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山:西方的疫情政治攻势与中国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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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少数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从舆论、外交、安全等领域对中国发起疫情政治攻势,中国与西方的疫情政治斗争正从遭遇战、阻击战发展到总体战阶段。西方疫情政治攻势主要表现为八种谬论,行使的是四种伎俩,形成了五步连环的方法论路线图,充斥着反智主义、反理主义、工具主义的认识论迷思。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正确的斗争原则,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做好顶层设计,从斗争对象、行动主体、战式战法、投放载体、语言风格、材料类型等方面系统谋划,制定一揽子工作计划,重点运用“七论六法”打赢反击西方疫情政治攻势的总体战。

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必将永久改写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目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少数西方大国政客和部分媒体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肆意将新冠病毒政治化,利用疫情对中国发动舆论战、外交战、安全战,中国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面对严峻复杂的外交环境,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疫情政治攻势,中国不得不奋起反击,以斗争求团结,维护全球合作抗疫大局,捍卫中国形象和利益。

疫情政治攻势,是指少数西方国家政客、媒体或其他主体,罔顾客观事实,在病毒来源、疫情防控、疫情援助、疫情合作等议题上,单独或联合发起针对他国的舆论攻击、外交交涉、政治围攻、法律索赔、经济制裁、安全围堵等行为,将新冠病毒蔓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政治化,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那么,西方大国的疫情政治攻势是如何发动的?有何方法论和认识论逻辑?我们又应该如何以底线思维为指导,打好反击战,有效应对和化解西方大国挑起的疫情政治攻势呢?

西方对中国发起的疫情政治攻势

西方对中国发起的疫情政治攻势包括舆论攻势、外交攻势、安全攻势。

舆论攻势是指通过政客发布谣言谬论、媒体报道虚假新闻、有关实体表演起诉闹剧等多种形式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妖魔化,企图诋毁中国形象。舆论战是当前西方发起的疫情政治攻势的主战场,也是中国与西方交锋最激烈的领域,后文将重点分析。外交攻势是指西方政客在抗疫国际合作、中国对外抗疫援助、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台湾当局谋求加入世卫组织等方面对中国发起的外交攻势。安全攻势体现为经济安全攻势、领土安全攻势等。疫情暴发后,美国加快与中国经济脱钩,动员企业退出中国市场。美国派出军舰在中国南海出没,以各种或明或暗的形式支持“台独”分子以疫谋“独”的行径。

西方对中国发起疫情政治攻势的主战场是舆论战、外交战,两个领域的攻势互相交织、互相配合,中西交锋已从疫情暴发早期的遭遇战发展到当下中国对西方的舆论阻击战阶段,未来必将进入中国对西方无端攻讦全面反击的舆论总体战阶段。

中西舆论遭遇战开始于中国疫情暴发之初。2020年伊始,就在中国人民奋力与病魔搏斗的时刻,西方政客、媒体突然开始大肆造谣,无端攻击中国。例如,攻击中国隐瞒疫情,攻击武汉封城是限制自由;攻击中国的社交阻隔是侵犯人权;攻击武汉设立的方舱医院是集中营,等等。中国不得不在两个战场同时应战:与新冠病毒的攻防战、与西方谣言谎话的攻防战。中国通过开展应急性外宣工作、组织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开展疫情外交等予以应对。

阻击战发生在全球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后。目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是,欧美各国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中国在国内抗疫任务仍很艰巨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对外抗疫援助,及时向疫情较为严重的意大利、伊朗、塞尔维亚等国派出医疗专家组,并向多国援助口罩、试剂盒、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但是,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不顾全球抗疫大局,对中国展开各种形式的舆论攻势,企图甩锅中国;中国被迫应战,通过外交部发文、发言人答记者问、官方媒体评述、外交官社交媒体发声、驻外使节接受访问等形式应对西方舆论战,并加大对外抗疫援助与国际合作,持续开展疫情外交,外宣、外交、对外合作三管齐下,阻击西方的疫情政治攻势。

西方政客和媒体的疫情政治舆论攻势可概括为“武汉、中国是病毒源头”“中国故意散播病毒”“中国瞒报疫情”“中国疫情数据造假”“中国囤积防疫物资”“中国应承担疫情蔓延责任”“应对中国进行调查,向中国追责索赔”“中国对外抗疫援助有政治目的”等八种主要谬论,发布这些谬论的上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等人,下至美国极右势力代表班农以及少数媒体从业者、学者、智库代表等,还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少数政客和新闻媒体。

