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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悟峰:变局下的欧美关系新动向

作者: 芮悟峰,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发布日期:20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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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欧洲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关注中掺杂着不可理喻与不知所措。欧洲终于明白,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民主党人士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之位,欧美关系都无法回到特朗普上台前的时光。与此同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跨大西洋关系也将由中美关系决定。欧洲必须消除误解,认识到中国快速发展是正当的,才能在正在形成的美欧中三角关系中进行适当的自我定位。只有在此认识基础上,才能构建建设性的跨大西洋关系,并实现欧中之间的紧密合作。

2019年最重要的认识就是不能再孤立地看待欧美关系。今后对欧洲和德国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正在形成的美、欧、中三足鼎立的格局中进行自我定位。至少从欧洲视角看,美中之间的竞争覆盖了包括欧美、德美在内的国际关系。虽然美中关系并不能决定全部的国际秩序,但是,它是各个国际行为体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战略时都要考虑的背景因素。本文对欧美关系变化的原因进行探究,阐释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洲对欧美关系发展的态度,最后对美欧中三角关系下欧美关系的未来提出建议。

一 欧美关系变化的背景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当时几乎没有人料到中国的发展速度竟如此之快。中国领导层很早就清楚,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很难接受某一天中国竟能与其平起平坐——伙伴也好,对手也罢。几年前美国才意识到,对它而言,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性挑战不是恐怖主义问题或中东的和平进程,而是与中国之间的相处之道,这是新时期美国需要应对的挑战。为此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而特朗普担任总统后,在2017年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or)。

欧洲人的思维转变也并不容易。20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在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上以美国为导向,安于“华盛顿共识”,即美国在防务上给欧洲提供保护;反过来,欧洲接受美国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所缔造的世界秩序。2019年美国重新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不管怎样欧美都互为双方最重要的投资伙伴。但是中国很快将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于德国而言,中国2016年以来已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曾经在2015年短暂占据这一位置的美国——此前是法国居首——落到了第三位。

欧洲在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时,也考虑到了俄罗斯因素,但仅在安全和军事方面考虑,在经济方面则没有。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第十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甚至比韩国小,无法在经济上面对美国、欧洲和中国持久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

在这一背景下,2019年对于欧洲包括德国可谓是一个重要年份:无论是对美国的关系还是对中国的关系均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把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问题单单归结到特朗普个人身上,这无疑太过简化了。尤其是在2018年德国掀起了一场辩论:特朗普果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他离职后欧美是否能回到习惯的正常状态?又或者特朗普总统任期是美国与欧洲疏远这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但在2019年,几乎没有人再探讨这一问题,相反,大家普遍认为,即便特朗普不再担任美国总统,欧美关系也无法回到以前的时光。

美国总统大选也对此推波助澜。欧洲人认为,在民主党的众多总统候选人中只有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安全政策还能与奥巴马时期的安全政策有些相似。尤其是2019年上半年,无数年轻的左翼民主党人虽然没有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但他们明显支持将欧洲盟友的利益置于第二位。2019年年底时被看好的民主党候选人,包括伊丽莎白·沃伦、伯尼·桑德斯、皮特·布蒂吉格、拜登和迈克尔·布隆伯格,如果其中任一人在大选中获胜,欧美关系也不会简单地回归到“华盛顿共识”,而是会在安全政策方面走向新孤立主义的某种变体,在经济政策方面背离自由贸易而转向要求“公平贸易”。

2019年欧洲人不再在意特朗普是否会取得连任,以致欧洲必须在接下来的4年里继续忍受特朗普治下的例外状况。相反,在这一年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不管谁在2020年或者2024年成为总统,都不保证会把欧洲视为美国的主要利益。因此,欧洲民众普遍认为,欧洲的外交政策不能再听命于美国总统。2019年年初德国外长马斯表示,坐等特朗普任期结束,这是个错误,无论特朗普是否继续在位,德国都需要与美国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的伙伴关系。马斯曾试图依靠法律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者联盟”来实现这一诉求,但迄今几乎未见成效。

欧洲人之所以才相对突然地意识到这一事实,与他们的“历史健忘症”有关。其实,紧密的欧美关系在过去也并不似人们经常回顾时描述的那样牢不可破。例如,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经过美国的同意自行发展核力量;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让英法认识到,当美国与盟国发生利益冲突时,毫无疑问会以本国利益为先;法国1966年退出北约各军事机构,40多年后于1999年重返北约;2001年小布什在任时,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2年后,德国和法国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同美国的关系跌至冰点,在美国也出现了“新欧洲”和“老欧洲”的说法;尽管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奥巴马很受欢迎,但是,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并且“重启”美俄关系,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窃听默克尔总理的手机一事都表明欧美关系不似人们想象得那么紧密。

