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森、张埔华: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推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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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历史,重大传染病曾极大改变历史进程;当下在世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将给世界历史带来重大影响。疫情冲击着全球化,成了反全球化的新借口,但全球化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没有过时,国际分工与合作不可逆转,新的科技革命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利益驱动不因疫情而改变,世界人民物质、文化和交往的全球性需求不可抑制,全球化还将继续并将展现新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和具体化,有助于解决传染病借助全球化在全球扩散的难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团结合作、科学理性、交流互鉴精神不仅有助于疫情的防控,也将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提供助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与全球化不无关系。因此,有些国际舆论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全球化,有人认为要预防类似疫情的全球蔓延就要去全球化;有人甚至预言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这些是真的吗?也许疫情肆虐会导致短期内国际贸易和世界人员交流的减少,主权国家出于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安全考虑出台产业回归政策,但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全球化进程不可阻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不应是闭关自守的理由,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而推进全球化升级的契机。习近平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进一步表达了中国携手国际社会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主张,丰富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仅是中国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同时也能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提供有力支持。

一、传染病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

传染病是指由病原体引起的能够在人与动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疾病,恶性传染病也称瘟疫。据史料记载,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瘟疫有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非典等。瘟疫是由一些如细菌、病毒的强烈致病性物质引起的传染病。这些远早于人类而存在的细菌、病毒肉眼不可见,却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非常活跃,它们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影响人类福祉的发展。随着人类交往范围扩大而不断蔓延的传染病不仅给人类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也往往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瘟疫使旧秩序发生根本的改变,同时也催生新的机会和塑造新的秩序。

古希腊、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都曾暴发严重的瘟疫。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大瘟疫造成驻扎在雅典的13000名士兵中1/3的人死亡,导致雅典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并使希腊文明由盛转衰。公元2世纪中期安东尼瘟疫导致罗马本土1/3人口死亡,加剧了罗马帝国的衰落。来自中亚的“黑死病”被跨越欧亚的商人带入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动摇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催发了文艺复兴的兴起。以上瘟疫虽然严重,但其影响还是区域性的。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新航路的开通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传染病波及范围扩大了。16-17世纪,由欧洲传到美洲的天花、麻疹、霍乱、淋病和黄热病夺走了美洲大量生命。“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并使那里人口减少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证。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病菌使原本2000万~3000万的美洲原住民只剩下不到100万人,可谓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传染病一边倒地只对美洲印第安人造成伤害这一史实,为我们理解西班牙何以能轻易征服美洲(这种征服不仅是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文化上的)提供了一把钥匙。”美洲原住民的急剧减少也在客观上激发了殖民者从事奴隶贸易的罪恶念头。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交通的更加便捷、世界交往的更加频繁和广泛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传染病的全球传播成为一种常态。被称为“最令人害怕的、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的霍乱仅在印度导致的死亡人数百年间就有3800万人,欧洲仅在1831年就有90万人死亡。西班牙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1918—1919年全世界约有10亿人感染,2500万-4000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伤亡人数。这次流感成为一战提前结束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全球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陆海空交通更加便利,跨境旅行人数越来越多,这为各种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和新型传染病的滋生提供了条件。最近几十年是全球史上疾病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传染病即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空前速度出现。2002-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传播到世界各大洲的37个国家,造成8098例感染和774例死亡。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2014-2016年沉寂了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再次暴发,在西非几个国家肆虐,变异的病毒离开非洲,蔓延到欧美。2015年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先后在86个国家被发现。2016年,登革热在全世界蔓延,上亿人被感染,38000人死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12月27日0时03分,感染人数达78604532人,夺走了1744235个宝贵生命,波及222个国家和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如此之大有多方面原因,如病毒传播能力较强,传播速度快,适合病毒生存的环境广(新冠病毒在温度20℃的环境生存与传播,从全球来看,许多国家都有这样良好的病毒生存环境),有些国家重视不够,国际合作不力,等等,但经济全球化带动的物流、人流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流动无疑也助推了疫情的全球蔓延。

全球化使疫情在世界蔓延,而蔓延的疫情打击了全球化。疫情给全球制造业的生产、运输、用工等都造成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脱节,全球贸易萎缩。为防止疫情输入和输出,世界各国“停航”,“封城”,关闭国境,禁止或限制特定范围的聚会,关闭商场,限制消费和投资需求,对全球各地的旅游、餐饮、交通运输、零售和批发、娱乐、会展造成了极大冲击;疫情造成企业大面积停工,使大量人员处于失业状态,生活困难。据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9月23日发布的报告,2020年第二季度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全世界少了17%的工作时间(相当于丧失了4.9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为防止疫情扩散,居家隔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规定改变了社交习惯,严重影响了人际交流;大量学校停课或者改上网课,大大降低了教学效果。更为严重的是,疫情还进一步促使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乃至种族主义复活。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给全球化蒙上了一层阴影,给未来的全球化增添了更多的变数。新冠肺炎疫情充分验证了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E.N.Lorenz)提出的“蝴蝶效应”。

二、新冠肺炎疫情不应是反对全球化的理由

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冲击着全球化,成了反全球化的又一借口。面对逆全球化潮流,国际社会对未来世界格局走向出现了不同的预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逆全球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吗?

