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与专业化之争是经济学中一个长期热门的话题。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分工理论是支持产业结构专业化的理论基础。而马歇尔、阿罗、罗默等发展的MAR外部性理论则在继承亚当·斯密分工理论报酬递增思想的基础上，更深刻地阐述了产业结构专业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促进知识溢出等。以Jacobs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学家则对此持不同态度，他认为大多数的知识迁移发生在不同行业之间，因此多样性的产业结构更能促进知识交流，从而促进创新和提升技术水平，最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演化思想则认为人们在进行知识交流时，交流的效果受认知距离影响，过大的认知距离难以交流，而没有认知距离的交流则无法获得有效的成果，因此只有相关行业之间的交流才能有效地促进创新与技术提升。Frenken（2007）、Boschma（2009）据此提出相关多样性的概念，以融合专业化和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成为中国各个区域都无法避免的外在变量，区域经济在冲击中恢复的能力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门话题，学者们认为，一个区域除需要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竞争力外，还需要拥有避免、抵御和适应危机的能力，所以学者们提出了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并认为区域经济的韧性需要更高的产业结构多样性。笔者在梳理区域产业结构多样性与专业化争论的背景下，厘清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指出区域经济韧性概念的启示以及诸多缺陷，并试图找到多样性与专业化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产业结构多样性的争论背景

系统梳理产业结构多样性与专业化的争论背景是正确认识区域经济韧性的前提。

1.多样性与专业化的争论

关于区域产业结构多样性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Jacobs（1969）指出不同产业集聚到同一区域有利于不同类型的思想、知识、技术、信息在当地产生碰撞，从而形成新的思想、知识、技术、信息。以Jacobs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学家通过对城市的长期观察发现，一个城市产业形态的多样化是城市繁荣的前提，这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机会，而且能够降低该城市产业僵化的可能性。这一思想又被称为Jacobs外部性，这一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多样性能够促进思想、技术的相互交流，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马歇尔的专业化工业区理论较早对区域产业结构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但他们并不支持产业结构的多样性。马歇尔研究发现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可以获得外部经济，他认为自然成本优势和知识溢出使得一个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向一个区域集中。阿罗、罗默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专业化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受新增长理论的启发，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思想进行总结，从而形成MAR外部性理论。MAR外部性理论认为，外部性主要来自一个产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同一个产业的企业在某个区域大量集中有利于外部性的发生，因此该理论支持产业结构的专业化。

由此引发了专业化经济和多样性经济的长期讨论，学者们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Glaeser et al.（1992）、Feldman和Audretsch（1999）、Chen H P（2002）等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找到了产业多样化程度有利于产业增长的证据，支持了Jacobs外部性。Nakamura（1985）通过测定日本不同行业集聚经济对生产率的作用，得出专业化对重工业更有利，而多样化对轻工业更有利。Henderson（1986）对巴西进行了考查，发现产业结构专业化比多样性更有利。贺灿飞和潘峰华（2009）利用2000年和2005年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的两位数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产业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产业增长，但是当专业化和竞争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不利于产业增长。专业化和多样性都获得了一些实证的支持，但是究竟哪种结构更好，一个区域应该如何选择，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2.相关多样性：专业化与多样性的调和

经济学的演化思想认为，现实中的经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除受选择集、信息集和价格等因素的约束外，还受有限的计算能力、有限的感知和记忆能力、有限的注意力等的约束。企业通常会遵循惯例进行决策，这样可以减少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他们搜寻新知识的时候，因为搜寻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而企业在他们的知识基础上搜寻接近性高的知识，但这也限制了获得更多知识的可能性。这种依赖于过去知识基础的搜寻过程是路径依赖的，这使得知识分散在不同的组织。为了促使新知识的产生，需要具有不同的、互补的能力的个体进行交流，因为能力相同的个体之间交流会导致认知的锁定。同时对于每一项新技术，都有一个交流学习的最低门槛，低于这个水平的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沟通，也就是说，认知的距离不能太大，因此主体或者企业需要认知接近性来确保吸收新知识的能力。他们的知识基础必须与新知识足够接近，以交流、理解和成功地处理新知识。Nooteboom（2000）指出，需要权衡以新奇为目的的认知距离和以有效吸收为目的的认知接近性，太接近的知识是没有用处的，但是太远的知识如果难以理解也是无法使用的。Frenken等经济学家在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启示下，提出了相关多样性概念，他们认为只有相关产业多样性才能体现多样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无关产业的多样性由于认知距离过大会导致失去共同的知识基础，从而无法相互学习，也不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由于多样化的产业间是否相关关系着能否产生知识溢出，Frenken（2007）把产业结构多样性划分为相关多样性和无关多样性，并以1996—2002年荷兰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以相关多样性衡量的Jacobs外部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无关多样性则阻碍经济增长。Boschma和Iammarino（2009）对1995—2003年意大利103个省的三位数部门进行分析，发现相关多样性有助于经济增长，并且与本地产业相关的对外贸易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胡树光（2011）、李福柱和厉梦泉（2013）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关多样性对创新以及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三、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评述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认知更加清晰，但也存在诸多缺陷。

