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计算机、网络、通信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催生出数字经济形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深度改变着传统经济结构，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在城市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数字经济在农村也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战略方向。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实施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特别是2019年中央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是未来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这表明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国家已从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上描绘了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图景。

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上的回应和阐释。我国学术界一些学者关注到了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提出“数字经济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农业农村是数字经济的下一片蓝海”等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数字经济将会集中在生鲜农产品供应、电商扶贫与产业扶贫结合、现代农业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村创业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也有学者注意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认为在“村村通工程”实现农村通信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解决城乡“数字鸿沟”问题，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基础不健全、产业链成本过高、经营者管理理念和技能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状况有关。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非均等化、项目化等现象的存在，意味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还存在着诸多局限性，这些难免影响到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民族地区农村来说，基于本身的地理特征、人文环境和现实基础，相对于非民族地区农村而言，无论是从数字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公共服务人员信息素养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中会面临更多变量的掣肘，制约着数字经济的生发及成长。其中，公共服务供给应当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只有将数字经济发展与民族地区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为数字经济在民族地区农村场域内更好地发展提供保障。然而，综合来看，相关文献却缺乏对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相关公共服务供给的考察和研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进行研究。

二、民族地区农村发展数字经济的意义

近些年来，大数据治理、云计算、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不断升级融合，数字经济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对未来的商业模式、行业动态及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增长的新途径。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编码为基础，以数字化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形成的以信息产业及信息通信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经济形态。这种新型经济形态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数字经济的基础是大数据，大数据不只是一个产业，而且可与社会多个产业领域“相加”形成“大数据+”或“互联网+”，其本质均是连接和数据。有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2.9%。中央网信办在《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中指出，我国2018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31.3万亿元，占GDP的34.8%。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跻身世界前列，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现阶段，数字经济不仅在我国的城市迅猛发展，在农村也快速扩张，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国家顺应这一趋势，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加以鼓励、引导和规范。中央在乡村振兴实施意见中，多处提及数字经济问题，主张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农村，地广人稀，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社会信息封闭、不对称、碎片化制约着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数字经济为民族地区实现赶超跨越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为民族地区农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数字经济成为乡村连接外部大市场的桥梁。民族地区农村多处于偏远地区，与市场空间距离较远，商品交易费时费力，成本居高不下，这是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农村市场发育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如今，数字经济可以跨越千山万水，打破时空局限，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为民族地区农村链接外部大市场提供便利。贵州省在2018年提出“建设信息开放共享、数据互联互通”的农业电商公共服务系统，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难题，就是架设乡村与市场连接桥梁的积极探索。数字经济为农业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持。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农业技术相对较为落后，加上自然条件复杂，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较低。近几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步应用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中，通过田园智能化管理来积累和计算数据，提供优化决策，合理安排播种、施肥和耕作，有效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益。西藏自治区招商引资局在高新技术和数字经济产业类招商引资项目中注重网络下沉，抢滩农村市场“第二战场”，推行“互联网+农业”，这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数字经济释放农村创新活力。以前，在民族地区农村，通常距离城市较远，社会资源流动性不足，信息较为闭塞。近年来，数字经济为民族地区农村创业者和投资者提供了低成本、低门槛的创新创业机会，为民族地区农村创新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要推动大数据在农牧业生产管理、产品追溯和市场销售中的应用。这样，人们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来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增强农业全产业上下游追溯体系业务协调和信息共建共享，进而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

三、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基础

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经济，它需要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作为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民族地区农村信息化与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发展。这与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撑是密不可分的。

（一）公用基础设施供给：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数字经济发展既需要公共通信设施支撑，也需要公共交通设施作为载体，这些都属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端。当前，民族地区农村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进展，而且这些基础设施还处于不断升级发展过程中。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2018年8月发布的《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桂政发﹝2018﹞39号）中对2020年和2025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指标中的基础环境一项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这些数据显示，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正处于进一步的优化升级进程中。

（二）人力资源开发：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智慧支撑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人力资源的有力支撑。在这方面需要政府有所作为。约翰·罗尔斯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手段来保障人们拥有平等的接受教育与培训的机会，以便能实现在经济活动和所从事的职业方面自由选择。近些年来，民族地区在农村信息化人才培养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地方提供与本区域内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农业科技推广、互联网信息、电商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有条件的地区还建立了专业的数字经济发展人才培训基地，加强公务员队伍的信息技术应用培训。通过开展培训活动，提升了数字经济发展主体的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从而为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撑。

（三）政策与法治规范：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数字经济是一项新生事物，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对农村原有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组织形态、经营方式、活动规则等均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也带来了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引导和规制数字经济主体行为的公共服务。一些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政策。如广西2018年召开了数字广西建设大会，广西区政府还出台了《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一个总文件和《广西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等九个子文件。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民族地区，广西对于数字经济发展之重视，采取的发展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全国各省市中，并不落于人后。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关政策引领和制度规范，将有力促进本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快速有序发展。

