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倾斜、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必须看到，由于资源约束、历史差距、交通与技术条件、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建设、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制约，当前边疆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总体上仍较为滞后。而边疆民族的经济发展不仅具有固疆、稳疆、繁荣边疆的重大现实意义，同时也直接关系着2020年中国全面脱贫以及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需要被视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其经济发展问题，因为只有在整体视角中才可能展现边疆民族经济的整体现状，才可能提炼各省、自治区发展的共同特征与普遍问题，才可能在相互比较中汲取经验并明确差距。然而从既有研究来看，除了胡焕庸关于东西部生态资源与人口发展差异的界限划分以及林耀华的经济文化类型等经典代表性理论之外，当代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整体来探讨其经济发展的研究极其少见，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中国边疆经济发展概略》《边境贸易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已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成果，而且因其全域边疆的定位而未能充分关注民族自治地方与少数民族经济的特质。基于“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调查研究联盟”(CBEＲ)关于“七省区”(具体指中国拥有陆地边境线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七个省、自治区)发展报告中的相关资料数据，本文力图提炼截至2017年底，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效、优势特色产业及其存在问题，以期实现相关理论视野的突破，推动边疆民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成效

在全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背景下，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七省区的经济发展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稳中有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收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升、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等方面。

第一，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总量持续提升，GDP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值。如表1所示，七省区的GDP平均值从2015年的12535.97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3171.14亿元，再到2017年的13433.7亿元。与2017年全国同比增长6.9%相比，当年七省区GDP同比增长达7.68%。进一步从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来看，2016年完成生产总值70283.4亿元，当年同比增长8.1%，更是明显高于全国当年GDP6.7%的增长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内蒙古人均GDP以63764元明显高于当年全国的59660元水平。

第二，边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加速，第三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综合较长时段的2010年、2014年、2017年三年数据，更有助于揭示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及其特点。

虽然同样符合全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上升的总体趋势，但边疆民族地区存在一些特殊差异。从第一产业来看，其中的六省区均呈下降趋势，但黑龙江省却逆向上升，即从2010年至2017年上升6.1%。这应当是与该省作为中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的现实要求以及第二产业的显著下降紧密相关的。从第二产业来看，除了西藏上升6.9%以外，其余六省区均呈下降趋势。这应该与西藏历史上工业发展相对薄弱有关。再从第三产业来看，其中六省区发展势头强劲，呈大幅上升趋势。尽管西藏出现了微弱下降，但2017年所占GDP比重仍高于50%，在七省区中仅次于黑龙江省。再从2016年民族自治地方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10501.9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29790.5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29991.1亿元，增长9.9%。可见，第三产业正在逐步成长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第三，边疆民族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且区域内部城乡差距相对较小。近年来在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保持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七省区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都得到明显提升。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统计报表，按七省区平均值测算，201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316.86元，2016年为28348.93元，2017年为30625.51元，分别增长9.4%，7.72%，8.03%；201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796.4元，2016年为10602.87元，2017年为11537.53元，分别增长8.1%，8.23%，8.81%；2015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21094.71元，2016年为22093.43元，2017年为23552.57元，分别增长6.4%，4.7%，6.6%；2015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8322元，2016年为9005.28元，2017年为9931.85元，分别增长10.76%，8.2%，10.28%。综合来看，这两方面的增长速度在略有波动中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持平。

进一步从民族自治地方来看，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325.0元，名义值比上年增长8.6%；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18813.3元，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722.8元，较上年增长9.4%；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8079.8元，增长9.5%。其中比较突出的如黑龙江省，2016年少数民族乡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686元，比2010年增长83%，比2013年增长20%。横向比较来看，与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2964.20元差距相比，七省区城乡差距为19088.26元；与当年全国城乡消费水平差距19328元相比，七省区城乡差距为13620.71元。它们表明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家庭经济发展差距相对较小。第四，边疆民族地区扶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有望如期实现全面脱贫目标。如云南省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000万人下降到2016年的373万人，减少了1627万人，贫困发生率由70%下降到9.8%。新疆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469万人减少到2016年底的147万人，贫困人口累计减少32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44.6%下降到12.8%。2013年至2017年，内蒙古全区累计减贫159.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4.9%下降到2.62%。2019年4月，云南省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更是实现了整族脱贫。按目前的进展，特别是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有望如期实现全面脱贫。