1.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兴起

关于韧性的研究由来已久，韧性原为工程力学中的词汇，Holling（1973）将其引入生态领域。此后，韧性的概念广泛应用于灾害学、心理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Rose（2004）认为城市系统应对风险需要快速响应和适应能力，将韧性引入城市系统。Martin和Sunley（2007）从区域产业系统的角度探讨区域应对冲击的不同表现，从而提出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大相径庭，有的国家和地区很快就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有的国家和地区则陷入困境。为了研究这一现象，经济学者开始大量使用“区域经济韧性”一词来形容这种缓冲作用。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使得经济韧性概念被经济学者广泛接受，甚至逐渐备受推崇。Christopherson和Michie（2010）强调区域经济韧性实践研究的必要性，全面解析区域经济韧性驱动因素，从而有效制定区域经济韧性发展政策管理与规划路径。Stumpp（2014）认为韧性理念正取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甚至有可能改变政治议程和议题。孙久文和孙翔宇（2017）指出区域经济韧性有潜力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在政策制定和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各个学者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认知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有了新的内涵。Martin（2012）在系统总结相关文献后给出了区域经济韧性的4个研究维度：一是抵御冲击、吸收冲击的能力，代表一个区域经济系统面对经济冲击或扰动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二是冲击后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区域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往往与其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存在关系。三是区域经济系统在冲击后重新整合内部资源、调整自身结构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能力，从而维持产出、就业和收入水平等的稳定。四是区域经济路径创造的能力，在遭受经济冲击（衰退）后改变原先的增长路径，开启新的发展路径，重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2.区域经济韧性与衡量指标的模糊性

区域经济韧性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依据Martin的总结，当我们研究第一个维度的区域经济韧性时，其实我们在研究一个区域的脆弱性；当我们研究第二个维度的区域经济韧性时，其实我们在研究一个区域的恢复力；当我们研究第三个维度的区域经济韧性时，其实我们在研究一个区域的适应力；当我们研究第四个维度的区域经济韧性时，其实我们在研究一个区域的创新力。为避免混淆，苗长虹等（2018）在研究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时，就使用脆弱性、恢复力而不是韧性。

由于没有公认的定义，在衡量区域经济韧性时，也缺乏一致的指标。Briguglio最早通过构建一篮子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衡量区域经济韧性，一些智库在评估区域经济韧性时采用了这一方法。但这种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可能会混淆因果关系。如果区域经济韧性是经济表现的结果，则将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纳入指标体系是不科学的；如果将区域经济韧性定义为区域经济的一种能力，则各个指标的权重也是无法确定的。另一种衡量办法则是通过分析区域经济指标在受到一定冲击之后的表现，例如，Martin分析英国各地区9个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构成的变化，研究了英国各地区的经济韧性。Bergeijk以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贸易量的下降代表各国的经济韧性。王静以敏感性指数与稳定性指数、应对性指数加和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韧性。徐媛媛、王琛以经济指标下降百分比对全国经济指标下降百分比的比值作为韧性指标研究江苏和浙江在金融危机下的表现。然而这种指标仅代表一个区域经济系统面对经济冲击或扰动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只适用于第一个维度的经济韧性的研究。基于这类指标的实证研究，也仅在第一个维度的经济韧性的概念上存在意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9年对经济脆弱性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即经济脆弱性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因遭受未预料到事件冲击而引起的损害所具有的承受能力。

