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有自己的定力与节奏
字号

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8月31日至9月3日访华。此前曾有外媒称,克里此行将施压中国作出具体减排新承诺。

在2020年12月的全球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已就减排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的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必定是言行一致的。中国既不会因为外部的干扰和杂音搞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跃进”,也不会因为短期的困难和挑战而放缓我们的步伐。

2019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坚定不移地维护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2020年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中方表态愿意同美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并于今年4月达成《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是严肃的,不会左摇右摆、朝三暮四。

首先,“3060”目标是因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需求的战略决策。根据联合国最新评估报告,受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都深受其害,若不能在短期内迅速采取行动,开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有效措施,抑制全球升温的幅度和水平,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将不得不为气候变化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为此,在科学研判各种形势发展变化以及需要后,中国承诺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致力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这既是为了改善气候环境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也是为了自主履行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为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携手共进,迎接挑战。

其次“3060”目标也是全面考量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能力的综合判断。基于气候变化应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两大任务的确是任重而道远。既要持之以恒地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减缓升温的幅度和速度,将气候变化最终控制在人类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也要在现有的升温水平下,更好地适应气候的各种变化,并改善人类福利。在这两大任务面前,“最优化”显然是重要的路径选择依据。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人类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间选择一条“最优路径”,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他看来,任何“过度的减排”和“减排的不足”都将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人类福利的最大化。为此,中国有必要在煤炭利用等气候相关产业方面坚持理性思维,全面考量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再次,“3060”目标的实现贵在坚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已经在全面部署和推进“3060”目标,着手制定相关的路线图、施工图,其中也存在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中国要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走完从碳排放的“上坡”到“下坡”直至“归零”的全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时间短、任务重。另一方面,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肩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要实现到2035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经济体量、能源消费都会有不小的增幅,要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同步实现“3060”目标,其中面临的各项挑战远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此,我们必定是在理性决策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自身的发展节奏,在双碳发展的“持久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来源:《环球时报》 发表时间:2021年9月1日

中国民生调查2022
敬请期待
协办单位更多
V
海关总署研究中心
V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
V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V
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
访问学者招聘公告
关于我们
意见建议
欢迎对中国智库网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