全球化使疫情得以在全球蔓延,部分国际舆论将疫情的扩散归咎于全球化,甚至认为要阻挡类似疫情的扩散,就要采取减少人员往来和国际贸易等“反全球化”的对策。疫情使物流、人流、资金流的全球流动急剧下降,使一些国家的物资尤其是防疫物资出现短缺;疫情的快速传播,也使世界人员往来更加谨慎。个别国家借题发挥,迎合国内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等情绪,趁机进一步推动产业回归。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美国利用疫情大肆炒作,进一步打压中国,甚至要与中国全面“脱钩”。已经败选的特朗普团队甚至把“结束对中国的依赖”作为预想的第二任期的十大规划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的往来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从而影响整个世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甚至认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可能将持续数十年,疫情暴发和后遗症将长期困扰全球化进程。

面对疫情蔓延、世界贸易和人员往来锐减以及反全球化的逆流,国际社会出现了关于全球化的悲观论调。著名学者郑永年就认为疫情将使国际秩序瓦解、产业链回流,全球化的世界将回到有限全球化或半全球化状态。他提出:“从历史上看,瘟疫流行和国际冲突,与世界秩序变化是有关系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带来的社会恐慌,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是有关系的,乃至后来导向了二战。今天的情况,我个人判断比较悲观,就是国际秩序已趋于解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蔓延,特朗普为推卸责任和谋求总统连任,不断抛出“脱钩论”,使更多人相信中美冷战已经开始,世界将最终形成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两个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对抗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意识形态体系。

全球化基本趋势不可逆转,但全球化确实要经历一些曲折并形成新特征。

(一)全球化不可逆转

全球化不可逆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分工与合作不可逆转。分工是历史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由于各民族国家自然禀赋、发展水平、市场规模以及开发程度不同,国际分工不可避免。可以说,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由于国力和技术所限,有些极为复杂的科技产品,没有分工就无法最终实现,比如ASML光刻机,有超过90%的零件都是面向全球采购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进一步促使一些产业回流本国,区域性的贸易组织将显得更重要,但要改变或颠覆长期形成的复杂供应链则是极其困难的,“一则供应链在全球分散布局状况不可能彻底逆转,再则跨国公司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抛弃现有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一条全新且完整的供应链”。降低成本、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是全球化的动力。从总体上看,疫情不会改变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与专业化协作的程度将越来越高,国际分工在深度上将日益细密,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的多种分工形式并存将成为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

2.全球化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没有过时。全球化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促进了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激发了竞争,提高了生产效率。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皆有利。那些善于把握机会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则利用自身的技术、管理和资金优势,推进贸易、资金和产品的全球自由流动,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从而获得巨大利润。正如习近平所言:“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当然,在全球化进程中也出现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金融风险、国际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但这并不全是全球化造成的。有些国家(如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其经济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有些风险恰恰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而不应因噎废食。

3.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推动着全球化升级。“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中出现了轮船和蒸汽机车,使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更加便利。在19世纪末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中,飞机和汽车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世界交往更加便利;电报的发明和使用使得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大提高,世界因此而大为“缩小”。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当代科技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最近几年兴起的数字经济具有重构全球产业链的潜力,赋予了全球化新的内涵。有人认为,智能化、机器人使国际资本在世界寻求低廉劳动力成为不必要的了,全球化停滞了,这是一叶障目,事实上,大数据、智能化时代更需要国际合作。

4.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不因疫情而改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美国政客呼吁美国及其他国家反思全球产业链安全问题,声称疫情有助于就业和制造业回归。疫情似乎使“全球化已经失去势头”,为“脱钩论”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竞选和党派之争往往挡住了一些政客的视线,特朗普所奉行的单边主义未必对美国企业和美国人民有利。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资本也获得远高于在本国的投资收益。目前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绝大部分是市场经济体,市场经济体的企业会从自身的利益考虑生产布局,政府难以对企业采取强制性手段,也无法为产业回流提供足够的补偿。资本必然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取向,不会因疫情而改变。