各经济学者之间就区域经济韧性的交流并非基于同一概念和同一指标，从而导致相关研究的混乱。如果能够将经济冲击的缓冲作用的概念还给经济脆弱性，而将（狭义的）经济韧性仅定义为经济冲击后的恢复能力，那么概念将更加清晰。而在指标方面，对经济韧性的衡量不宜采取指标加权的方式构建，因为这会让研究失去可比性，而应当根据概念本身来选择合适的指标。经济脆弱性应考虑以敏感性指数来衡量，而恢复能力（狭义的经济韧性）应考虑使用单位时间恢复冲击前的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

3.韧性割裂了危机状态与非危机状态下的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韧性是一个地区的特性，强调的是在外在环境冲击之后一个地区避免陷入困境的程度，这个概念割裂了非危机状态和危机状态的经济发展，越是多样化的产业结构韧性越高，但是对非危机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则并不明确。尤其是Martin对经济韧性定义总结的4个维度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这两个维度关注的只是区域经济在受到危机冲击时以及冲击后的表现。其实除经济危机外，还有很多环境变动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如产业的兴衰、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动、科技的进步、能源价格的变动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范围可能是全局的，也可能是局部的，影响程度可能是巨大的，也可能是较小的，影响速度可能是剧烈的，也可能是缓慢的，但是这些影响却是持续的、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

Martin（2012）受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启发，重新思考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韧性问题，提出了适应韧性的概念，并把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韧性定义为区域经济内部各要素（如企业、产业、技术和制度）通过相互调适和共同演化来确保区域经济实现适应性发展的能力。如果把韧性所应对的冲击从剧烈的经济危机放宽到缓慢的环境变化，这种修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经济韧性概念对冲击状态与正常状态之间的割裂，但Martin所说的适应韧性并无此意，他认为适应韧性是在经济危机之后的重新定位以适应发展的能力，依旧以经济危机为背景，所以他也指出韧性只是区域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Boschma指出，有必要将区域缓冲（吸收）突然冲击扰动的能力和区域发展新增长路径的长期能力这两种弹性的意义进行整合。但如果两种概念整合将会导致韧性的概念更加不一致，因为“韧性”一词的本意是从扰动中恢复的能力，而区域发展新增长路径的长期能力并不限于从扰动中恢复。

四、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对产业结构选择的启示

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因素包括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社会资本、政策和制度环境以及文化等，其中产业结构因素更受学者们的关注。Hassink（2009，2010）研究了韩国大邱的经济韧性，大邱是韩国的纺织之都，由于忽视了中国纺织业的冲击，大邱的经济陷入了衰退。Martin和Sunley（2006）认为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区域经济韧性，因为多样性可以防止因区域产业结构单一而造成的区域锁定现象，并能降低危机对区域经济的破坏力，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迅速恢复。Brown和Greenbau（2017）利用俄亥俄州35年来县级就业数据的变化，研究产业多样性和经济韧性的关系，结果表明，遭受外部冲击后，产业多元化的县有更好的表现，产业集中度高的县经济韧性较差。

相关研究表明，韧性呼唤产业结构的多样性。韧性让专业化与多样性之争又产生了变数。韧性概念的提出会成为支持多样性的有力证据吗？认识到经济韧性概念与衡量指标的缺陷，以及经济韧性对冲击状态与正常状态下经济增长的割裂，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区域产业结构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Martin、Davies、Brakman等学者所说的多样性带来的韧性本质上只是风险分散的效果，Martin还指出，在多样性的产业结构中，各产业之间的协方差也影响了该地区抵御风险的能力。这种短期效果其实并不需要利用实际数据来证明，因为在数学上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效果仅仅代表一个区域经济系统面对经济冲击或扰动的短暂瞬间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也就是Martin所说的第一个维度上的经济韧性。

