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抚养在我国城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祖母隔代照料家庭的实证调查，发现在“二孩”照顾安排上能够维持隔代抚养的家庭，夫妻更愿意生“二孩”。中国祖母参与照料孙辈，为家庭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的付出应当得到社会承认。同时，也应意识到儿童照料责任已呈现“家庭化”“女性化”和“代际化”的趋势，需要对家庭政策及时调整，给予家庭和女性充分支持。

隔代抚养在我国城乡十分普遍。这种模式的出现与我国缺乏对普通家庭提供儿童照顾支持的家庭政策密切相关。本文从（外）祖母（如非特别所指，下文统称祖母）的角度出发，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对广州市10个存在祖母隔代照料的中产阶级双职工家庭的祖父母及其成年子女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访谈了两个没有采用祖母带孙辈的家庭，形成对比。借此考察祖母的“一孩”照顾经历和对照顾“二孩”的反应，以及由此对夫妻生育决策产生的影响，并考察两代人围绕着“二孩”照料和生育决策的实际互动过程。

珍贵的照料资源

一个基本且重要的事实是，祖母为工作母亲无偿地提供了大量时间和照顾服务。在孙辈三岁以前，所有10个家庭的祖母都以全职方式照顾孙辈，每天时间约10个小时。在孙辈上幼儿园以后，祖母们则以半天或者周末轮班的兼职方式提供照顾。由于祖母参与照顾，工作母亲得以兼顾工作与育儿。相较于父亲及祖父，母亲及祖母承担大量的育儿工作。这说明，家务劳动的性别不平等在隔代抚养中持续，同时在女性成员中进行代际转移和分工。

外祖母的作用明显提高，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同样如此。几乎所有年轻父母在访谈时表示，外祖母是照顾孙辈最可信赖的第一人选。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最终是否由外祖母来带，取决于外祖母的身体状况、女儿/老人的工作情况、老人与女儿/女婿的关系以及居住条件。其中，居住条件值得特别关注，这取决于家庭经济能力。

在公共托幼服务稀缺的情况下，祖母照料孙辈的工作对父母有重要价值。在12个家庭中，只有4个家庭曾经或者正在聘请保姆，包括短暂过渡、配合祖辈等方式，也没有家庭将孩子送去私立早教机构。同时，没有一对夫妇专门就育儿向祖母支付服务费。这说明即便对中产家庭，长期使用高昂的市场化托幼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负担。这使得工作母亲必须依靠祖母提供的无偿服务。而且，与市场手段相比，受访父母们普遍认为“交给老人带更安全、更放心”。这说明中产家庭的儿童风险防范意识很高，而托幼市场的监管机制有限。

带孙辈就是“上岗”

祖母们将照顾孙辈明确定义为一份工作，具有劳动与责任的含义。在她们照顾孙辈的叙述中，“辛苦”“责任”和“压力”是主题。她们经常使用“上岗”或“上班”等词语，来描述带孩子的事情，把休息时段称为“下岗”或者“下班”。相反，父母们强调带孩子让老年人“有满足感”，他们享受天伦之乐。两代人讲述儿童照顾感受的不同方式说明随着儿童照顾责任从国家转移到家庭和女性，它不再是休闲活动而是一项艰苦工作，照顾者对此有复杂感受。

尽管祖母表示带孩子对身心有压力，但是她们更强调“不自由”，无法自主地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在访谈中，她们表示晚年生活大部分被育儿事务占据，“人被孩子绑得死死的”“哪里也去不了”。当照顾孙辈与个人事务发生冲突时，家里人期待她们优先考虑孙辈和子女需要，个人愿望被压缩。

向隔代抚养告别

大部分祖母在一孩时候，都十分乐意为子女照料孙辈。她们没有质疑女儿/媳妇出外工作的正当性，也理解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工作母亲的辛苦。祖母们积极带孙辈既有利他也有互惠的考虑。尤其是外祖母，她们对女儿的关爱之情，以及希望保障其职业生涯、经济安全的考虑较为明显。同时，她们希望通过帮助子女带孙辈，能让双方关系更好，为自己未来增加养老保障。

但大部分曾经照顾“一孩”的祖母表示不愿意再带“二孩”。她们向其子女明确表示或者暗示不希望再带“二孩”，甚至因此反对年轻父母生“二孩”。相反，没有带过孙辈的祖母则愿意带“二孩”，甚至希望子女生“二孩”。此外，照顾“二孩”的意愿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承担育儿工作更多的祖母，比祖父的反对更强烈。这些说明，独生子女政策阶段，祖母照顾孙辈的辛苦降低了她们参与带“二孩”的意愿。

这些祖母很少从经济或物质角度不愿意为子女带“二孩”，更多是担心持续照顾“二孩”，会损害个人身体，挤压晚年生活的时间和自由。在余下有限的晚年时间里，她们个人追求优先于子女及家庭利益。

维持隔代抚养：协商、妥协与合作

尽管大部分受访父母强调，生“二孩”与祖辈的想法无关。但是，从实际的生育决策看，那些在“二孩”照顾安排上能够维持隔代抚养的家庭，夫妻更愿意生“二孩”。在12个家庭里，决定不生“二孩”的5对夫妻表示，不愿意放弃母亲的个人职业发展、不想降低一孩生活质量、不想再拖累老人、缺老人带“二孩”等。这意味着在现有制度条件不变，育儿压力又难以转移给祖母的情况下，育龄夫妇决定不生“二孩”。相反，已经或者决定生“二孩”的5对夫妻承认，事先都与祖辈协商过“二孩”照顾方案。这些方案包括：请保姆，让祖辈从旁照看；换另一方祖辈照顾；采取两边老人轮流照顾等方式。这说明动员两边祖辈、与市场手段搭配，均是维持隔代抚养的方式，是鼓励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

然而，延续隔代抚养会带来额外开支和关系调整（例如，购置房产、聘请保姆、协调两边老人等），这增加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不确定性。如果无法维持隔代抚养，父母需要寻求完全市场化方式，或者父母一方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夫妇很可能放弃生育“二孩”。

真正的“无名英雄”

中国祖母参与照料孙辈，为家庭（尤其是工作母亲）和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祖母们长时间无偿地照顾孙辈，在现有的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下，包括中国年轻女性在内的年轻人不可能有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国家也需要支付大量的托幼服务开支。祖母这个群体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她们的付出应当得到社会承认。

我们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儿童照料责任已“家庭化”“女性化”和“代际化”的趋势。目前工作母亲看似实现工作与照料平衡，不是因为福利制度给予家庭和女性充分支持，也不是因为私人生活领域男女不平等得到根本改善，而是通过代际之间将照顾责任部分或全部转移给老年女性来实现的。而且，与以往父系传统不同，外祖母也以更灵活的方式为女儿照顾孙辈，缓解年轻女性的结构性困境。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曾经照料“一孩”的祖母们不愿意继续照料孙辈。这说明长期缺乏公共托幼服务等支持，祖辈身心承受压力、也缺乏退休生活的自由，削弱了她们照料孙辈的意愿。祖母告别隔代抚养，不仅降低家庭的儿童照顾能力，也抑制了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如果家庭政策不及时调整，给予家庭和女性充分支持，会持续影响人口政策调整的效果。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表时间：202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