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企业活力的影响因素

企业是否具有活力是由各种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共同决定的，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活力的因素，本文从企业、地区以及政策三个层面对广东省企业的活力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

一

企业因素

01

企业发展能力对企业活力的影响

本文根据营业收入增长率将企业分成了三组。如图3所示，从企业发展能力角度来看，依然是发展能力处于25%以下分位区间的企业活力值整体水平较高，但各组之间差异较少。自2001年加入WTO后，企业活力不断上升，虽然不同发展能力的企业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映程度不太一致，但2008—2009年是普遍下降的，广东省是全国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之一，金融危机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冲击相较于其他地区的非出口企业冲击会更大。不过在2009年后，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需求的增加刺激了供给的增加，2009年后企业活力增幅明显。但是受之前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全球蔓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急剧膨胀。受此影响，一方面，我国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承受着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的双重风险压力，外部需求疲软与内部需求扩张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政策的效力；另一方面，作为微观决策主体的企业与宏观决策主体的政府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要素供给、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国际收支等各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因此，企业发展受阻，企业活力增长速度放缓，尤其是对于发展能力处于75%~100%分位区间的企业来说，发展遭遇瓶颈，不同发展能力水平的企业活力差异逐渐缩小。

图3 不同发展能力分位区间的企业活力值（略）

02

企业盈利能力对企业活力的影响

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盈利能力指标，将企业按其盈利能力分为三组。如图 4 所示，受到高盈利能力的驱动，75%~100%分位组的企业的活力值一直高于其他分位组的企业。但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有“四万亿计划”的刺激，企业重新开始盈利，但是企业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和更新换代中，更多的是用来偿还债务或者补充营运资金，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导致企业整体市场竞争力不足，因此政策刺激对于提高企业活力虽然短期内效果显著，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企业活力在2009—2010年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由于高投资、粗放式的“中国式增长模式”驱动，“中国式产能过剩”在形成过程中积累了经济下行风险、经济通缩风险、企业债务风险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多种重大风险，微观企业活力增长受阻，从盈利能力角度来看，企业获利增长水平有下降趋势。

图4 不同盈利能力分位区间的企业活力值（略）

03

企业风险水平对企业活力的影响

企业杠杆率对企业发展影响重大。如图5所示，前25%的低杠杆企业活力高于中间和后25%分位区间的高杠杆企业活力。从风险控制角度来说，在正常的宏观大环境下，较低的企业杠杆，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风险，避免企业风险向金融体系蔓延进而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从而保持企业活力。因此，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政府一直在有针对性地推进企业去杠杆，降低企业财务负担与风险，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基于此，2015年后的企业杠杆率普遍逐渐降低，各分位区间的企业活力差异逐渐缩小，杠杆率对企业活力的影响逐渐减小。

图5 不同企业杠杆率分位区间的上市公司活力值（略）

04

企业规模对企业活力的影响

本文将上市公司根据规模由小到大分为了三组。从图6可以看出，规模较大的企业，企业活力总体也较高，但变化幅度微小，几乎处于水平状态，处于增长瓶颈。而规模较小的企业虽然总体活力水平不如大规模企业，但总体增长趋势较大规模企业明显。一方面，大型企业在人才储备、技术装备、产品开发、政府扶持与规模经济等方面比大多数小企业更有优势，享受到的经济改革优惠政策更多。但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的管理难度更大，资金短缺，周转受阻，技术改革、企业转型艰难，社会负担大，政策不稳、改革配套不够，使企业无所适从，保持活力持续发展后劲不足，而处于0~25%分位区间的小规模企业，经营灵活性更大，能更好地适应国家政策，调整发展方向，企业活力水平不断提升。

图6 不同企业规模分位区间的企业活力值（略）

二

地区因素

0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对广东省企业活力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经济增长会改善人均生活条件，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从而刺激内部市场需求，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这将有利于企业生产质量和活力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出口贸易。韩永辉等（2020）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商品贸易规模显著扩张，结构持续优化，引领广东商品贸易提质增效，推动广州成为区域性商品贸易中心。而在2016年国务院将广州的城市定位提高为“国际商贸中心”后，2017年广州商品进出口增长率便达到五年最高点，对广东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23.17%，2018年广州商品进出口总值占广东省总额的13.7%，在粤港澳大湾区仅次于香港和深圳。因此当企业出口增长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也会有所提升，进而提升企业活力。如图7，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企业活力会高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企业。本文选取人均GDP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图7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分位区间的企业活力值（略）

02

地区财政支出水平

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四万亿大规模刺激政策不同，本届政府一直强调微刺激，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使用，适当扩大财政支出，用于企业减税以及民生薄弱环节，包括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节能环保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也是财政政策的重点扶持领域。这些措施都将促进企业活力，刺激经济稳定发展。如图8所示，财政支出较高的地区，企业活力也会相对较高。

图8 不同地区财政收支水平分位区间的企业活力值（略）

三

宏观因素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同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广州、深圳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因此，本文以2016年为分割线，从地区和行业两个维度综合考察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出台前后对广东省企业活力的影响。

01

地区维度

在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提出后的几年里，珠三角9市的活力企业数量增加较为显著，毗邻香港的深圳市，其活力企业数量几乎翻倍。如图9所示，我们对比了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实施前（2003—2015年）与政策实施后（2016—2018年）广东省各地区的活力企业数量及比例。数量方面来看，广州、深圳两市在政策前后的活力企业数量值增加明显，这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在2016—2018年期间这两个城市上市公司总数的增加，使活力企业数量跟随总量趋势明显上升，而从相对数量的变化来看，比例的提升就相对较小。并且，广东省内一些经济发展较落后城市的活力企业数量及占比也在政策实施后有所提高。

图9 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前后地区活力企业数量及比例对比（略）

02

行业维度

如图10所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策提出后，广东省各行业的活力企业数量与占比均有提升，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活力水平明显提高。

图10 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前后行业活力企业数量及比例对比（略）

四、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对于广东省企业活力的现状描述及影响因素分析，我们仍然按照前文的分析框架，从微观企业角度、行业层面及地区维度提出如何有效提升企业活力的政策建议。

一

推进微观企业发展

企业是微观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由于在经济改革上对企业实行“大的管住，小的放开”，在重大改革措施和宏观调控政策上明显地向中小企业倾斜，导致大企业的活力水平提升缓慢。因此，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时，要更加注重发挥大企业的活力，使其在大湾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在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实现规模效益、推进技术进步以及在工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增强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为企业的科技创新、研发工作提供政策支持，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企业自身也应明确本企业的市场定位，制定完善的生产制度，从资本、技术、劳动力等三大基本要素上提高企业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发展活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策应重视微观企业的资金紧缺状况和杠杆率问题，鼓励和支持重合同、守信誉的企业，对处于科技创新攻坚期、产业结构转型期、负担过重的企业贷款利息允许延期支付，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激发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

二

构建特色产业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相对合理的产业布局已为其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应加强扶持企业将向外发展和向内融合相结合，形成供应链完备、产业互补性强的格局。

政府应配合企业培育创新动力，从各行业实际情况出发，多种政策相互协调，共同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性创新环境。

三

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等地区间引领带动作用，支持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等城市发挥自身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对区域产业发展合理布局，形成集群效应，以增强企业活力及城市竞争力。

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强化与中心城市的互动合作，以此带动周边特色城镇发展，共同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

来源：微信号“城市观察杂志”，https://mp.weixin.qq.com/s/YJ9UBNfIQXoCz8MBTELkrw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