二 美国特朗普外交政策及其对欧洲的影响

当然,欧洲人还没有遇到过像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总统,他认为北约已经“过时”,还把欧盟看作“敌人”(foe),因此,在欧洲,没有人再期待他会释放正能量。英国《卫报》将2019年视作美国外交政策“崩塌”之年。2018年年末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离职后,白宫高层中已经没有欧洲人信得过的“成年人”了。但2019年9月,欧洲人眼中的“敌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离职了。自特朗普上任到2019年秋,他已有四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六任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在盟友中,特朗普对德国的批评仍然是最严厉的,原因在于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特朗普认为德国已经沦为俄罗斯的“人质”和“俘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特朗普那里也不怎么受待见;他有意挑衅性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认为特朗普非常“可恶”。

2019年特朗普仍然继续奉行之前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哪怕在美国看来,更别说在欧盟和德国看来,都具有“争强好胜、恃强凌弱、心浮气躁、不负责任、愚不可及、脾气暴躁和自视甚高”的特征。

2018年11月特朗普宣布已经消灭了“伊斯兰国”,为此,美国将从叙利亚撤走全部的2000名左右的士兵,并透露考虑从阿富汗撤走一半美国士兵,这不仅促使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离职,此举令欧洲盟友也非常震惊,毕竟欧洲在阿富汗也有驻军。在欧洲,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如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欧洲也得撤军,这是因为在军事上光靠欧洲自身是不行的。

1987年美、苏两国签订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2019年2月美国以俄罗斯违反条约内容为由宣布退出《中导条约》。虽然美国和其北约的欧洲盟友就俄罗斯早已多次违约这一事实达成了共识,例如,俄罗斯在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建设军事设施,这在条约中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在如果俄罗斯违反条约,美国就必须退出条约这个问题上,并无一致意见。虽然美国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一些中程导弹测试,但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允许美国部署这些导弹。美国甚至搬出中国做“挡箭牌”,要求中国也加入一个新的中导条约,但中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远不及美国和俄罗斯,因此,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美国的这一要求。在德国,尤其是外长马斯的回应是令人反思的,他表示,现在需要的不是有关扩充军备的讨论,而是有关削减军备的讨论。此外,在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人们担心特朗普援引中国,这只是其想要摆脱令他不悦的军控条约的借口。

同时,欧洲越来越担心《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根据此条约,美俄两国将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库存在2018年削减到1550枚。此条约于2021年到期,可以最长延期5年,美国在这个条约方面也同样要求中国加入。因《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由奥巴马签署的,所以欧洲担心特朗普不会续签这份条约。

2019年5月美中贸易冲突趋于白热化,美方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特朗普还宣布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外,美国也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国电信企业受到进一步限制。特朗普还发推文“命令”在华美国企业回到美国本土。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担心美国这项政策对在美的欧洲工业企业的销售造成影响,例如,宝马多年来是在美制造汽车的最大出口商,大部分汽车销往中国,由此宝马受到了中国对美报复性关税的打击。

2019年年末特朗普在世界范围内——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英国——加强对华为和中兴参与5G基础设施建设的阻挠,他认为华为和中兴有充当中国政府“间谍”的嫌疑。特朗普政府提出警告,如果某些国家允许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美国将不能与它们的情报机构共享情报。特朗普的这一政策是对正在致力于快速建设5G基础设施的欧洲国家的威胁。德国的工业企业想要尽快做好准备应对数字化挑战,但排除华为,德国就必须担心这些工业企业的竞争力。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首相竞选中对民众做出承诺,要保证英国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如果不允许华为参与其中,那么英国不仅得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还可能会使5G建设速度延后很多年。

2018年,美国不顾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等其他缔约方的反对,退出伊核协议。德国数十年前长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希望同伊朗签订更多商业合同,但是,美国宣布将对继续与伊朗保持贸易关系的公司实施次级制裁,这使得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与美国进一步疏远。与此同时,2019年英法德创建“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这一结算机制,它类似于交易所,旨在保障欧洲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但这个机制毫无效果可言,这令欧洲人体会到自身的无力。欧洲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大企业纷纷退出伊朗市场,如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和雷诺汽车公司、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安联保险公司、德国电信、赫伯罗特以及丹麦马士基集团,美国把这视作其域外威胁的成果。

