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金融助力稳增长、促发展的内生激励和动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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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时间,我国各级政府已出台众多稳增长、促发展的政策,对支持防疫抗疫、复工复产、稳定增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面对新一轮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各地一批纾困疫情影响的新的政策措施密集推出。对此,要重视这两年既有抗疫政策的经验,特别是要释放金融供给的内生激励和动力活力,继续发挥金融在助力稳增长、促发展中的强大支撑作用。

一、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片面追求信贷低成本和全覆盖问题。新冠疫情之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难更加凸显,但片面追求信贷低成本、全面覆盖的效果并不理想,当金融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和风险时,必然会使金融供给的意愿降低同时,各种形式大于实质的“形象工程”涌现。正如一些企业反映,虽然有硬科技、硬实力,参与地方、全国相关标准制定,但仍面临各种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最终引入了风投创投和政策性担保后得以好转。这实质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要找对金融机构和融资方式,特别是高成长性科技初创企业,第一步应找的是风险投资,而不应指望银行机构上来就给初创企业充足的贷款,使其不分享企业的成长性收益却要承担额外的风险。

(二)对国家既有发展导向政策的利用问题。国家对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区域合作等领域已有明确的导向政策,对企业主体而言,政策意味着可以获得资金、财税、空间等资源的优惠权或优先权;对金融机构而言,政策意味着可以负担更大的支持成本和创新风险,给予企业更多的资金和资本。当前,众多小微企业主或经理人吐槽,金融机构在抗疫纾困政策下仍存在信贷门槛高、额度小、程序复杂等等问题,一家外资金融机构负责人解释个中原因,就是这些小微企业缺乏对国家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政策的了解和利用。金融机构须按照既定金融监管要求和风控规则运作,但对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国家政策导向领域的项目,都会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和风险容忍度。

(三)一些企业的过度融资、盲目扩张问题。在重大外部事件冲击的情形下,金融政策的宽松变化并不必然代表市场需求的持续扩大。而恰恰一些企业面对突如其来骤降的融资成本、热心的金融服务,长期受压抑的负债冲动和扩张激情随之迸发出来。然而,无效投资所带来的规模宏大,只是一时的风光和热闹,时间稍长一点,持续的财富损失和潜在的风险危机就会显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温州、泉州等地一些小商品加工、鞋服等领域的企业,借助“四万亿”政策下融资宽松的时机大规模扩张,最后引发了严重的互联互保危机;2015年国内公开市场债务融资工具大热后,众多民营上市企业同样追求低利率融资扩张,导致了2018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和股票质押危机。殷鉴不远,这些均是企业对政策变化理解出现严重偏差而盲目负债扩张的结果。

二、金融政策需要把握的逻辑

顾名思义,金融金融,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资金融通,必然会涉及资金需求方和提供方,正如一币两面、缺一不可。金融机构的中介服务,除了向资金需求方供给资金、资本外,必须还要向资金提供方保障资金、资本的收益和安全。否则,就没有个人或市场主体愿意把积蓄的财富和节约的资金交给金融机构管理,所谓的资金融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因为如此,金融服务供给必然要严格筛选企业和项目,要监管资金、资本的用途,要引导被服务企业不断完善治理、规范经营,这也就衍生出了金融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功能。

因此,金融助力稳增长、促发展政策要把握风险收益相匹配、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强调资金资本供给的同时,也要保障资金资本的收益和安全。仅要求资金资本低成本、全覆盖的供给,而不考虑资金资本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不仅会扰乱资本资金价格信号,优质的企业和项目难以获得足够融资,而劣质的企业和项目也不能被淘汰出局,严重损害金融的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功能发挥,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会导致政策套利、诱发金融风险等严峻问题。

三、最大限度发挥金融政策的乘数效应

(一)强化而非弱化对金融机构激励。资金的利息、资本的收益是决定金融供给的关键激励因素,助力稳增长、促发展的金融政策要继续支持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定价、自主决策,在疫情冲击之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众多资金资本需求中,要把金融资源和服务更精准有效地匹配给更有潜力的企业和项目;同时保障资金、资本提供方的收益和安全,用可持续的发展红利和财富增值效应,让更多资金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二)发挥而非取代金融机构作用。持续的防疫抗疫必然占用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更加凸显当前稳增长、促发展政策要用有限财政投入实现更大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加之,由于金融机构对企业和项目研判更加专业,激活和绑定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就可以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地救急纾困企业和服务实体经济。从这个意义上看,贴息贴保、风险补偿政策优于直接财政补贴和奖励,创投引导、母基金放大政策优于直接投资和委托贷款,专项扶持资金委托政策性担保等专业机构管理优于政府相关部门的直接管理。

(三)引导企业找对找准融资渠道。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企业具有不同收益特性和风险特征,需要不同金融机构、融资方式满足其资金资本需求。反之,随着企业发展,合适的金融服务转换不仅可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和所处不同领域的独特融资需求,而且将以资金资本合规等要求接续规范引导企业经营,陪伴帮助企业的成长。例如,初创中小微企业一轮一轮引入风险投资,除了解决发展资金需求外,还以持续估值与激励来促使企业不断完善治理和经营;当企业治理规范和商业模式得以验证后;传统信贷就可以给予相对充裕的资金支撑;当企业保持一定成长性实现规模利润后,利用公开市场的股权、债权融资就可以获取更大资金资本支持。

(四)鼓励市场主体用好金融政策。大多数的市场主体均希望最好能全面满足其融资需求,融资成本也是越低越好。但事实上,金融机构拒绝或减少其融资供给、要求其承担融资成本,并非对企业没有好处,这也可视为是,金融机构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长期服务同类项目所积累的经验,从外部帮助企业研判、筛选拟投资项目。所以,可以观察到,一些企业即便不缺钱,也要和金融机构持续合作。对此,要继续加大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相关政策宣传,加大对金融机构的首贷支持,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做好相关项目储备,用好用足这些金融政策,在创新驱动、绿色转型中走出困境,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支持金融机构多元竞合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利润多、规模大的问题经常被社会所抨击,但这并不能构成降低金融机构激励的理由,而究其根本则在于,金融牌照尚且稀缺,金融供给缺乏竞争,金融机构仍有不少可以“躺赚躺赢“的空间,造成了金融效率不高但利润不少的局面。当前金融政策要继续投放更多金融牌照,鼓励金融机构多元竞合,支持金融服务生态发展,以规范有序、丰富多元的金融供给市场,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服务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助理、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所长 刘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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