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我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寿命从1981年的67.77岁延长至2015年的76.34岁，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一段时间以来生育行为受到限制，年轻人的生育观发生转变，人口出生率不断减少，从1981年20.91%下降至2019年10.48%。

久而久之，1960至197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我国老龄化现象越来越显著，老年抚养比逐年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982年老年抚养比仅为8%，而2019年老年抚养比上升至17.8%且仍处于上升趋势。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代际养老愈加吃力，财政对养老的“兜底”作用日益凸显。

反过来，老龄化会给国家财政带来一定压力。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老龄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钝化、劳动力质量相对下降、老龄人口缺乏创造力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阻碍经济发展;从国民收入分配来看，国民收入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且两者此消彼长，人口老龄化使得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增加，消费基金增大并挤压积累基金，影响社会扩大再生产，阻碍经济发展;从储蓄投资来看，老年人口负担系数高会抑制储蓄率，“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减少意味着投资减少，同样阻碍经济发展;从消费来看，个人消费随着消费者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而变化，老龄人口收入水平相对降低会使他们的平均消费减少、购买力下降，某种程度上抑制经济发展。

以上四个方面都会使经济发展受阻，使税收来源窄化，加大财政负担。为了应对财政养老问题，我国开始计划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然而，不同延迟退休方案的选择，必定会带来不同的财政效应。

本研究基于两种延迟退休方案（男女均60岁退休，男女均65岁退休）预测2025至2050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缺口数据，分析不同的延迟退休方案对财政负担的影响。

主要发现是：

第一，两种延迟退休方案和养老金并轨制都能提高国家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财政负担。

第二，两个延迟退休方案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速低于基本养老金支出增速，长此以往，养老金收支缺口会呈现不断扩大的现象，养老负担加重的总趋势不会改变，甚至会愈加严峻。

第三，不是退休年龄越高越好，过犹不及，男女60岁退休方案较65岁退休方案更能有效缓解财政负担，退休年龄过大有可能打击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加大青年一代的就业压力、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根据国情确立适宜的延迟退休方案。延迟退休有助于解决国家老龄问题、养老问题和财政负担问题，但是不能一味地追求延长退休年龄，我国要以最大化社会生产率为标准确定最适宜的退休年龄，稳固财政收入来源，最大效率发挥财政对养老的支持作用。

第二，利用好最后的人口红利提高财政收入。目前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还未完全消失，1960至1975年代出生的群体仍旧位于工作岗位上，将他们的经验、能力与年轻劳动力的敏捷和创新结合起来，能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更有效率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第三，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能力，化解生育高峰群体造成的扩大化收支缺口。

第四，缩小领取养老金差距，保证公平，提高效率。

第五，加快发展知识经济下的高科技产业，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第六，建立养老保险基金预警机制。

（本文原题“老龄化背景下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财政负担的影响分析——基于2025—2050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预测数据”，原载《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作者王云多、李梦可。）

警惕延迟退休的潜在不利影响

中国社会保险费率高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养老保险费率偏高最受诟病。

针对税费负担较重是困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规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降至16%，并要求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降和维持基金财务平衡。这是继2016年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从20%阶段性降至19%后的再次下降，特别强调本次降低缴费率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长期性制度安排。

降低缴费率的政策意图是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在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有效筹资渠道的情况下，欲维持已有的养老金替代率必然加剧基金收支失衡风险，而欲维持基金财务平衡又必然导致养老金替代率下降。因此，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很难同时实现养老金替代率不降、基金财务平衡和经济增长三个目标，这意味着降费率存在政策目标上的“不可能三角”。

为顺应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规律、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和遏制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拟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一方面，延迟退休通过增收减支方式能够改善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状况，可以为缴费率下降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延迟退休会引发个人生命周期资源作出适应性调整，通过作用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那么，延迟退休能破解养老保险降费率“不可能三角”吗？若能，伴随养老保险缴费率的下降，退休年龄应延迟多少岁？

本研究基于新古典增长框架（用资本和劳动投入解释增长——编注）和内生增长框架（用内生技术进步解释增长——编注），在基金财务平衡约束下，考察了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延迟退休对总产出增长率和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探讨延迟退休能否破解养老保险降费率“不可能三角”。

本研究发现：

第一，两种框架下降低缴费率都将使得均衡状态的总产出增长率上升和养老金替代率下降，无法同时实现养老金替代率不降、基金财务平衡和经济增长三个目标，证实了养老保险降费率存在政策目标上的“不可能三角”。

第二，两种框架下延迟退休都将使得均衡状态的养老金替代率上升，但对总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却截然相反。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延迟退休通过提高生育率而促进总产出增长率上升；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延迟退休通过提高生育率对总产出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不足以弥补其通过抑制资本积累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负向影响，从而降低总产出增长率。

第三，延迟退休破解养老保险降费率“不可能三角”的作用效果在两种框架（经济增长模式）下存在显著差异。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延迟退休可以在确保养老金替代率不降的同时提高总产出增长率，能够有效破解降费率“不可能三角”；而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延迟退休不能同时确保总产出增长率和养老金替代率都不降，无法破解降费率“不可能三角”。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新古典增长模式，从破解养老保险降费率“不可能三角”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是一个有效政策选项，但随着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变为内生增长模式，我们需要警惕延迟退休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