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并未使其屈服,虽然伊朗的经济遭到越来越多的打击,民众愈加不满,但伊朗领导人却仍不愿意做出值得一提的妥协。2019年6月伊朗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特朗普怒而下令攻击伊朗,但在空中打击行动开始前几分钟又取消此令,对此,他表示因不想伤害平民而取消命令。9月沙特阿拉伯油田设施遭到巡航导弹袭击,幕后黑手可能是伊朗,但美国方面没有对此做出较大的直接反应。不过,10月美国派遣3000名士兵前往沙特阿拉伯,此外还部署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的此项政策不仅违背了奥巴马时期欧美达成的共识,而且将矛头直指欧洲,最终迫使欧洲放弃对美国抱有的幻想。

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避免与威权统治下的沙特阿拉伯来往,例如,德国不再与其进行军备出口贸易。但沙特阿拉伯是除以色列之外特朗普在中东最好的朋友。特朗普不仅罔顾沙特阿拉伯侵犯人权的事实及其对也门冲突的介入,而且在记者卡舒吉于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一事上维护沙特领导层,尤其是王储穆罕默德,而此次谋杀事件遭到了欧盟各国的强烈谴责。

而且,欧洲认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也依然毫无连贯性。将近一年来,美国都在卡塔尔与塔利班谈判。尽管会谈期间塔利班发动了多次袭击,但特朗普还是计划在2019年9月与塔利班在戴维营举行会晤并签署协议。不过,最后因塔利班在喀布尔发动袭击,特朗普取消了计划中的会晤。两个多月后,特朗普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就宣布美国欲同塔利班继续举行会晤。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因为是众多阿富汗难民逃难的目的地,在结束阿富汗内战问题上有着重大关切,它们认为特朗普在阿富汗政策上的摇摆不可理喻。

2019年9月美国众议院开启弹劾特朗普程序,因其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话时,将军事援助的划拨与要求对方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相挂钩。尽管有包括来自民主党外交官的可信证词,但是特朗普对此仍加以否认。在大多数欧盟国家,高层政治人物最多只能在这样的丑闻中“幸存”几周。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正致力于以“诺曼底模式”同乌克兰和俄罗斯一起解决乌克兰问题,它们认为特朗普的“通乌门”对它们目前的努力是种阻碍。

其后,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后,未与北约其他盟友协商便命令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两天后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部。这意味着特朗普将多年来与美国并肩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武装置于危险之中。特朗普的这一行为也会对欧洲局势产生直接影响:叙利亚局势的任何激化都可能给欧洲,尤其是德国带来新一轮难民潮,因为这些难民主要经由巴尔干通道进入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日复一日地在进行各种“撤退”,对于欧洲人而言,美国人的举动总是错误的。美国与土耳其这个北约伙伴进行共谋,但未与北约的其他盟友磋商,正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促使法国总统马克龙得出北约“脑死亡”的分析结论。不久后,特朗普又命令美国军队重返叙利亚,来为美国保障那里的石油。在欧洲人看来,特朗普的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违背了有关武装冲突的国际法。

2019年12月底,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实行制裁,“北溪2号”项目已经大体上完成,即使后期建设由于铺设海底管道的公司停工可能会延期、涨价,也不会因制裁而毁于一旦。“北溪2号”在欧洲颇受争议,尤其是波兰和乌克兰因担心损失原先管道的天然气过境费用,而反对这个项目。美国认为这个项目将增加德国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并不认同,她表示,对于天然气而言,无论是从俄罗斯直接输送到德国还是绕道乌克兰输送,都没有任何区别。美国反对这一项目,其目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希望欧洲从美国购买更多液化天然气的意图。因此,有趣的是,在次级制裁方面,特朗普把德国与伊朗同样对待了。