（四）公共财政支出：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

公共财政制度是确保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得以顺利供给的财力保障。民族地区多处于偏远地带，交通条件相对较差，与其它地区相比，提供同一水平的公共服务需要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尽管如此，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而不断整合财力资源，加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有效供给，支持区域内的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平台及服务网点的建设与发展。此外，政府部门还整合社会力量，拓宽公共服务供给资金来源。如政府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等形式给予数字经济主体以资金支持，缓解其资金压力，或者引导金融机构针对农村地区数字经济主体开发出形式多样的金融服务业务，解决其贷款难问题。一些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还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的改革，加大对农村数字经济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和力度，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确保公共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匹配。

（五）网络平台搭建：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运行载体

数字经济网络运行平台是数字经济的网上数字集散地和处理器，是数字经济的网络大脑。以“互联网+”为切入点，依托日益发达和普及的网络，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电子政务这一施政平台，引领农村电商利用数字经济网络运行平台中的大数据为其交易行为助力，不断拓展“互联网+”在自身经营中的应用。此外，依托网络数字经济运行平台，还可以推进跨区域和不同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及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面向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通过网络数字经济运行平台来整合信息资源，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信息资源开放共享体系，促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农村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优化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

四、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公共服务供给问题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公共服务供给明显增强，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持续显现。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是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链条中的重要枢纽、资源配置中心和产品运输脉络。但与城市相比，大多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较为薄弱，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起步稍晚，成熟度较低，难以形成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内蒙古自治区在其《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发展总体规划（2017—2020年）》中指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不足，目前全国八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只有该区没有建设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省际出口带宽规模偏小，数据传输时延长、丢包率高等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亟需地方政府改善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

（二）数字经济主体的数字素养有待提升

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主体包括公共服务人员和从事数字经济的市场主体。现实中，民族地区数字经济由于公共服务人员及市场主体的数字素养不高而影响到公共服务的供给效能的情况还较为普遍。有些公共服务人员是从乡镇各部门临时抽调而来，兼职从事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工作。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数字经济主体自身的因素导致未能较好利用现有公共服务。有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公共部门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线上和线下的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但由于文化水平、语言等因素的制约，导致使用这一服务的人员数量并未明显增长。究其原因，除了数字经济主体本身文化水平、语言等因素的限制，还与部分教育和培训工作仅是走过场等因素有关。

（三）政府引导与规制欠缺

在民族地区，一些基层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价值，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引导与规制不足。不少农村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对使用数字技术提高其运营效率和促进经营模式转型的作用了解不够，因此，较难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及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同时，由于规划和引导工作不足，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泡沫”和项目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又会引发项目间过度竞争和对资源的争夺。此外，由于从事数字经济的准入门槛低，经营者素质良莠不齐，信息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和普遍。现实生活中个人信息遭泄漏和被非法传播与利用等问题依然存在。

（四）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不完善

从经济学中的需求与供给均衡理论来说，从需求方的现实需求角度出发来提供公共服务，这样有利于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均衡，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会更精准、实用。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主体作为公共服务的需求者，较为清楚所处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和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公共服务内容。从供给方的角度来看，由于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主体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表达机制不完善，表达渠道不畅，再加上一些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不完善，导致需求方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认可度与满意度不高。因此，较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在现行的公共服务决策体制中，由于较为普遍地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之下，往往对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表现出极大的供给热情。因此，亟需拓展数字经济主体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渠道。

（五）公众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

公共服务过程是一个供给者和需求者有机互动的过程，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公众的参与和配合。公共服务的供给如果缺乏公众参与，就难以形成科学的良性互动机制，与需求方缺少回应性的对话机制，进而影响到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民族地区农村一些民众尚未认识到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没有看到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公共服务参与度不高。可见，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性传统思维，并不容易发生改变。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指出的，传统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此外，一些基层公共服务人员吸纳公众参与的意识不强，公共服务信息传递不到位，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造成公众参与程度和动力不足，致使数字经济发展主体的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公众参与的缺失，反过来也使基层政府难以真正把握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无形中制约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

（六）公共服务资源“碎片化”

公共服务资源是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支持民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资源本来就不足，在利用过程中还存在着分散和利用不充分的问题。“碎片化”最开始是出现在工业领域，后来逐步应用到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分析中来。“碎片化”一直被视为公共服务的一大困境。一般来说，在“碎片化”的条块与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之下，公共服务部门的功能分离，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程度低，信息流通不畅。“碎片化”状态使得公共部门的服务效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制约了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

（七）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均衡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在区域间、群体间、城乡间存在着供给不均衡的问题。区域间的不均衡表现在公共服务开展的深度以及广度呈现区域差异。以数字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西部民族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相比中东部地区要低，物联网的发达程度也不如发达地区，区位“数字鸿沟”依然明显。群体间不均衡表现在不同群体在社会地位、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均能影响其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不同群体所能接触和享用到的公共服务。城乡间的不均衡表现在由于数字经济发展资源城乡间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差距也与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一样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城乡数字经济发展中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不仅体现在计算机技术发展与应用不均衡的问题上，更体现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上。因此，如何弥合民族地区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鸿沟”，是数字经济时代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五、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公共服务供给的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强大驱动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处于下降探底阶段，正是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宏观经济自2016年底以来的探底回升，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降低了产业发展和民生消费的成本，也提升了生产效率。数字经济对于民族地区农村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民族地区农村要把握好战略方向，乘势而上，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要改变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可及性不能满足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一状况，增强各级政府供给此类公共服务的精准性，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法和手段。