一个区域的经济能够抵抗冲击或者扰动是重要的，但不能替代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两者需要权衡。研究一个产业结构专业化的区域，需要研究其历史轨迹。一个区域在其专业化产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存在3种机制促进了这个进程：区位指向、集聚经济、创新网络。如果忽视这种机制，刻意破坏专业化产业结构的形成而追求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将会阻碍经济发展。底特律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底特律的产业结构单一，而是因为底特律汽车产业不符合汽车产业的发展形势、过重的历史包袱、底特律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即使底特律的产业结构更多元化，分散在更多的工业中，结局并不会变得更好。Hassink所研究的韩国大邱，也是如此。大邱的问题并不在于产业结构单一，而在于没有对产业的发展趋势有清晰的认知，导致整个产业的衰落。主导产业的衰落会导致一个区域的经济陷入困境。如何从困境中走出，也并非依靠增加产业多样性，而是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比如鲁尔区的文化与创意产业。

当一个产业受到冲击时，最先受到冲击的是竞争优势较弱的企业。当石油价格冲击给汽车产业带来危机时，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因此衰落，反而因此获得了高速增长。在其他条件一致时，越是专业化的地区，由于资源、交流和竞争的作用，企业越容易获得更大的竞争力，进而越能够抵御冲击。孙久文指出，重工业企业追求规模效应，经济韧性会比较差，因为高度专业化的基础设施、高昂的沉没成本和退出壁垒，会使得以重工业为主的地区在该行业受到冲击时难以转型。但是也要看到，如果一个重工业企业规模不够大，利润较低甚至可能亏损，那么更难以在受到冲击时转型。一个企业拥有的资源越多，企业越能够利用外部资源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Nakamura（1985）对日本的研究，也认为重工业更需要专业化。如果一个区域的主导产业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区位指向的或是集聚效应的，只有让这个产业扩大到一定规模，才能培育出具有足够的资源、竞争力和动态能力的企业，从而抵御市场变化。王琛等（2018）研究发现，龙头企业的存在有助于一个地区顺利度过危机，而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对于一个区域抵抗危机的作用并不显著。

资源并不能保证一个企业拥有动态能力，任何企业都不能仅仅依靠资源而获得一劳永逸的竞争优势。一个区域的企业可以依靠区域内的产业集聚获得竞争优势，也有可能因为技术锁定、功能锁定、认知锁定、政治锁定而陷入路径依赖，从而失去竞争优势。一旦一个产业内的企业受到其难以抵御的冲击，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量失业，如果失业量达到其他产业无法消化的程度，将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由此可能带来地区人才流失、投资流失等后果，这将与经济衰退形成累积因果关系，从而使该地区陷入长期衰退。因此，虽然我们认为专业化（或者相关多样性，其本质是在更大的产业定义下的专业化）有利于该产业内企业获得动态能力，但依旧需要一定程度的无关多样性，以维持必要的稳定。

当一个产业受到冲击时，其他产业能够接收受到冲击产业的资源，而形成新的生产力，以抵御冲击，这就是重新组织资源的能力。但是并不是什么产业都能够接收受到冲击产业的资源的，比如：软件行业是无法接收食品加工行业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产业的相关性就显得尤其重要，较短的认知距离和转移成本能够让受冲击产业的人力资源快速转移到新产业。因此，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在扰动之后的恢复有正效应①。创新能力是影响一个地区长期经济增长（包括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的重要因素。Frenken et al.（2007）认为产业相关多样性有利于促进一个区域的创新，而无关多样性则限制了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区域经济韧性并不要求一个区域将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作为追求目标，而应当在保持一定的产业结构无关多样性的基础上，追求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

五、产业结构多样性与专业化的走向展望

产业结构多样性与专业化的选择不能割裂时间的长短、行业的广窄以及区域的大小。

从时间尺度来看，产业结构多样性与专业化的选择不能仅仅看短期（短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脆弱性），而要从长期来看（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脆弱性的长期影响）。过于多样性的结构有利于降低脆弱性，但是对于经济增长不利。过于专业化的结构，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但是面临环境变化时，如果不能有很好的动态能力应对，将会使一个地区陷入长期衰退。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样性与专业化的选择应当在保持一定的无关多样性的基础上，追求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通过提高主导产业的动态能力和转换主导产业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从产业尺度来看，当我们把产业尺度细分时，产业多样性会加大，本来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可能会被归为多样性的产业结构。当我们把产业尺度放宽时，产业多样性会减小，本来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可能被归为专业化的产业结构。Frenken、Boschma提出的相关多样性概念，即是描述处于多样性和专业化之间的概念。专业化和相关多样性有利于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而促进经济增长，无关多样性有利于应对短期剧烈冲击，防止引发难以挽救的风险。

