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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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强调,要“更加自觉坚持人民至上”“从政治使命出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民心所向。我们党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孜孜追求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早在1953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是党的根本任务之一。邓小平同志明确把“共同富裕”上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模式。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共同富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70多年来,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不断提高。但当前我国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期盼还有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这些都要求我们既要把改革发展的“蛋糕”做大做好,同时要把“蛋糕”切好分好,早日实现民心所盼。

实现共同富裕要答好经济和政治“两张答卷”。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夺取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省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还很大,收入差距大的问题仍很突出,促进共同富裕的任务十分艰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因此,我们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把党的决定和部署贯穿、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千方百计抓发展,以“四化”为抓手加快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同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兑现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促进农民农村致富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累计实现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一道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截至2020年底,我省仍有1806.62万人(占比46.8%)生活在农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达11642元,农村农民仍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短板和薄弱环节。推动共同富裕,要更加注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大力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一是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对易贫返贫以及边缘人群加强动态监测、及早干预,做好帮扶政策接续落实,激发脱贫群体致富内生动力。二是要大力推动乡村振兴。重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生态畜牧业,加快发展林业产业和林下经济,加快补齐农产品加工环节短板。三是要进一步盘活农村资产。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进一步盘活空置农房、宅基地和土地等资源,促进城乡资本要素双向流动,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促进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公共服务不仅具有收入分配功能,也具有经济增长功能,兼具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省民生事业和公共服务建设大踏步前进,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取得显著成效,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仍有差距。因此,必须把优化提升我省公共服务水平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生育、托幼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提供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一是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就业、养老、医疗、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更加普惠均等可及,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支出负担,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差异。二是要持续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教育、医疗卫生、文体服务质量升级,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服务水平,大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快建设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机制体制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推动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性任务,从共建共享走向共富,推动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关键要靠长期的制度保障。一是要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大力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发挥好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调节作用,稳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优化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效率,大力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推动形成良性发展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二是要建立健全“先富带后富”的帮扶机制。积极推进省级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大向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探索建立先富帮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三是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更好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民合作社提质增效,通过强化农户与企业利益联结,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农民收入稳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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