从方法上看,西方的做法并非什么新招,不过是一直以来攻击中国的老套路、老手法而已,可概括为四种主要伎俩。

一是恶意炮制—肆意污名法。蓬佩奥、特朗普多次声称有证据表明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但一谈到出示证据,就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美国政客手中根本没有什么证据,一切都是他们恶意炮制的。世卫组织相关负责人证实,世卫组织至今没有收到美国政府提供的任何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数据或具体证据。西方政客对武汉是新冠病毒源头的指责全是以想象为证据,恶意炮制可能性,再予以污名、污蔑,这是西方政客的一贯伎俩。

二是玩忽职守—推卸责任法(俗称甩锅法)。某些西方国家政府浪费了武汉封城所留出的预警时间,导致疫情暴发,明明自己玩忽职守,却倒打一耙,责怪中国隐瞒关键信息,把防疫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但对于关键信息是什么?又拿不出证据来。对比一下武汉封城的时间线、美国发布对中国的旅行禁令,从武汉撤侨的时间线以及美国确诊病例的增长曲线,不难发现,美国疫情失控完全是美国当局玩忽职守的结果,与中国毫无关系。研究表明,美国、欧洲的新冠病毒并非来源于中国。

三是结论先行—有罪推定法。在少数西方政客的眼中,中国、中国人民似乎是有“原罪”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被他们批评;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先怀疑中国,首先假定是中国的责任,再戴着有色眼镜去寻找事实来配对,为之服务。不管什么事情,中国做得好,是数据“造假”,做不好,是制度劣势、文化劣根使然。西方对中国疫情数据的质疑、对中国人饮食文化的污蔑都是典型的结论先行,有罪推定。因为有罪推定,才有西方媒体对中国封城与意大利封城的双标解读。

四是东拼西凑—移花接木法:西方政客与媒体往往将片面的数据或事实东拼西凑,然后予以极具政治目的的主观解读,再以之为证据。西方对中国的指责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所以蓬佩奥之流只能用“可能”来蒙混过关。而那些仅有的所谓“证据”事后被证明不过是恶意拼凑、移花接木的产物。英国某智库所谓的可证明武汉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视频后来被证实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点关系也没有。“五眼联盟”(指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个国家组成的情报共享组织)一份所谓可证明“新冠病毒可能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绝密档案’”最终也被证实不过是东拼西凑的媒体报道,根本不包括通过人工搜集或电子拦截的原始情报。

西方疫情政治攻势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剖析

西方的八种谬论、四种伎俩是如何对华开展攻击的呢?这就不能不分析西方对华舆论战的方法论逻辑以及其背后的认识论本源。

西方对华舆论攻势的方法论逻辑路线是:

第一步:政治驱动,寻找替罪羊。疫情如此严峻,西方政客、媒体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将枪口对准抗疫队友中国呢?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一言以概之,一切为了选票、股票、钞票。有的政客是为了寻找替罪羊,企图将自身抗疫不力、本国经济下行、股市震荡的责任甩锅给中国;有的是为了转移公众视线,转嫁国际国内压力,捞取个人好处;有的是出于竞选需要,讨好保守势力,拉升支持率;有的是被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偏见所左右;还有的纯粹是为了耸人听闻,吸引眼球,制造轰动效应……不一而足。

第二步:结论先行,有罪推定。政治驱动决定了结论先行,结论先行又不得不“依靠”有罪推定,中国在疫情流行中的“缺失”就这样被西方政客和媒体“莫须有”地描述出来的,而且,先建构的事实又被后面的论调充为证据,进而形成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形成新冠肺炎疫情历史虚假叙事的自我闭环。2020年4月20日,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发文揭露美国保守派记者与政府配合散布虚假信息的全过程:《华盛顿邮报》记者罗金曾屡屡炮制假新闻,他在4月14日以似是而非的口吻对美国驻华使馆电报断章取义,把反华分子虚构为“科学家”,撰写出漏洞百出的“爆料”文章。15日晚,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发表阴谋论,称中国政府要为疫情所有损失负责。1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该阴谋论“带到全球舞台”,要求中国允许专家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

第三步:组织证据,炮制“可能”。经过有罪推定,对蓬佩奥们来说,中国的责任似乎已经是无可辩驳了,缺的只是证据。证据怎么来呢?通过统一指挥,精心组织,可以炮制,可以拼凑,可以移花接木,可以用“可能”代替事实。2020年3月20日,美国国安会要求各联邦机构统一口径,寻找证据,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宣称中国策划掩盖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于是我们就看到大量可笑、不值一驳的情报闹剧、文件丑闻,看到所谓的政治领袖、社会精英大量反智主义、反理主义的操作。