边疆民族地区七省区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因此主要体现为经济总量持续增长，GDP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值；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第三产业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差距相对较小；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不断降低等方面。

二、边疆民族地区的优势产业与特色领域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边疆民族地区七省区长期以来均以第一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它们表现为丰富多样的传统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以及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它们的深远影响延续至今。直至2017年，除了吉林省之外，其他六省区的第一产业GDP占比仍高于全国7.9%的平均水平。不仅如此，七省区当前具有域优势的产业，相当部分仍与各民族传统经济文化类型一脉相承。尤其是近年来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的推动下，七省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大多增长显著。如在2017年农业产值中，黑龙江省以3471.3亿元居首位。其中，广西以产值471亿元居渔业首位；云南省以381.5亿元产值居林业首位；黑龙江省以产值1701.7亿元居牧业首位。更具体地来看，2016年民族自治地方大牲畜年末存栏头(只)数达到5917.7万头(只)，占全国总量的49.7%，产业优势非常明显。其中增速较为突出的，如2016年云南省140个民族乡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5.7亿元，比2015年同期增长26.5%。可见，边疆民族地区产业竞争力相当程度上仍极大依赖第一产业。基于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主导优势产业，通过制度改革、技术革新、组织方式优化等，部分现代特色农业体系开始初步形成，由此极大提升了这些地区的综合生产能力乃至在全国的产业竞争力。其次，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等新兴特色产业发展强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亮点。如表3所示，七省区从2015年到2017年的旅游业总收入增长显著。2017年收入最高的云南省，从2015年的3281.79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4726.25亿元，再到2017年的6922.23亿元，增长率依次达到23%、44%和46%。

再从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来看，2016年共有旅行社3214个，较上年增长7.5%；国内旅游人次达到13.9亿人次，增长21.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5万亿元，增长30.0%；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71.4亿美元，增长21.0%。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017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140万人次，增长15%；旅游总收入实现402亿元，增长20%。当年特色旅游产业为长白县贡献旅游综合收入共计5.12亿元，同比增长22.8%。可见，旅游业已经成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除了旅游业之外，其他新兴特色产业也在不断涌现。如西藏2017年利用旅游业优势拓展新兴产业，将14个县区纳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与京东集团签署“互联网+”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电子商务重点联系企业线上交易额突破2亿元并积极组织100多家优质特色企业参加广交会、丝博会、商洽会等；新疆2017年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417.92亿元，增长10.3%。全年工业技术改造投资250.35亿元，增长33.8%；内蒙古的蒙医药产业结合健康旅游业，积极拓展产业链条，融蒙医药文化、特色疗法、博物馆展览、疗养、康复、保健及旅游于一体，正成为全区的热点产业与新的经济增长点。

可见，当前边疆民族地区逐渐涌现的以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电子商务、医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特色产业，虽然还存在基础配套设施与制度建设不完善、民族特色资源开发不足、技术创新程度有限、产品单一且同质化较为突出等问题，但它们已经显现出足够的发展后劲，正在迅速成长为第三产业的热点领域与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乃至未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主要突破点。最后，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逐步显露。30多个跨境民族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文化习俗相近，同时还拥有经济与社会交往的历史传统等天然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让新疆、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的区位优势空前凸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将让广西、云南、西藏等成为与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区域合作发展的核心地带。

从表4可见，从2015年至2017年，广西、内蒙古、西藏、吉林省、云南省的进口总额都在逐年增长。尤其2017年广西出口总额1855.2亿元，增长22.3%；进口总额2011.14亿元，增长22.9%；进出口总额达3866.34亿元，增长22.6%，进出口总额居七省区首位。此外，新疆的对外贸易增速明显，2017年出口总额达177.29亿美元，在七省区中仅次于广西；内蒙古2017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942.4亿元，比上年增长22.8%。七省区的对外贸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然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综上，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的优势产业与特色领域集中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各区域的传统主导优势产业，包括农林牧渔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二是以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电子商务、医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特色产业探索；三是依赖边境区域优势的对外贸易的拓展。它们在近年来引人侧目的快速发展，表明边疆民族地区未来的重点产业应当围绕传统产业、民族特色资源与跨境区域优势三大核心领域展开。

