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一学院终身教授文贯中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根本没有必要粮食自给自足，更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耕地。的确，单从经济角度，进口粮食的确更符合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提出的不完全合约理论却表明，分工中缺少自由选择的一方就有可能被敲竹杠（hold-up），另一方则可以利用自由选择的优势获得不对称的利益。突如其来的中美贸易战表明，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资产，即使参与国际分工，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备胎”。耕地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
新加坡追求“水独立”就是现实的例子。长期以来，新加坡水资源一直受制于马来西亚。为防止关键时刻被马来西亚“卡脖子”，新加坡投巨资，通过再生水、海水淡化、降雨储蓄，这些投资就经济性而言，显然是多余的，但却使新加坡实现了“水独立”。虽然现实中新加坡仍然使用更便宜的马来西亚水，但却避免了马来西亚可能的“水威胁”。中国粮食也是如此，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你也许可以进口粮食，但却必须保有耕地。你越是进口粮食，耕地就越重要。
其实，就算没有那个国家威胁中国粮食安全，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也必须满足自身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世界全部可交易粮食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保有足够的耕地。
再来谈一下保护耕地的途径。
几千年来，耕地都是中国人的命根子，怎么到了今天，耕地却突然成了需要保护的东西？从城市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因为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土地种粮食的收益和做其他用途相比，收益太低。低廉的粮价和资本化的城市土地价值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加上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占用耕地的“刚性需求”，用经济学术语，保有耕地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而这些成本几乎完全压在本来收入就不高的农民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国家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耕地保护的压力反而越来越大的原因。因此，耕地保护绝不能靠出台几份红头文件，画几条耕地保护红线做可以实现，“耕地保护红线”如果不能和利益挂钩，画得再多，也阻挡不了市场的力量。“两山理论”其实讲的就是这样一组关系——要想保护绿水青山，就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耕地也是如此，要保护耕地，就必须增加耕地保护的收益，加大破坏耕地的成本。
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就是将原来割裂城乡一并考虑。在这一背景下，可以通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对城市土地占用收取费用，再向农村保护耕地转移支付的办法，缩小耕地和非耕地间的利益差，降低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
更根本的耕地保护就是提高耕地相关的产出。任何经济活动的价值，都是由其分工的产业链的价值所决定的。将耕地保护纳入更加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是提高耕地价值的不二法门。举个例子，粮食这么便宜，可餐馆却很赚钱。为什么？就是因为粮食通过在餐饮业产业链获得了巨大的附加价值。欧盟就发现，耕地用来做景观种植，大片的郁金香、油菜花，甚至整齐平整的牧场，所带来的旅游收益，要远大于种植粮食。于是欧盟就从补贴粮食改为补贴景观——只要达到景观要求，就给予相应补贴。通过将耕地植入收益更高的旅游产业链，实现了既保护了耕地，又带动了旅游。
川场村与东京世田谷区结为姐妹关系，由两区村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企业运营管理“世田谷区民之健康村”。开办森林教室、农业教室、木工教室、世田谷大学，开展山村留学活动以及苹果树认种制、梯田认植制、宿营等。是比较温和的“资本下乡”模式，也是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成功案例。
当然，延伸耕地产业链需要巨大的资本。靠农村集体经济自身很难做到。这就需要借助城市的力量。不久前我到华东勘探院。他们在郊区长租了3000亩耕地，为自己的职工提供食品，原来的农民一方面获得地租收益，同时在为华东院打工获得工资收益。这实际上等于将耕地保护嫁接到华东院的产业链里，这些成本在华东院这样的年收入几十亿的公司里，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这类模式可以推广，城市资本能够通过入股等方式进入村集体，耕地保护就有可能嫁接到农家乐、乡村游、绿色有机、生态养生等更多、更高收益的产业链里。资本的介入，不仅可以提高耕地品质，比如土壤、灌溉、市场接入等，还可以大幅缩小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
由石嫣博士创建的致力于研究、推广社区食品安全的“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项目（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CSA），主营业务是无农药化肥的蔬菜及散养无添加的肉蛋禽类等农产品，每周配送到家。在通州区马坊村以及顺义区柳庄户村、龙湾屯村有三块种养殖基地。其目的是“要建立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连接”。
让资本下乡，而不是赶走农民，就必须对现有村集体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革，比如股份化等等。没有一个好的“转换插头”，城市再多的资本也无法输送到农村，要想保护耕地，就要提高耕地价值，要想提高耕地价值，必须将耕地植入价值更高的产业链。市场化的村集体机制就是这样一个“插头”。如果还是简单地分产到户、分田到户，依靠农村家庭来负担耕地保护成本，多少补贴都不足以抵偿粮食产业链和其他产业链中耕地价值的落差。细碎化的耕地产权，只会使耕地流失的速度更快。
无论承包者还是投资者，耕地保护必须作为一项国家义务，任何弃荒、转用都是对国家违约。从“基本农田”到“永久基本农田”，从“耕地保护”到“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实践告诉我们，仅仅靠行政权力，靠画一个又一个红线，耕地是保不住的。新时代的耕地保护必须有新的思维，要设计出利益机制，让市场在耕地保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https://mp.weixin.qq.com/s/7HL_r9IinHf5rcGCMt0nUw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