第四步:赤膊上阵,污名抹黑。对于有些事情,例如中国向世界各国提供的抗疫援助,西方政客和媒体实在找不到造谣的任何证据,怎么办呢?就撕下伪装,赤膊上阵,通过人为解读,直接污名抹黑中国,其演技极其粗俗、拙劣,他们自己却乐在其中。还有那些直接歧视东方人、中国人的言论和行径,更是暴露了少数西方人的道德底线是无耻无下限。美国《政治报》曝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给党内各阵营发送一份长达57页的备忘录,指导鼓动共和党候选人通过三大攻击路线,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疫情危机。该备忘录还表示将把中国作为2020年美大选的中心议题。这表明,栽赃、攻击中国已经成为共和党竞选的“全政府策略”。

第五步:非法追责,可笑索赔。少数西方政客不顾国际法上的主权豁免原则,也不顾历史上从无自然灾难追责主权国家的先例,要求追究中国“瞒报”的责任,甚至耸人听闻、煞有其事地发起各种起诉中国、索赔追偿的闹剧,这些闹剧的依据、论点不值一驳,但始作俑者却表演得甚欢。

尽管行为荒唐,但这五步逻辑却前后相联,环环相扣,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那么,是谁在这样做呢?不要小瞧,正如对华为的围追堵截一样,新一轮的对华舆论战、外交战正在越来越组织化,领头的是美国政客。特朗普在4月至5月间曾给40多位盟国领导人打电话,主题就是统一口径,将疫情责任“甩锅”给中国。执行的中坚力量之一是“五眼联盟”。正是在“五眼联盟”的操纵下,澳大利亚充当反华“炮灰”,积极炮制机密情报文件以供美国使用。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最近直接表示,在对华关系方面,西方国家需要协调一致。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会作出如此无道德底线的行为来?这就不能不去探究隐藏在上述方法论路线图背后的认识论乱流。近年来,在某些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化政治、逆全球化、逆一体化的逆流勃然兴起,其标志就是美国“退群”、英国“脱欧”、美欧极右翼势力崛起。

政治精英中的反智主义、反理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也在发展,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表演得更为充分:

反智主义,是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时,政治人物漠视医学专家的专业作用,以错误的、反科学的个人判断进行防疫决策,甚至处分疫情“吹哨人”,限制医学专家的科学发言,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代表人物就是特朗普。美国有关部门很早就向白宫递交新冠肺炎疫情的警示文件,但特朗普一直坐视不管,甚至反驳、质疑美国病毒专家的专业警告;等到美国境内疫情急剧暴发后,特朗普又多次发表惊人言论,削弱防疫努力。他散布的“气温升高病毒会自动消失”“消毒剂可杀死病毒”等言论堪称反智主义的典型代表。英国当局早期的群体免疫计划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幸亏没有实施。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仅仅因为写信呼吁拯救染病的士兵,就受到撤职处分,多名美国医学专家、一线医生遭遇封口威胁。特朗普等人很少戴口罩,即使在召开多人参加的室内封闭会议时也是如此;美国副总统彭斯甚至在视察医学中心时也拒绝佩戴口罩。

反理主义是指少数西方政客在疫情中表现出来的高度情绪化、歇斯底里化的行为,对外表现为通过撒谎、造谣肆意攻击他国。蓬佩奥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以撒谎攻击他国为能事,角色错乱,德不配位,透支美国外交信誉,危害全球抗疫合作,其所作所为是反智主义、反理主义的集中表现。前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言辞如此强硬,令人仿佛重回麦卡锡主义时代,也有点像1930年代希特勒时期的德国”。

工具主义。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紧急关头,所有国家都应以疫情防控为第一要务,但美英等国疫情拐点远未到来,就在考虑如何复工复产,民众健康、疫情防控成为政客们利益计算,积攒个人政治资本的无情工具,对本国人民毫无同情心,对他国抗疫毫无同理心。特朗普已经公开表露只要经济数字、连任竞选选票,而不在乎美国人民死亡数字的想法,甚至准备解散白宫病毒疫情工作组。

反智主义、反理主义和工具主义泛滥的结果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劣币驱逐良币,正义的声音、科学的思考、理性的决策被抛到一边甚至受到威胁,这一点,凡是有良心与理性的美国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蓬佩奥的“白宫前辈”苏珊·赖斯就毫不客气地批评称,“蓬佩奥使用‘武汉病毒’的称谓是美国的耻辱”。