在中东冲突中,特朗普越来越表现出“亲以色列”的立场:2018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已经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削减对巴勒斯坦的资金援助,而且,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虽深陷腐败案,但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高调的友谊仍和他更为平衡的欧洲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2020年伊始,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的配合下,未与巴勒斯坦商议就公布他很久以前就预告的“中东和平计划”,阿拉伯联盟20多个国家立即表态拒绝接受此协议。正如默克尔所说,以色列的生存权是德国国家利益所在,但与此同时,站在国际法的角度上,德国反对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德国承认巴勒斯坦人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可生存的国家的权利。为此,德国外长马斯在巴以问题上再次支持通过谈判实现两国方案,欧盟新任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ell)也对特朗普的做法表示批评。然而,最近的一次外交声明中,英国首相鲍里斯却赞扬了特朗普的计划,虽然他说这番话是在英国还是欧盟成员国期间,但他显然也已经着眼于英国脱欧后的时光。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于欧洲而言是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核心,但特朗普政府持续表现出对这一体系的敌对。2018年1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一下子质疑了包括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院、美洲国家组织和非盟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工作。此外,美国阻挠为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法官,这削弱了这个被欧洲视为国际经济秩序基石的组织。因此,2020年年初,欧盟、中国和其他15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宣布建立临时性规则。欧洲十分担心持续整个2019年的美中贸易冲突,但是,在指责中国拒绝给予外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制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政府资助企业收购外国高科技公司的行为等方面,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意见一致。但是,欧洲反对将征收保护性关税作为应对手段。与此同时,欧洲也怀疑美国可能因本国国家利益需要随时取消贸易冲突中的相关措施,例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

特朗普似乎会继续特别“关照”德国,他沉醉于减少纽约街道上德系车的数量,在指责北约盟友过低的防务支出方面,德国也是特朗普的主攻目标。这个讨论不是新近才有的,而是数十年来长期存在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的国防部部长卡特就已经重启了这方面的讨论。但是,特朗普走得更远,他将防务支出是否达标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集体防御承诺相挂钩。至于有安全政策方面的理由不支持德国国防开支猛增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特朗普对此并不认同。如果德国国防开支达到2%,这就远高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防务支出,不能保证德国所有的邻国都希望看到这一幕。至于2019年德国经常项目盈余达到2930亿美元,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4900亿美元,特朗普更加愤愤不平。虽然默克尔是一位经验丰富、颇受尊敬的女性欧洲领导人,但这对于缓解特朗普的责难也似乎无济于事。毕竟德国的外交政策在美国经常被非政府人士视作片面地由德国对外贸易利益所决定的。为此,美国列举的理由包括德国属于少有的对中国有贸易顺差的欧洲国家,但根据德国的统计数字,事实并非如此。

此外,特朗普在2019年还想向丹麦购买格陵兰岛,这一外交行为简直是胡闹,在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直接拒绝售岛后,特朗普甚至负气取消早已计划好的对丹麦的国事访问。

2019年欧洲也密切关注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欧方一度希望美国选民能够赞同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外交的不确定性的不理解,但是,这一希望明显渺茫。鉴于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占多数,欧洲各国也不对成功弹劾特朗普抱有希望。相反,许多欧洲人担心,特朗普会利用弹劾程序,把自己装扮成“牺牲者”并从中获取好处;还不如2020年特朗普到期后被选下去。美国民主党潜在总统候选人较为分散,其中许多候选人太年轻,经验不足,甚至有左翼孤立主义倾向,除了拜登和布隆伯格,几乎没有候选人是欧洲七国集团(G7)成员愿意与之共同会谈的,这使欧洲非常担心。有一点是清楚的:之前欧洲仅付出少量国防支出就可以得到美国的军事庇护,从而可以专注于国际贸易发展,时不时地还能从道德角度批判美国的军事政策,但是,如今,无论哪个党派赢得此后的美国总统选举,都不可能回到往昔的时光,这不仅适用于2020年或2024年,而且包括以后的时光。

三 欧美关系的发展动向

鉴于特朗普2020年连任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欧洲日益紧迫地面临以下问题:2019年特朗普挺过了弹劾,后期原则上不用担心再有第二次弹劾,他实际上已经“毫无畏惧”,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和中国会采取怎样的政策?美中贸易冲突是否会延续,甚至愈演愈烈?特朗普是否会谋求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decoupling),从而结束全球化,与中国分而治之?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新格局,欧洲应如何定位?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局面是否会开启?特朗普是否会为赢得2020年年底的总统大选——他必须向选民展示经济上的成就——而与中国达成全面和解?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特朗普是否会将注意力重新移转到美欧不平衡的贸易上?美国是否仍会采取对德国而言的“高危事故”的举措,即对欧洲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如果特朗普未来某天宣布退出北约,欧洲将何去何从?