（一）强化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供给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互联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口。就民族地区而言，地方政府要明确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定位，强化政府投入和主导责任，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基础设施领域，提高建设和管护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鼓励电网企业与通信企业共建共享杆塔资源。合理规划布局，统筹考虑光纤网络、基站等基础设施的布局，加快推进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宽带用户普及率和网络服务质量。此外，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物流服务体系，促进快递末端配送、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等。围绕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环节，推动形成民族地区农村发展数字经济这一扶贫路径，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

（二）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主体的信息素养

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公共服务人员的自身素质成为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要培养高素质的数字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人才。如可以依托一些科研院所建立民族地区数字经济技能人才培训班或通过网络在线课堂等方式，提升公共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技能。鼓励公共服务人员优化服务工作，引导其将公共服务供给与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进而优化公共服务内容。此外，还要注重提升数字经济主体自身素养，促使其更好利用公共服务。如在基础教育方面要加强语言、文化知识教育，在成人教育和培训方面加强数字经济新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防止教育和培训工作“走过场”，提升教育和培训工作的价值。地方政府要针对本区域内数字经济主体的发展特征及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谋求当地政府和公众一起推动基层公共服务从内容到供给形式的创新与转变。同时，为数字经济主体提供宽松的公共服务使用环境，提升现有公共服务的利用效率。

（三）引导与规制数字经济的发展

各级政府部门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加大对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引导与规制工作，加强宣传引导，让民众认识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及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意义。同时，还可以开发和树立数字经济发展的典型，引导其积极参与。如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推广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县、示范村等活动来发掘榜样，并对本区域内涌现的数字经济发展主体的典型成功案例进行宣传推介，形成明星企业与个人的示范效应。此外，地方政府还应合理谋划，加强对数字经济主体的引导和规制工作，避免“泡沫经济”的产生。同时，加强规划设计，预防项目的重复建设并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本区域内的数字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完善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机制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公共服务的内容、提供方式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合理构建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表达机制，让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够更好地满足数字经济主体发展的需求。政府的责任一方面是回应公众的需求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要经由一定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公众实现其参与权，使公众的意愿能在公共政策中得以体现。数字经济发展主体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渠道包含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制度化的渠道主要是农村基层组织，包括村委会、村党组织等。因此，我们要完善农村基层组织上情下达及下情上传的接榫作用，有效表达农村数字经济主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非制度化渠道是指制度化渠道之外的途径，如数字经济主体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合理表达自身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搭建与数字经济主体的网络互动平台，并对其需求及时反馈。

（五）拓展公共服务供给中公众参与渠道

公共决策理论认为，基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如果能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提升决策的透明度，并构建良好的互动机制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这将大大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首先，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把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公共服务信息进行公开和宣传，保障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知情权。其次，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开发出灵活多样的参与途径。如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政策听证、群众座谈、网络调研、网络投票等方式来构建便捷的公众参与途径。最后，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公众有序参与中的积极作用。重视社会组织在促进政府与公众实现良性互动以及促进公众有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也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供特定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以缓解公共服务“一刀切”与数字经济主体需求多元化的矛盾。

（六）搭建多元主体协作的公共服务供给平台

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一个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参与合作治理的过程。现阶段，应在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破解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在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基础上，构建多元主体协作的公共服务平台，为多个主体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创造条件。这种以信息平台为枢纽的数字经济给传统科层制的公共服务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部门要深化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破解碎片化状态，有效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供给体系，构筑网格化的供给格局，各主体之间通过有序的竞合关系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多样化与丰富性，给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主体以更多的选择权和更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主体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七）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各级政府要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这是一个关乎公平正义和社会成员共建共享的问题。民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政府部门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打破信息壁垒，促进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实现均衡。“为弥补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公共服务差异，党和政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策略。”因此，在国家层面，要制定数字经济相关的数据开放、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共享办法。在部门和区域层面，打破信息壁垒，依托政府数据共享平台，加快建设公共部门数据统一开放系统，推动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资源、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不仅如此，还要促进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中公共服务在不同群体间的均衡。民族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及相关的成人教育与培训方面要加强对语言知识、互联网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尽快破除语言与网络知识的障碍，使民族地区有志于投身数字经济发展的人能较好地从事数字经济行业，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从而促使公共服务在不同群体间实现均衡。此外，还要推进公共服务城乡均衡发展。各级政府应结合自身的区位和自然条件，持续推进与大数据相关的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探索与传统公共服务相比更能适应新兴涉农数字经济主体发展的公共服务新模式，提升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

结语

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由于民族地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基础薄弱，因此，民族地区要结合本地情况，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多元主体协作共谋，充分挖掘、整合与利用现有公共服务资源，优化公共服务内容及供给模式，精准对接数字经济主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发展，消弭数字鸿沟，紧跟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从而实现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注释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mzx/202007/t20200723_5159177.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