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发展比较重要的节点上，讨论新增长动能，除了刺激之外，中国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经济增长办法，最大的一块就是都市圈。

我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今后十年，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百分之七八十就在国内若干个大的都市圈发展。

那么，都市圈是什么样的形态？现在都市圈里的核心城市都有了，而且核心城市太拥堵，在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最多100公里范围之内，能够发展出一大批小镇、小城。

比如，在北京周边50-70公里的范围内，在环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到天津、北京到保定，雄安新区等——节点性城市之间，建起几十甚至上百个小镇，彼此之间用轨道交通连接，然后形成一个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硬的软的全都上去，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形态上来讲，是小分散大集中。一方面把原来核心城市里太拥堵的、很多功能都不够集中的，可以分解出去；另一方面，在都市圈范围内，特别是这些小镇可以吸收大量人口。中国将来形成三五千万人的大都市圈、或者大都市圈构成的城市带，是完全可能的。

现在这方面的需求非常强烈。像北京的老年人——大概60岁以上有户口的，2019年已经350万人了，占北京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有很多也不用在三环五环之内上班了，他很希望到郊区买个房子，空气好一点、面积大一点、成本低一点，房前屋后种菜种花，有个比较好的养老的环境。

另外，城市功能过度集中，有些是非首都功能，过于拥堵，城市病也就出来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制造业现在成本太高，包括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搞了一个小镇。我们城市房价也过高。但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是60%，应该还有20%左右的提升空间。

此外，中国最近几年城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到中心城市、都市圈来的，是其他城市的人。中国现在的城乡结构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能有数以万计的农村，人很少了或者没有人了。从城市来讲，现在有上百个城市的人口是在收缩。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到了中心城市、都市圈。

所以，都市圈的发展，可以满足几个方面的需求：城里人下乡、疏解城市功能、降低制造业成本、降低城市房价，更重要的是吸收农村人口或者是城市结构优化的人口流动的需求。

最后，解决方案在什么地方？就是大都市圈的发展。

大都市圈的发展，重点是这个圈——因为核心城市部分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想象，北京周边如果建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镇，可以有一些养老社区；北京市区大企业总部很多，也有人提出让他们分散到其他地区，这比较难，但是可以分解到周边的小镇，北京周边可以有航天小镇、新能源小镇、人工智能小镇，还有一些制造业小镇——北京的制造业可以往外转，河北、天津很多的制造业也不一定非要在县城里边，也是要集聚。现在制造业在空间上都是集聚的，就是要集聚到这些大都市圈的小镇里来：一方面成本可以降低，另一方面可以分享专业化分工的好处。

发展大都市圈是当务之急。这种改革是不是需要时间？如果有政策，短期之内就会产生作用。从带动经济增长的角度讲，它所带动的需求是综合性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

另外，这些都市圈范围内的小镇，现在完全可以有一套新的建法，不一定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也就是套用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技术和方法——完全可以用绿色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这就给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一个空间。

这个需求量确实很大。可以算一下账：今后十年，仅仅都市圈的发展，给中国经济每年提供的增长动能，保守估计，每年也会有0.5到1个百分点。

这么大的增长潜能，是不是说一句话就往前推动了？现在不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应该同价同权同等入市。这方面，新的《土地法》已经开口子了。农民的宅基地能不能外部流转，是争议很大的问题；包括小产权房问题等，怎么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难题。但这些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比如，大家很担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宅基地如果流转以后，农民没地方住了，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有一点收入，第一步得拿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过去的想法是，农民有一块土地，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在过去是对的。但现在至少在都市圈这个范围之内，完全可以用新的更科学的、效率更高的办法——社保体系——这种制度建设来保障他，而不是像过去靠地。也有人担心，如果农村土地制度放开，有些干部会不会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制度建设一定要跟上去。比如，到郊区去买房，可以出台规定，对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应该有一套审查机制。

另外，像税收制度，小产权房问题。过去农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不可以，但他最后还是盖了。有些城中村就是这个情况，它肯定是没规划的，没规划就肯定有问题。现在解决问题，应该是正本清源、理顺关系。把权利给农民、给集体组织，同时你需要遵守国家的城市规划，该交的税还要交。

另外，土地规划也需要改革。过去这些年，给城市化发展潜力不大的地方的用地指标量比较大，像东部地区、大都市圈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反而用地指标比较少。这个应该改革。土地指标应该和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数量，要直接挂钩。

农村集体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也很重要。现在有些地方农村，土地交易或者集体组织的一些活动，透明度不高，甚至出现一些腐败问题。这都要通过治理体系的改革来解决。再比如，城乡财税体制的改革等等。还有，像城乡接合部这些土地转让了以后，有一部分收入是要交税的。这一系列的改革，要在仔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很好的政策设计。

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面对、要解决；解决了以后，把中国都市圈发展、增长的空间打开。这个潜能比各种各样的刺激方案的潜能要大得多。

这就是我现在强调的：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遇到某种很大挑战的时候，应该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释放出来，从而有一个中速的高质量的发展。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来源：微信公众号：宏观经济智库，https://mp.weixin.qq.com/s/G7QYmGGI9ZXevPEtyZY3Fg 发表时间：2020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