尽管心存忧虑,但欧洲仍迟迟未能制定出相应的战略来应对这些挑战。特朗普在竞选中就提出了要将美国从各种国际冲突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但是,与这个孤立主义议程相对的是,事实上特朗普在其迄今的任期内在军事部分采取了鲁莽的行为并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这更增强了欧洲的不安。

虽然欧美之间出现了各种疏远,但是,欧洲领导人在众多表态中都表示,欧洲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跨大西洋关系永远存在;北约仍保护着数十亿人的安全;集体防御承诺牢不可破;等等。此外,欧洲国家决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尤其是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欧洲这一态度的结果也包括在2019年12月伦敦举行的北约峰会后的声明中首次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外交政策视作北约的“机遇和挑战”。国际范围内的评论家们没有充分注意的是,声明中对中国的表述完全不同于对俄罗斯的表述,声明中提到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认为俄罗斯是北约的“威胁”。

默克尔总理一再强调了她的立场,即欧洲还不能独立维护自身安全,需要依靠跨大西洋联盟来保卫自己。虽然近年来美国对欧洲的重视程度在下降——其实,无论哪位总统在任均如此,但是,当涉及价值观和利益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制度的成功及其相似性等方面时,跨大西洋关系仍然至关重要。德国外交领域的领导层继续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视作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支柱”。尽管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跨大西洋关系仍然是一个“常量”。尤其是德国国防部部长兼基民盟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认为,德国在中美之间不偏不倚是绝不可能的。正如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承认的那样,虽然当前北约内部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但是欧洲和美国依旧“打断骨头连着筋”。目前德国政府对欧美关系也无计可施:德国政府跨大西洋事务协调员、联邦议院基民盟议员彼得·拜尔(Peter Beyer)虽然要求德国和欧洲实行“新美国政策”,但并未能具体说明这一“新”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他表示,在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这个时期,中国更加自信,俄罗斯重塑与欧洲的关系,而美国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价值与安全伙伴。但是,他提出的建议仅仅是:欧美要像“马达的齿轮一样完美地耦合”,欧洲要有“领导力和决断力”。

与德国相比,法国总统马克龙态度更加强硬,他批评道,五年前还无法想象美国会这么快背对欧洲。虽然欧洲仍然需要美国,但是,欧洲第一次遇到一个不支持欧洲一体化工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北约视为一个商业组织,如果真是那样,法国就不会加入。马克龙秉承戴高乐主义的传统,并认为,如果欧洲和俄罗斯能商讨出权宜之计,那么,未来,没有美国的帮助,欧洲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但是,欧洲内部对俄罗斯看法也不一。默克尔指责普京2014年违反战后欧洲达成的共识,即不能通过武力改变边境。相比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多数社民党成员和那些立场与前外长根舍接近的人则对俄罗斯表示理解,在他们看来,俄罗斯觉得北约不恰当的扩张政策威胁到了自身,另一边东方的中国越来越强大,所以普京其实乐于再次向西欧“靠近”,以解决经济问题;俄罗斯承担不了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其经济体量过小。

德国和法国正努力达成尽可能一致的立场。德国外长和法国外长表示,多边国际秩序陷入深刻的危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是安全与繁荣的保证”这一理念不再理所当然,国际合作框架下的约束力、对共同解决办法的寻求以及国际机构均丧失影响力。与此同时,国际秩序面临压力:一些国家为了贯彻自己的强权,不再承认基于规则的秩序,它们认为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手段解决全球性问题,从而导致国际秩序四分五裂,欧洲必须通过加强多边合作致力于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加以应对;必须保护国际准则、国际协议和国际机构,包括国际法、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开放的世界贸易。《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和各种军控条约等外交上取得的成果必须加以维护。

不过,在2019年和2020年德国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其宣布同法国合作,尤其是2019年3月和4月,德国同法国先后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并未取得明显成果。

与德法不同,英国忙于脱欧,此前是首相特蕾莎·梅,然后是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考虑到英国脱欧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是英国最紧密的伙伴,因此,对美持谨慎态度,生怕遭到美方批评。

尽管美国确实在不断疏远德国,但德国舆论总体上仍表示对跨大西洋关系保持忠诚。同时,德国舆论也经常提到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人几乎都记得特朗普曾称德国是美国的一个“主要敌人”,在他们眼中,美国不再是一个“善意霸权”,而是一个由毫不关心盟国的粗暴民粹主义者统治的国家。但是,德国在美中两国之间寻求平衡是不可能的,德国与美国的联系无论在历史、政治还是文化上都比与中国要紧密得多;德国早晚都得决定站在哪一边,因此德国必须重新衡量本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即使德国和美国之间是“若即若离的友谊”,德国也绝不可能在外交政策上忽视、敌视美国,在美中关系中保持中立更是痴心妄想。