坚守底线,打赢应对西方疫情政治攻势的总体战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面对西方政客发起的疫情政治攻势,我们应有开展伟大斗争的勇气,大力做好对外宣传、疫情外交、对外经贸、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工作,将中国对西方政客的斗争从遭遇战、阻击战推进到总体战阶段,通过斗争维护全球团结抗疫大局,通过斗争使中美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应对西方疫情政治攻势,首要的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底线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它要求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增强忧患意识,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底线包括道德底线和工作底线。坚持道德底线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工作底线就是,越是在危急时刻,越要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保证国家内外安全。对内保持日常生活物资等供应稳定、物价稳定、就业稳定、金融稳定、社会稳定等;对外,稳外贸、稳外资,维护国家形象,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当前,我们与西方政客围绕疫情的攻防本质上是一场外交斗争、政治斗争,应遵循正确的斗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从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安全斗争、国际舆论斗争等多个领域发起总体战。

外交斗争方面,动静结合,张弛有度。对于西方的谣言谎话、奇谈怪论,主要通过舆论宣传进行反击,少数影响较大的才由外交部门正式回应。做好外交预案,重点关注西方政客或实体发起的赔偿起诉、脱钩法案、制裁法案、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上的提案等具体行动,通过外交照会、外交抗议、外交声明等开展针对性的外交斗争。积极开展疫情外交,扩大对外抗疫援助,深化抗疫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话语权。同时要特别注意打掉西方政客支持台湾当局以疫谋“独”、去中国化的行动企图。

经济斗争方面,制定预案精准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经济脱钩举动;从长计议,重塑疫情背景下的产业链、供应链规划,指导受影响的行业、企业进行战略应对;深化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降低对西方经贸、金融的依赖度,分散经济风险。

安全斗争方面,时刻绷紧领土安全之弦,提高守土有责意识,扎紧篱笆,苦练内功,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充分准备,不怕事,但总体上宜取守势,不挑衅,不惹事,防止擦枪走火。

国际舆论斗争是我方反击西方疫情政治攻势总体战的主战场。国际舆论斗争可分为对外宣传和反击西方舆论两个方面。随着事态的发展,对外宣传应从遭遇战、阻击战时期的应急性外宣过渡到预防性、反击性外宣,细分传播对象群体,锁定国际目标受众,确定海外媒体投放源,升级外宣方式、载体、内容。讲究时效性,做到快、准、稳。

打好舆论反击总体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方对西方舆论斗争的最主要任务,当务之急是做好统一规划。可以从斗争对象、行动主体、战式战法、投放载体、语言风格、材料类型等方面开展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谋划,制定一揽子工作计划。

从斗争对象来看,擒敌要先擒王。对中国发起疫情政治攻势的主要是美国的政客,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和西方媒体是帮凶。要集中火力对准美国政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已经多次发表国际锐评批判蓬佩奥、班农等人,未来可以继续瞄准纳瓦罗和其他美国政客。同时要善于“文斗”,讲究战略战术,注意留有余地。要善于争取中间力量,分化西方阵营,要将说理、叙事、争取理解同情的主要对象对准美国社会精英尤其是民主党人士以及美国的欧洲盟友,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要缔结国际统一战线,团结动员友华力量,扩大行动主体。西方将病毒政治化用以攻击中国早已激起世界正义之士的义愤。中国反击疫情攻势的国际统一战线宜以非官方声音、民间力量为主,团结的对象包括亚洲、非洲、拉美等友好国家中那些有国际影响的社会组织、专家学者、记者、律师、官员个体。

在战式战法上,既要敢于正面交锋,如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与对手正面辩论,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正面迎敌;也要有迂回包抄,如各驻外使节在所在国发表文章,接受访问;还要有突然袭击,抓住西方最新的新闻报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投放媒体和语言类型异常重要。外宣和国际舆论斗争要“走出去”,相关内容要投放在美国和欧洲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甚至社交媒体上,语言应以英文为主,辅之以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投放的作品既有新闻报道、学术报告、学术论文等知性形式文体,也应有普通民众更易共情的以中国抗疫为背景的音乐歌曲、绘画漫画、戏剧戏曲、图片软文以及故事影片、动画片、公益广告影片、多媒体视频等感性形式文体。在语言风格上,既需要驳斥、诘问、反问式(俗称“怼”“刚”)的批判风格,也需要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以退为进、夹述夹议式的说理风格,还需要循循善诱、论从史出的叙事风格,更需要以情动人、激发同情心的抒情风格。

在原材料类型上,既要有战斗檄文,例如华春莹对蓬佩奥谣言污名的十八连问、外交部反驳西方24种谎言的长文;也要有客观有力、基于科学的科普说理文章;还需要个案式、故事式、温情诉说类的软文,等等。

