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进龙:新时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十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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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共同构成人口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量,三者共同决定了人口数量的增减和空间分布的形态及其变动趋势。当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持续稳定在较低水平,而人口的迁移流动因素则上升成为影响人口形势的关键因子。人口迁移流动所导致的人口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不仅会对区域人口规模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影响人口城乡构成、性别年龄结构和社会结构等,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空间移动发展成为影响人口变动决定性因素的今天,有必要加强新时期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认清其特征以把握人口变化的规律。

人口迁移转变假说认为,迁移流动模式取决于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目前我国处于工业革命后期的社会过渡阶段,根据人口迁移转变假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增速将减慢,但迁移流动数量和迁移流动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则呈上升趋势。这一论断基本符合我国目前人口迁移流动整体概况。具体来说,当前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流动人口规模进入调整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稳步增长。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00多万人增加至1990年的2100多万人,年均增加约185万人。1990年至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更是以年均增加约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2010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21亿。此后,我国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但仍然维系在正增长区间,直到2015年底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突然降至2.47亿人,比2014年底的2.53亿人减少600多万人,流动人口规模自此开始从之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7年和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分别降至2.44亿人和2.41亿人,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2.36亿人。可以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步入调整期。

第二,疫情防控导致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陡降。当前,我国大约2/3的流动人口都是雇员身份,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居民生活服务和住宿餐饮业。由于人口流动是疫情传播的主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一盘棋”的疫情防控对流动人口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流动人口规模有一定影响。

第三,少子老龄化影响我国儿童流动人口和老年流动人口的增长。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流动人口规模达到1060万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6.0%;2015年,全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增长至1304万人,但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降至5.9%。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但其比重下降,提示我们当前老年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的长寿化。与此同时,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儿童流动人口规模较2010年时下降4%,儿童流动人口占全部儿童人口的比重则基本不变,这说明儿童流动人口规模下降与少子化趋势不无联系。

第四,流动人口日益呈现家庭化和多元化流动趋势。尽管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资本和发展机会对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吸引,老少人口和妇女留守农村的情况比较常见,但相比过去,我国流动人口可以说经历了明显的家庭化过程。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1年至2017年,我国流动人口住户规模为1人的占比从26.0%下降到18.4%,住户规模为2人的比例从25.4%上升到28.1%,住户规模为3人、4人或5人的比例则从48.7%上升至53.5%,占比超过一半,这表明流动人口携配偶、子女和老人流动的情况开始增多。与此同时,高学历人才、少数民族和国际移民等流动人口类型日益增多,流动人口身份渐趋多元化。

第五,乡—城人口迁移流动的主流趋势不变,城—城人口迁移流动的比重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年至2015年,我国乡—城流动人口比重从52.2%下降至48.9%,但比例仍维系在五成左右,而城—城流动人口比重则从20.8%上升至37.9%,几近翻番,预计城—城人口迁移流动占比未来会继续上升。这表明,当前从乡村迁往城镇仍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流向,与此同时城际间的人口迁移流动情况也日趋增多。

第六,流动人口的跨省流动规模增速明显放缓,省内流动仍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模式。21世纪初,我国流动人口跨省流动规模的增长速度超过省内流动,体量不断逼近后者。但自2005年以来,我国省内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反超跨省流动人口规模。特别是,2010年至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的跨省流动规模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这表明我国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吸引力已经减弱。

第七,流动人口向沿海城市集中的趋势不减,但中西部城市群预期将成为新的增长极,承载更多省内流动人口。随着“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全国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人口流入增多,北京和上海两地对本地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吸引力呈现下降趋势,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人口流入明显增加。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2019年至2020年净流入人口规模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再现人口迁移流动“孔雀东南飞”现象。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人口省内迁移流动情况增加,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外出人口回流明显。

第八,全国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明显,对人口迁移流动具有较大的吸引力。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以1/10的国土面积集聚了近2/5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国内财富总额。由此可见,我国人口发展步入了人口都市化和大城市化时代。而凭借着虹吸效应和人才人口集聚优势,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第九,经济原因是当前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动机。根据经典的推拉理论,可以将引发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分为两种力量:一是促使某人离开原住地的“推力”,二是吸引某人前往目的地的“拉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流动人口空间移动的原因主要是婚姻迁入、家属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原因。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因务工经商迁移流动的人口比例逐渐上升。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务工经商迁移流动人口的比重超过60%,比2010年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这表明,当前引起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推力”和“拉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和发展机会上。

第十,外出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仍显滞后。外出农民工作为我国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流动人口群体,近年来在流动人口规模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仍保持着一定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人口规模从16884万人增长至17425万人,占流动人口的比重则从68.4%增长至73.8%。外出农民工群体的数量增长和比重上升,是我国人户分离背景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结果,城市资本的积累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户籍制度又将其排斥于“市民”之外。如何促进人才和资本要素城乡双向自由流动,是未来我国健全城乡融合联动发展机制的重要命题。

与时俱进地认识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特征,对完善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进一步健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机制,未来我国需要建立适应区域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型人口信息共享平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区域管理和协调机制,从根本上保障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城镇人口等群体在社会福利及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公平、公正,并切实保障老年人、儿童和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群体的基本权益,推动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提升市民化质量。

来源:《中国人口报》 发表时间:2021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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