2019年,欧盟委员会在《欧中战略前景》文件中首次称中国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及推行另类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对手”。一些人指出,欧洲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依赖于与中国的关系,也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就德国而言,近年来中国对德国的经济影响比美国对德国的影响更大,因此德国需要调整对美中两国的外交关系。

四 美欧中三角格局下欧洲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定位

如果美国和中国各行其道,那么欧洲应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呢?尤其是考虑到,欧洲的西方民主治理模式由于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得越发不可测,而中国则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中心位置。此外,若干年前还不可设想的事如今会发生:其他国家,尤其是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会被中国的治理模式吸引,争相效仿。

欧洲唯一的应对答案是,必须反思自己的优势并自信地展示。这种自我确认需要果断以及尽可能的团结一致。如果欧洲不想在世界舞台上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中遭到碾压的话,就必须在未来几年努力实现这个最重要也最困难的答案。欧洲的应对首先需要消除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误解,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与美国比肩是合法合理的。中国幅员辽阔、经济繁荣、地理位置优越,注定是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但是,欧洲的政治精英还难以接受这一思想。每当他们谈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经常会称之为“挑战”,或表现出担忧。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过去几十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几亿人民成功脱贫,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合理的。有时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与西方的治理模式不同。但这无法改变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最重要声音的合法性。中国虽然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方面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但并不能否认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毫无疑问的是,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远比与中国的关系紧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欧洲必须始终站在美国这一边。相反,它应回想自己的价值观:代议制民主、法治以及个人自由,还应包括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政教分离、废除死刑和禁止携带武器等。

欧洲应根据自身利益寻求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在经济方面尤其如此:削弱欧洲数十年来长期在增长的经济关系,或者将某些方面的合作(例如5G基础设施)置于美国批准之下,都是毫无道理的。欧洲可以与中国进行贸易并在中国投资,可以与中国一起在国际政治上释放信号,包括气候和发展政策,以及共同解决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如伊朗问题。默克尔表示,欧洲应该能够自信地设定自己的水准,而不必宣布与中国完全隔离。默克尔说的完全在理。当然,如果支持美国有利于欧洲的利益,欧洲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欧洲应当摆脱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与美国合作理所当然且始终正确,而与中国合作必须始终受到严格质疑。

基于这些考虑,欧洲需要重新规划跨大西洋关系。从中长期来看,欧洲不能依靠美国总统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与防卫,而且它也越来越不确定美国是否乐意为欧洲而战。从美国的安全政策思想上看,不管未来是特朗普还是民主党人任总统,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都将关注伊朗、朝鲜、中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欧洲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欧洲应该同美国一道制定一项不至于激怒美国的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欧洲不仅要在北约内部保持一个重要伙伴的地位,更得保证未来某一天欧洲有可以不依赖美国独立行动的选项。但美国同意这个想法的前提是欧洲要帮助美国腾出手来,让美国可以将其安全政策集中到被它视为对手的中国身上。

这在财政上对欧洲来说不是问题,因为西欧大国的国防支出总和远高于俄罗斯,最重要的是欧洲各国必须将过于以本国为导向的努力汇聚起来。但是,在政治上的挑战更难以应对:美国虽然长期以来要求欧洲加大防务政策上的投入力度,但是真要它适应欧洲在安全政策上也更加独立地采取行动,它是难以接受的。德国民众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德国科尔博基金会在2019年9月委托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赞成德国加强对政治利益的代表,哪怕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19%的受访者反对。60%的受访者认为法国是德国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伙伴,42%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最重要的伙伴是美国,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最重要的伙伴是中国。如果只是询问德中关系和德美关系,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德美关系更重要,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德中关系更重要。在德国未来应同谁合作的问题上,选择法国的受访者占77%,选择日本的占69%,选择俄罗斯的占66%,选择中国的占60%,选择英国的占51%,选择美国的仅占50%。此外,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46%的受访者认为是负面的,42%的受访者认为是中性的;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应同美国一起在贸易政策上反对中国,54%的受访者则反对这种想法。

推行更为平衡的欧洲政策,并不一定得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的终结,但是,欧洲和美国不久将更加相互独立地开展行动。2020年,欧洲大陆国家将有机会来体会如何与一位疏离的紧密伙伴打交道,在2020年下半年这将是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任务。未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和美国与欧盟的关系相似:它们在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上都是欧盟的紧密伙伴,但欧盟必须更为自信地重新定位和面对。整个欧洲(理想状态下也包括英国)也需要在面对美国时这样做。如果欧洲人能够做到最起码的团结,那么就能实现新的自我定位。

来源:《美国研究报告》2020 发表时间:2020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