面对西方“八论四法”的舆论攻势,中国如何有效化解,并转守为攻,精准反击呢?建议用“七论六法”予以应对。

“病毒美国源头”论。我方可通过多重渠道对病毒是否来源于美国进行合理怀疑。要消解“中国病毒源头”论等谬论,可以自我辩护,但在先入为主的传播规律面前,自我辩护往往苍白无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树立截然对立的论调——“病毒美国源头”论,何况这种判断本身就有深厚的立论基础。既然美国政治人物能够散布武汉源头论,全世界受害者难道连合理怀疑、诘问一下病毒是否来源于美国都不行吗?这种论述可以由海外媒体、国内民间媒体或者大众社交媒体发出,不宜由中国官方发出。

“源头问题科学”论,新冠病毒的来源是个科学问题,需要由科学家和专业人士进行调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有多个独立来源,对这一点要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开展宏大叙事。这可由外交官、中国官方媒体公开发问,事实上我们正在这样做。

“中国受害者”论。中国迫切需要建构中国尤其是武汉市民作为病毒受害者的形象,建构手段可多样,多种文体、主体皆可展开,但当务之急是收集整理可全面反映武汉抗疫故事和普通患者抗疫经历的一手素材。应组织一线医护人员讲述真实的抗疫故事;组织若干受害者讲述新冠肺炎疫情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再以之为原本,开发多种形式的宣传作品,供叙事、说理、抒情所用。

“中国受委屈”论(“农夫与蛇”论)。为应对西方对中国抗疫援助、援助合作的指责,中国应在公布对外抗疫援助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少数西方政客上演抗疫版“农夫与蛇”故事的形象,建构中国受委屈的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同情。

“西方自相矛盾”论。西方对中国的抗疫评价前后不一,充满双标。中国可以用对手各种自相矛盾的叙事、说理来证明西方的攻击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例如,美国说中国瞒报,但美国早就下令对中国进行旅行限制,早在1月11日就开始进行疫苗研发了;西方一方面骂中国囤积抗疫物资,一方面又指责中国数据造假,抗疫不力。

“美国甩锅”论。中国在反击中应重点揭露美欧政客推卸责任,甩锅中国的做法,通过叙事,强化美国当局抗疫不力,却污名抹黑他国的形象。

“种族歧视教唆”论。西方政客、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起到了教唆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行为,有数据表明,疫情暴发以来,欧美社会辱骂甚至暴力攻击华裔群体的行为就有180多起。对这一点,应该充分叙事,形成病毒领域的种族歧视教唆论,通过政治正确强化西方对中国开展疫情政治攻势的非法性和严重后果,建构少数西方政客缺乏同情心,不讲人权,教唆歧视华裔群体的形象。

在开展舆论反击战的同时,在外交领域和行动领域,可以采取以下六个方面的做法,针锋相对开展反击。

一是反调查—同步调查法。针对美国等少数国家要求调查武汉实验室的要求,中国可以表态欢迎开展国际独立调查,但同时要求同步调查美国、欧洲等所有有病毒源头嫌疑的国家,通过科学程序彻底查清病毒来源。

二是抢先调查—自我正名法。近日,中央向湖北武汉派出联络组,联络组应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防控调查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及早完成调查,公布事实真相与数据,发布中国疫情防控白皮书,实现自我正名。

三是反污名—自我正名法。中国应该发布中国对外援助、疫情国际合作白皮书,系统展示中国开展抗疫国际合作成果,揭露美国对中国发动舆论战、污名化中国的阴谋。

四是反污名—反栽赃法。在前期外交部揭批西方24种谎言的基础上,通过白皮书或其他形式全面揭露西方对中国疫情政治攻势政治上的错误、实践上的危害、逻辑上的混乱、手段上的卑劣。

五是反种族歧视—建构受害者形象法。通过在西方媒体、国际媒介、互联网,也包括中国媒体上播放各类宣传视频、专题片、动画片以及刊登公益广告等途径,展示中国作为病毒受害者、西方污名受害者的形象,激发国际社会同情。

六是借刀—以矛攻盾法。广泛收集西方国家中对我有利、对敌不利的政治评论、社会批判、学术论文、新闻报道、调查结果等“子弹”,作为我方的素材和证据,借西方政治人物、学者、科学家、媒体、社会舆论的正义之刀,反攻西方政客、媒体的疫情政治攻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其内部打击对手,瓦解敌人堡垒。

来源: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20/0615/583716.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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