、创新协调机制的运筹空间。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澳关系出现困难并引发中澳在一些领域的合作遇到问题,但总体来讲,共同推动双边关系沿着互利合作的前进方向发展仍是两国各界的主流意愿和一致看法。基于此,中国在处理类似因澳大利亚对华不良做法导致双边关系遇冷的情况时,应该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基础上灵活处理中澳关系摩擦中存在的问题,合理规避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充分把握住澳大利亚试图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的雄心抱负,抓住机遇、赢得主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外部条件。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政府在处理相互关系中的困难时,本着汲取教训、总结经验、着眼大局、共同努力的原则,一定会使中澳关系克服现实存在的负面因素和不利局面,进而重新跃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来源:《国际论坛》2018年第6期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