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型”养老金的提出
“资产型”养老金体系是指对一经济体诸多养老金计划实证考察得出的一组特征描述或经验性判断的概念总和，与“负债型”体系相对应。资产型养老金体系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在体系结构上，税收政策支持的缴费型三支柱养老金共同发展，不断成熟。在制度属性上，缴费确定型积累制（DCFF，简称DC型）占主导地位。在资产规模上，养老金占GDP比重越来越高，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现代养老保险制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中，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建立不到30年，第二支柱建立只有16年，第三支柱正在试点过程中。因此，与第二、第三支柱相比，第一支柱养老金相对成熟，覆盖率已超过90%，基金累积余额5.46万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支付14个月，比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合计还多。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另一个特征是20年前建立的一只主权养老基金“全国社保基金”，资产规模达2.1万亿。基于中国养老金体系的特殊性及其与国际可比的考虑，本文对中国养老金资产规模的统计使用两个口径：一是“各类养老金”的宽口径，包括4个板块，即3个支柱和“全国社保基金”；二是仅指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窄口径，这是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主要核心资产，是国际通用的衡量养老金财富指标的统计口径。
二、“负债型”养老金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名列前茅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但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间较短，养老资产储备相对不足。例如，“全国社保基金”规模较小；第一支柱统账结合养老保险的部分积累制始终没有实现，个人账户长期处于空账运行状态，现收现付的融资方式占主导地位。整体看，中国养老金体系负债型特征突出，养老金隐性债务（IPD）巨大，与人口老龄化趋势相比显得不相称。
“养老金财富总值”（GPW）度量的是强制性第一支柱养老金提供的福利待遇水平，具体指政府对所有参保退休者未来终生养老金给付现金流的承诺统一按2%贴现后所需要一次性支付的现值总额，这个指标以年度毛收入的倍数来表示。就养老金的福利水平而言，倍数越高说明该经济体的养老金财富支出规模越大。以2018年英国和卢森堡为例，英国对全国男性退休人员未来所有养老金支付的总值仅相当于4.1年的收入总额，而卢森堡相当于18.7年的收入总额（见表2）。影响养老金财富支出总值的因素主要有人口预期寿命、养老金替代率、退休年龄、养老金增长指数化规则等。对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过低的退休年龄。中国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4岁，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7.3岁，退休后平均领取养老金23.3年，比发达国家多十几年。上述因素使中国养老金财富支出总值高达15.2，仅次于卢森堡的18.7。
（二）中国养老金资产占比落后
中国养老金资产储备规模较小，与财富支出总值的差距甚大，与中国GDP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地位不相称。
第一，中国养老金资产占GDP比重很低。2019年年底，按宽口径统计，中国各类养老金总计约为11.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1.7%。
第二，中国养老金占全球养老金资产比例极为悬殊，无论宽口径还是窄口径均较为落后。截至2019年年底，宽口径的全球各类养老金约60万亿美元，窄口径的私人养老金为50.9万亿美元（OECD成员国49.2万亿美元，其他63个国家1.7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宽口径各类养老金资产35.1万亿美元，占全球养老金比重高达58.5%，窄口径私人养老金32.2万亿美元，占全球50.9万亿美元私人养老金的63.3%。换言之，美国不仅是经济第一大国，而且是全球养老金第一大国。
第三，中国养老金资产人均水平很低。虽然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53亿，但由于中国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4岁，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为2.83亿（占全国人口的20.2%），宽口径下各类养老金人均仅为4.1万元。美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7500万人，但由于退休年龄延迟等原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仅为48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6%），宽口径下人均养老基金达73.1万美元（相当于510万人民币），是中国的125倍。在窄口径下，中国人均养老金资产仅为1.1万元，而美国为67万美元（相当于470万人民币），是中国的420多倍。
第四，中国养老战略储备基金规模太小。2021年是全国社保基金成立20周年。20年来，全国社保基金从初始资金200亿元起步，目前已发展到2.1万亿元，增加100多倍。但全国人均仅为0.15万元。挪威的战略储备养老基金是“全球政府养老基金（GPFG）”，2019年年底总资产为1.15万亿美元，人均21万美元（约为147万人民币），是中国的近千倍。
（三）中国养老金在家庭财富净值构成中几近为零
在养老金体系的资产端，另一个测度指标是家庭财富净值构成中私人养老金的占比。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净值构成中私人养老金占比很高。中国第一支柱虽然是统账结合，但个人账户基本为空账，且账户规模不占主导地位。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构成中不动产占近六成，实物财产占比超过两成，金融资产占20.1%，私人养老金仅占0.3%。中国居民储蓄率全球名列前茅，说明中国家庭20.1%的金融资产中绝大部分是银行存款，而它正是“转换”为私人养老金的基础。