三、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突显问题

虽然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与全国及其他区域平均水平等展开横向、纵向比较，就会在经济增长、发展的平衡度、扶贫与对外贸易等方面体现出当前仍存在的一些突显问题。

第一，在经济增长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增长相对滞后的问题。先从GDP增长率平均值来看，七省区从2015年的8.04%到2016年的7.68%，再到2017的7.15%，尽管均高于全国GDP增长率，但却呈逐年下降趋势。再从2015－2017年全国与七省区的纵向增长比较来看，2015年七省区GDP总额为87751.79亿元，与全国相比相差601300.31亿元；至2017年七省区GDP总额为94035.9亿元，与全国相比相差733086.1亿元。可见，尽管七省区GDP总量在逐年递增，但与全国总量相比差距也在拉大。最后，再从人均GDP来看，2015年七省区平均值为42525.71元，与全国相比差距为7725.28元；至2017年平均值为45292.71元，与全国相比差距为14367.28元。这一差距拉大的幅度尤为值得重视。

民族自治地方的情况与之相似。2015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生产总值从占全国比重9.7%，较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2016年占全国比重9.5%，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5年增速较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2016年增速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同样的，2017年“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贵州、云南和青海三省)地区生产总值8.5万亿元，占当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3%，较上年占比下降0.4个百分点。可见，无论是从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来看，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都有所扩大，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相对滞后问题。

造成发展波动与相对滞后的影响因素众多，而产业结构不合理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如截至2017年底，除黑龙江省外，其他六省区第三产业比重仍普遍低于全国51.6%平均水平。而新疆的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应当是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内部种植业比重偏大，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偏低，农牧产品附加值低且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工业仍以高能耗的重工业为主；第三产业中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比重大，而信息咨询、人工智能、金融保险等新兴行业比重较小等等。

第二，边疆民族地区目前存在区域内外发展的两个不平衡问题。其一是已经存在一段时期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除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之外，还有同一地区中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问题。如内蒙古15个深度贫困旗县主要集中在兴安盟和乌兰察布市，2017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28709元，只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的45%。其中，乌兰察布商都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8378元，只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的28.8%。这15个旗县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为8516元，只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的67.67%。可见区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较为明显。其二还应该引起充分重视的是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省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从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17年七省区中农村收入最低的云南省与收入最高的黑龙江省之间相差2802.6元，与全国相差3570.2元；城镇收入最低的黑龙江省又与最高的内蒙古相差8224元，与排名第二的云南省相差3549.9元，与全国相差8950.2元。云南省与黑龙江省两省城乡之间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极端表现，充分体现了边疆民族地区区域与城乡发展的多重不平衡特点。这种多重的不平衡局面，是环境资源、历史传统、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布局、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不同的地区发展战略等复杂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三，边疆民族地区扶贫难度仍然较高，返贫风险依然存在。边疆民族地区历来是贫困重灾区，由于资源条件、历史与文化因素、市场化水平、代际传递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扶贫难度很高。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11个在民族地区。截至2016年底，民族八省区共有农村贫困人口1411万人，占全国的32.5%；至2017年，民族八省区贫困发生率仍高达6.9%。

如表5所示，2017年新疆和云南省的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9.9%和7.5%。即便是贫困发生率已经降至2.7%的黑龙江省，至2017年底，未脱贫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还涉及10个市(区)、30个县、90个民族村。这些地区的扶贫难点在于，全省90%的贫困县、80%的贫困村和7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风沙干旱区、中部盐碱贫水区和东部低洼易涝区。这些区域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防灾减灾能力差，受自然灾害影响显著。因此，要如期实现边疆民族地区脱贫任务仍极为艰巨，尤其须高度警惕农村少数民族的返贫问题。