从区域尺度来看，当我们把区域尺度加大时，原本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可能会转变为多样性的产业结构。当我们把区域尺度缩小时，原本多样性的产业结构可能会转变为专业化的产业结构。随着交通条件、通信技术的提升，以及区域保护的减少、行政区划的调整，区域的概念越来越大，遇到冲击时，可以吸收受冲击产业的资源的区域范围得以增加，从而使每个小的区域可以追求更大的专业化以及相关多样性程度。

因此，未来产业结构多样性与专业化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产业之间的联系和区域尺度的转变，从而更清晰地界定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释

①这里的产业相关性以劳动力技能相关性来衡量，不应以行业门类来衡量。

参考文献

［1］FRENKEN K，VAN OORT F， VERBURG T. Related variety，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J］. Regional Studies，2007，41（5）.

［2］BOSCHMA R，IAMMARINO S. Related variety，trade linkages，and regional growth in Italy［J］. Economic Geography，2009，85（3）.

［3］JACOBS J. The economy of cities［M］. Vintage，1969.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廉运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5］GLAESER E L，KALLAL H D，SCHEINKMAN J A，et al. Growth in c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 100（6）.

［6］FELDMAN M P，AUDRETSCH D B. Innovation in cities：Science-based diversity，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ed competition［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

［7］CHEN H P. Urban externalities and city growth in Taiwan［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2，36（4）.

［8］NAKAMURA R.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urb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case of Japanese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5， 17（1）.

［9］HENDERSON J V. Urbaniz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 City size and population composi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6， 22（2）.

［10］贺灿飞，潘峰华.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研究：基于动态外部性与经济转型视角［J］.地理研究， 2009 （3）.

［11］NELSON R 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PERREZ C，SOETE L.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J］.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CF Giovanni Dosi， Richard Nelson， Gerald Silverberg，Luc Soete. London，Pinter，1988.

［13］NOOTEBOOM B.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and economie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胡树光.演化视角下的中国区域产业相关多样性格局与效益分析［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2011.

［15］李福柱，厉梦泉.相关多样性、非相关多样性与地区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兼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观点的拓展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

［16］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 Systematics，1973，4（4）.

［17］ROSE A. Defining and measuring economic resilience to disasters［J］.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4， 13（4）.

［18］MARTIN R， SUNLEY P. Complexity thinking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7，7（5）.

［19］CHRISTOPHERSON S，MICHIE J，TYLER P. Regional resil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2010，3（1）.

［20］STUMPP E. New in town? On resilience and “resilient cities”［J］. cities，2013， 32.

［21］孙久文，孙翔宇.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经济地理，2017，37（10）.

［22］苗长虹，胡志强，耿凤娟，等.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J］.地理研究， 2018 （7）.

［23］MCINROY N，LONGLANDS S. Productive local economies: Creating resilient places［J］. Manchester: Centre for Local Economic Strategies， 2010.

［24］VAN  BERGEIJK P A，BRAKMAN S，VAN MARREWIJK C. Heterogeneous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he great recession’s world trade collapse［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17，96（1）.

［25］王静.中部地区城市群区域空间经济弹性评估与优化策略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

［26］徐媛媛，王琛.金融危机背景下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和江苏省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7 （8）.

［27］MARTIN 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2， 12（1）.

［28］BOSCHMA R.Toward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resilience［J］. Regional Studies，2015， 49（5）.

［29］CHO M，HASSINK R. Limits to locking-out through restructuring: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Daegu，South Korea［J］. Regional Studies，2009， 43（9）.

［30］HASSINK R. Regional resilience: A promising concept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adaptability?［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3（1）.

［31］MARTIN R，SUNLEY P.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6（4）.

［32］BROWN L，GREENBAUM R T. The role of industrial diversity in economic resilien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across 35 years［J］. Urban Studies，2017，54（6）.

［33］WU L.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art-up performance of Taiwan’s high-tech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7， 60（5）.

［34］王琛，郭一琼.地方产业抵御经济危机的弹性影响因素——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J］.地理研究， 2018（7）.

［35］刘力，程华强.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的动力机制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6（6）.

来源：微信号“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网”，https://mp.weixin.qq.com/s/6wutSIF-_o4pcKe-cF4QcQ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