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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都市圈化推动新型城镇化

发布日期: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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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卓贤认为,在我国进入城镇化2.0阶段后,城乡人口流动不再是城镇化的第一动力。城镇化的第一大动力变成了城镇区域的扩张,这个占比是39.6%。这就意味着城市化已经进入到以核心大城市扩张为主要形态的都市圈化阶段。在这样的阶段里,应该以都市圈化推动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2.0阶段人口转移的特征

卓贤认为,这一时期人口的转移还会有以下特征。

一是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的规模增大。这几年三线和四线城市人口下降得比较快,二线城市以及广州、深圳仍然在集聚人口。这些城市人口的流动并不会增加城镇化率。比如,一个来自青岛城镇的劳动力来到北京工作,全国的城镇化率是不会增加的。但这种不增加城镇化率的人口流动仍然具有很强的结构转换效应,会推动人口从相对低效率的城市和部门转向相对高效率的城市和部门。即使哪一天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不再提高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构转移效应仍然存在,甚至不亚于城乡人口流动带来的效应。

二是城市之间的日常人口流动愈发频繁。从此次北京新发地疫情和手机大数据分析发现,每个中国人每年要发生三次以上的城际日常流动,每天都有上千万人跨城出行。最近广州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广州市实际管理的人口超过了2200万,其中流动人口超过1000万。这其中就包括了商务出差、就医、旅游、探亲等的人口。这背后涌动着贸易往来、资金配置、技术交易的行为,这种日常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率所不能捕捉到的变化。

三是我国都市圈化提升仍然有很大潜力。1920-195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比从51.2%提高到59%,增加7.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形态主要表现为城乡人口迁移推动的单个城市从小到大的扩张。在此后的1950-198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比从59%提高到73.7%,增加14.7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反而比之前30年更快,大都市区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形态。

而在城镇化1.0阶段,我国都市圈化明显慢于城镇化。近期的一项研究,利用手机信息数据观察核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人口互动,识别出中国大陆的28个都市圈。在过去3年,全国只有46%的新增城镇人口进入都市圈中,目前只有不到3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圈的城镇区域,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潜力巨大。

卓贤表示,这个话题也是近期疫情带来的思考。讲城镇化,都会强调集聚、距离和密度,会强调面对面接触的重要性。我国已经进入到服务产业为主的阶段,城市的密度、面对面接触、集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很多人对集聚与城市密度的重新思考。

首先,是时间的分割和空间的共享。疫情冲击加快了远程办公的发展。有人说远程办公是低效的,有人说是高效的,目前还不掌握微观数据,但可以看看北京和上海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北京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增长5.5%,IT业增加值增长3.5%;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增长7.3%,IT行业增加值增长13.1%,这和这两个城市经济整体下行形成了反差。如果公司高管发现,线上办公并不影响公司的利润,企业就会产生减少办公室空间从而降低租金的动力。比如原来1000个员工需要1000个工位,现在每个人每周5天只要来2天,所需要的工位只有400个。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原来每天需要通勤1个小时,五天需要通勤5个小时,如果一周只需要两次上班,每日通勤时间即使增加2.5个小时,和原来的总通勤时间也是一样的,但好处是能以更低的价格住更宽敞的住所。

当然这并不是说面对面接触办公不重要,而是可以理解为线上和线下接触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而且,空间的共享可能会提高线下的有效接触机会。如果上述那家企业的工位从1000下降到400个,那么所处的办公楼就可以容纳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企业,每周就会有更多高技能的人才在密度不变的空间里进行更多的面对面接触。

第二,空间的集聚和公司组织的分布式集聚。跨国公司是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的。跨国公司不同区域员工的每次交流并非每次都要通过乘坐国际航班来实现,很多时候是通过信息技术所制成的办公系统来发生的。在很多时候,员工之间的交流不是通过人与人直接交流,而是以人机互动为中间媒介来实现的。高技能人才恰恰是最愿意或最能够接受这样的新技术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跨空间交换知识,除了必要的线下交流,还由不断完善的线上办公系统实现分布式集聚,将原来无法编码的知识变成规范的标准知识。

第三,技术进步中的“集聚”和“解聚”。在一个行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隐性知识占据重要地位,创新在空间上产生集聚效应。但当一项技术成熟之后,产业知识已经高度标准化和规范化了,对知识的复制和模仿变得更容易,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降低了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性,这时就会逆转集聚的力量,该行业就会出现地理分散,在创新地理学里就可以称之为“解聚”。

如果说创新活动造就了集聚,那么解聚实际上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技术扩散过程。这时,生产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原本集聚于中心城市的产业的生产范围和规模都会增大,在都市圈维度表现为产业在周边城市集聚,在一国维度表现为产业通过转移在后发地区集聚,在世界的维度表现为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全球化。可以说,没有创新产业的标准化和解聚,就没有全球城市系统的扩张和重组。

从技术输出城市来看,解聚是腾笼换鸟的机会,但如果没有接续的创新活动集聚,一些中等规模的城市很快就会出现衰败,比如底特律,一些大城市也可能承受转型的阵痛。

以都市圈化推动新型城镇化

卓贤认为,总的来说,都市圈是解决大城市病、激活中小城市活力的有效发展路径。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非城市户籍人口之外,我们还应该兼顾三类人口,以统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一是白天人口。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上海、北京在核心区白天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夜间人口(常住人口),而白天人口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和夜间人口是不一样的。

二是非本市户籍的城市户籍人口。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有一位青岛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到了北京,他在全国范围内是计入城市户籍人口的,但在北京属于非本市户籍人口。我们除了要关注农民工家庭,也要关注这些城城流动而又没有本市户籍的“城市人口”。

三是短期流动人口。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实时人口要大于常住人口。针对商旅人士、访学交流人士、旅游者的公共服务也要配套。比如,如何为访问期达到三个月的商旅和访学人士提供子女教育服务等。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徐蔚冰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