三、从“负债型”向“资产型”养老金体系转型的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艾伦（Aaron，1966）在萨缪尔逊教授1958年提出“生物收益率”（也称内部收益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DC型积累制和DB型现收现付制的实施条件进行比较，并给出了一个相关定理的证据：如果人口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超过利率，这种社会保险（指DB型现收现付制）就能提高每个人的福利。学界后来将艾伦提出的这个“相关定理的证据”称为“艾伦条件”。通常经济高速增长必将带来社会平均工资高速增长，反之，经济增速下降或进入稳态，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或进入稳态。根据艾伦条件，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出生率很高时，负债型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是有效率的，资产型的积累制养老金就是低效的并面临巨大福利损失。
回溯改革开放40多年，展望2035和2050年，中国的生物收益率预计将先后经历4个阶梯：第一个阶梯是1979～2011年，这33年的生物收益率平均高达14.6%；第二阶梯是2012～2020年，这9年的平均生物收益率降至10.5%；第三阶梯是2021～2035年，这时人口自然增长率进入负增长，平均生物收益率降至5.6%；第四阶梯是2036～2050年，生物收益率基本进入稳态，平均为3.6%。生物收益率的第一至第四阶梯分别对应GDP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中低速增长和稳态增长4个阶段。2050年之后，生物收益率和GDP增长率均进入稳态。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梯度的生物收益率对养老金体系模式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高速增长和新常态以来的中高速发展两个阶段。在高速增长的1979～2011年，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缓慢，其深层原因在于生物收益率与真实利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从“十四五”到2050年，中国生物收益率将再下降到第三和第四个梯度，2021～2035年，生物收益率越来越接近资产回报率，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条件将基本成熟，第一支柱养老保险的名义账户向做实账户转型的条件将基本具备。
203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对冲上述人口结构即将发生的逆转，养老金体系的制度目标应是通过全面落实“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部署，初步建立以资产建设为基础的养老金体系框架：“全国社保基金”总量成倍增容，第一支柱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统筹基金规模明显提高，做实个人账户开始启动，第二、第三支柱账户制养老金初具规模；通过向资产型制度的转变，三支柱养老金的比例关系逐渐理顺并与国际接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财富储备逐渐夯实，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明显加强。
四、构建“资产型”养老金体系面临的不确定因素
1.资本利得税至关重要。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决定性因素除了艾伦条件外，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财税政策，其中资本利得税政策的出台和建立至关重要。2.低利率时代的持续挑战。资产型养老金计划在低利率时代受到的损害十分明显。为对冲低利率的风险，应建立一个高效的投资体制，改变传统的养老金投资风格和投资行为，采取多元化分散策略。3.M2长期走势的潜在影响。对资产型养老金体系而言，广义货币M2供应量是一个潜在的挑战，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如果M2放量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存在，那就意味着跨代的延迟收入要用更多的劳动付出才能换取与几十年前同样的消费效用，相当于生活成本结构发生代际变化之后，资产型养老金模式将有可能跑不赢养老支出的上涨，养老质量存在下降的风险。
负债型养老金体系能否成功地向资产型过渡取决于多种因素，制度模式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综合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生物收益率的变化趋势只是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外部经济条件。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需要一系列政策环境，如社会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连续、货币政策的稳健等，同时还面临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本文根据艾伦条件提出构建资产型养老金的命题，是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而进行的一个学理论证。人口老龄化无疑是21世纪中国的百年之虑，提升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是百年大计，而养老金体系的转型改革将是一个重要选项。
图略
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国人口科学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GRdQHlIH9SFpTaq4zeraMA 发表时间：2021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