（本文原题“延迟退休能破解养老保险降费率‘不可能三角’吗？”，原载《财经研究》2020年第10期。作者景鹏、陈明俊、胡秋明。）

渐进式延迟退休更有利于老年人福利

当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人口高度老化也将使我国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乏力。在此情况下，有效应对老年人口及其比例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养老和医疗等系列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现阶段呼声较大的延迟退休年龄能否提升老年人福利水平也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国家人社部2010至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虽依然逐年增加，但其年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的26.89%下降到了2019年的6.42%。可以预见，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年增长率逐渐降低将最终导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减少乃至出现赤字。

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问题高度关注，2011年7月1日开始试行的《社会保险法》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并在2016年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定为用人单位20%，个人缴纳8%，到2018年全国多地已完成省级统筹。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按照当前全国统筹的趋势，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呈现倒U形，在2027年将达到峰值6.99万亿元，随后持续下降，在2035年可能会出现赤字。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直至今日政府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答案。原因可能是对延迟退休是否能够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和养老金短缺问题依然存在很大争论。

本研究模拟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方案一：男女退休年龄均即时提高到65岁。方案二：从2022年开始，女性每年延迟退休一年，而从2032年起，男女同时开始每两年延迟退休一年，到2040年男女延迟退休方案同时结束，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方案三：2022年开始女性每两年延迟退休一年，从2026年开始，男性每六年延迟退休一年，到2050年，男女延迟退休方案同时结束，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方案一为即时延迟退休，方案二和方案三是渐进式延迟退休，区别在于完成时间的不同。本研究中的老年人福利由两部分组成：养老保障金和家庭代际支持。

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障金为当前老年人福利的主要来源，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后，养老保障金会因劳动力资源增加而出现明显上升，其中方案一在短期内上升最为明显，但随着第二次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退休行列，养老保障金会断崖式下滑，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逐渐上升并超越方案一。对方案二和方案三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延迟退休推行时间越长远和平稳，对老年人福利水平影响也越明显。

家庭代际支持也是目前中国和欧美等国家在养老问题上的一个较大差别，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后，劳动力数量会出现一定的回升，而固定资本的变化和劳动力数量变动相比具有粘性和滞后性，使得延迟退休不但不会增加家庭代际支持水平，还会使其减少。综合来看，当前中国老年人福利依然以养老金为主，这使得延迟退休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福利水平。

从总体上看，三种延迟退休方案均可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方式增加产出水平和老年人福利水平，超过不实行延迟退休方案时的老年人福利水平，其中短期即时延迟退休方案效果是最明显的，但长期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会让老年人福利水平获得更多。

（本文原题“延迟退休对老年人口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原载《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2期。作者陈友华、张子彧。）

什么是我国劳动者的最优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是应对老龄化和长寿风险的重要政策，如何确定合适的退休年龄是政府和劳动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证明，可选择的弹性延迟退休政策在一定的性别、经济增长等前提条件下，有利于增加养老金财富，但并没有结合劳动者不同预期寿命，给出合理选择最优退休年龄的具体建议。

基于现有文献基础，本研究分别建立劳动者个人效用精算模型和个人账户净收益精算模型，试图基于全工作周期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考察不同预期寿命下劳动者最优退休年龄；并基于个人账户净收益最大化目标，考察不同的退休年龄对个人账户净收益的影响，得出实现个人账户净收益最大化目标时的最优退休年龄。

本研究认为，首先，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初期，应选择弹性退休制度。延迟退休是一项影响劳动者自身利益的重要政策，为能够减小政策实施阻力，在实施初期应制定弹性退休制度，这也利于劳动者根据多种影响因素选择适合自己的最优退休年龄。

其次，应依据预期寿命、经济增长速度和入职年龄确定退休年龄的合理范围。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本研究通过设定模型分析了在不同预期寿命、经济增长速度和入职年龄前提下，最优退休年龄选择的调整方法。本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最优退休年龄为62.33岁，但在预期寿命和经济增速提高、入职年龄延后的情况下，最优退休年龄也应适当提高，劳动者需结合身体状况、本行业发展前景、工资增速和学历水平等因素，科学选择最优退休年龄。

第三，个人账户净收益最大化是影响退休年龄选择的又一重要依据。大部分劳动者尤其是长寿劳动者更关心能够从政府得到的补贴数额即个人账户净收益，基于个人账户净收益最大的目标，本研究发现，在当前预期寿命等既定因素影响下，当退休年龄定于66岁，个人账户净收益达到最大值547281.9元，当经济增速下降或计发年数提高时，最优退休年龄下降且净收益下降。所以只要劳动者能明确自己的未来收益，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当前退休年龄有向后延迟的可能和空间。

本研究认为，我国劳动者最优退休年龄应分布于62.33～66岁。

政府和劳动者在制定退休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项影响因素，尊重不同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公开明确工作期和养老期收入的关系，增加劳动者对退休时间的灵活选择权，才能减少退休制度改革面临的阻力，最终发挥延迟退休政策的重要作用。

来源：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71043 发表时间：2021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