第四，尽管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外向度依然不高，近年来部分区域还出现了发展波动甚至倒退现象。如2015年民族自治地方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完成1099亿美元，较2014年下降4.4%。其中，出口647亿美元，下降10.7%；进口386亿美元，增长8.4%；2016年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完成947.9亿美元，较上年下降6.3%。其中，进口422.6亿美元，增长9.4%；但出口仅为545.4亿美元，下降15.7%。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可知，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突显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所出现的相对滞后现象，边疆民族地区区域内外发展的两个不平衡，扶贫难度仍然较大且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以及经济的外向度不高等问题。因此，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各省、自治区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共性、取得成效、路径差异与存在问题等便能够得到清晰呈现。从整体来看，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所取得的主要成效表现为经济总量稳步提升，第三产业日益成长为经济增长核心动力，传统主导产业凸显优势竞争力，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相对差距较小，扶贫攻坚成效卓著，以及旅游业、对外贸易等初步成长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等。但通过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以及边疆民族地区各省、自治区之间的比较，就会发现当前仍存在总体发展较为滞后，某些方面有一定波动甚至倒退，区域内外存在多重不平衡，返贫风险仍然存在以及旅游业、对外贸易等特色产业亟待提升等急需解决的系列问题。

由是，在方法论层面聚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推动发展人类学、民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的真正深度交融。因为，只有在整体的面和深入的点、在民族历史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在国家制度与区域特色产业等多维交互视野中，在整体观、比较法、计量经济模型、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中，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问题才能得到真切把握和深入理解。而在理论层面，从整体区域视角出发所获得的“新”的发展经验，将促使我们与经典理论对话，进而推动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边疆民族经济理论的构建。例如，边疆各省、自治区传统经济文化类型在当代展现的普遍产业优势，充分证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传统的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现代转型的基础、动力、机制、路径，都可能成为未来该领域持续探讨的重点。再如，通过全国与边疆民族地区、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等多层次比较表明:一方面，一种兼具包容性、复合性、多样性与互补性的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经济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对这一结构构建与运作方式的探析亟待深入；另一方面，比较优势理论乃至制度经济学等诸多重要理论在此过程中将得到新的检视，并可能由此获得诸多启发和突破。

在尝试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围绕近年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已然呈现的传统产业、民族特色资源与跨境区域优势三大领域，尤其是针对当前这一区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突显问题，本文认为应当主要聚焦以下层面，切实推动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创新发展。

第一，继续加大针对发展滞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和精准投入。聚焦边疆民族地区区域内外的两个不平衡问题，通过政策倾斜，从边疆民族地区的整体与内部两大层面统筹协调发展，防止在区域内外乃至农业变迁内部可能出现的不均衡分层。紧密围绕区域特色资源、传统与优势产业等加大精准投入，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即通过政策引导，除了坚持升级强化传统优势产业之外，同时高度重视深度挖掘各省、自治区及各民族特色资源，尤其是对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制度机制等滞后领域的创新拓展。

第二，加强精准扶贫的精准性及其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对接。应充分警惕边疆民族地区的返贫问题，加快建立健全贫困识别和动态监测体系，因地制宜地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发挥边疆与民族资源优势，通过电商、金融、合作社创新等方式实施产业扶贫。强调通过制度调适、社会组织合作、教育扶贫等方式全面提升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充分且深度激发内生脱贫动力，初步构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良性对接机制。

第三，重视发展以主导优势产业和旅游业等为代表的边疆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各省区根据自身环境资源与传统经济文化类型优势，注重挖掘创新，大力提升农林牧渔等主导优势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重点培育以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电子商务、医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特色产业。如针对旅游业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季节性明显、民族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强调“全域旅游”的空间域、产业域、要素域和管理域的完备；利用自然资源本身的季节差异，形成旅游产品供给的季节层次，丰富资源依托型旅游产品类型；增加当地人文旅游资源产品转化方式和途径，不断增加旅游者的体验丰度等。

第四，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大力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力度，多层面切实推动对外贸易发展。边疆民族地区需要尽力破除制约对外贸易拓展的负面因素影响，积极探索自主创新政策和机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与自贸区建设，改善进出口贸易结构，更加有效地吸引外商投资。与此同时，积极利用跨境区域优势，注重发挥边疆民族地区的地理人文优势以及当地各民族的主体能动性，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跨境经济文化交流，大力推动跨境区域特色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逐步确立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特色地位和优势地位。

全文图表略

来源：微信号“ 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https://mp.weixin.qq.com/s/z7hSSQjww1pagK7xrtzkxA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