5.全球化符合人类整体福祉。为了互通有无,古人开辟了“丝绸之路”。当今世界经贸活动的便捷性非昔日可比,我们有何理由停下全球化的脚步?目前,世界诸多国家仅凭国内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国民基于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升级的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不减反增,这充分说明了世界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世界这么大,谁都想到处看看,旅游成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旅游业成为有些国家的支柱或重要产业。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极大打击了旅游业,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和世界安全指数的提高,旅游业将会出现爆发式反弹。此外,教育文化的交往也难以遏制。无论出于好奇,还是出于自我提升的愿望,国际范围的交往只会更多不会更少。正如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Michele Geraci)所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贸活动、人员往来已经处于相互依赖,并不断加深的状态。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会因为此次疫情而中断。”

全球化有风险,但不能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会因一些国家的行为和突发的疫情而改变基本趋势。“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实际上,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本质上并不是不要全球化,而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它们有利的全球化。就美国来说,没有全球化也就没有美元的霸主地位。如果国际贸易萎缩,国际贸易不再用美元结算,美元仅仅是美国的货币,美国金融帝国的地位就要坍塌。因此,“特朗普的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反全球化的举动,但其本质上是要阻挠新兴大国的发展,以保持其曾经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获取的丰厚利润不缩水,同时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

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这次疫情给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指出:“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这次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如上所述,一次大瘟疫往往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正如以往的瘟疫不能根本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一样,新冠肺炎疫情也不能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但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将会出现新特征。

(二)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新特征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走向如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有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要预测其未来走势实属不易。但从目前局势上看,大致有如下基本新特征。

一是趋势变缓。20世纪90年代是历史上全球化最迅猛的时期;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趋势暂缓;疫情的全球暴发进一步打击了全球化。疫情暴发前美日就有产业回流趋势,疫情将加剧一些国家的产业回流。产业回流政策必然影响整个世界贸易往来。

二是动力转换。以前的全球化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驱动和主导。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沿着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路线越走越远,不断地“退群”、废约、卸责,似乎对全球化的领导角色不再感兴趣。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特朗普加快了“脱钩”的步伐,也加速了世界“去美国化”的进程。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减弱,其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将日渐式微。后疫情时代,非西方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更全面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三是格局调整。从长远看,疫情不会逆转全球化的趋势,但全球化格局将发生转变。区域性供应链重要性显现。为保持、维护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各经济体将更加重视双边贸易组织或多边贸易组织的建设,世界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增强。美国可能更加重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签署新的区域合作协定;东南亚国家可能更加重视东盟;而2020年11月15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覆盖了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1/3贸易量,将使域内货物、服务、投资和商务人员基本实现自由流动,形成区域统一大市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改变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形成全球化的新格局。

四是现代科学技术作用更明显。疫情导致的封小区、封城乃至封国,使很多商务活动只能在网上进行,这推动了电商和物流迅速发展。“疫情的链式反应也让各国看到,未来产业发展将更加依赖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数字‘新基建’。”现代科技不仅有助于解决公共卫生安全的一些难题,同时也将助推新型全球化。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全球化也不会一帆风顺。科技发展、世界格局变化乃至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偶发事件都会影响全球化的特性和进程。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不应怀疑全球化进程,而是要顺应历史潮流。“近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全球化将以新的姿态展现。

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

全球化健康发展

尽管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但仍需要我们积极去推动;尽管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不是反全球化的理由,但我们也确实需要正视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推动全球化进程和构建世界卫生安全的中国方案。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后,又相继提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习近平在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并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全面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要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理念的总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这样的基本主张: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包括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内的其他“共同体”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化和丰富。

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的世界里,缺乏共同体的思维,就无法解决全球流行病的问题。尤其是应对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显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回应了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关切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他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再次强调,“各国以此次疫情为鉴,反思教训,化危为机,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生命至上、全球一体、平等尊重、合作互助,建立健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长效融资机制、威胁监测预警与联合响应机制、资源储备和资源配置体系等合作机制,建设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筑牢保障全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坚固防线,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回应了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关切,是减少全球化副作用的一剂良药,有助于解决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助推全球化健康发展。

疫情无国界,重大传染病是全人类的敌人。如果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人就必然在世界交往中感到畏惧,世界交往就要萎缩甚至停滞,全球化就要受质疑。后疫情时代,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主题,但人们在讨论可持续发展时将会把人类健康作为更重要的议题。工业化征服自然的力量加强了,也招致更多的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都可能导致健康风险,威胁到人类的身心健康,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全球化更可能把健康风险带到世界各个角落,每个国家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必然更加关注全球交往中的生态安全和健康安全问题,加强对物流和人流的限制。

化解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能靠一个国家来完成。尤其面对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更不可能靠单枪匹马。只要世界还有地区疫情未能得到控制,任何国家都不能高枕无忧。团结合作、携手相助是夺取抗疫胜利的必由之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恰如其分地把握了疫情下的人类处境,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推全球化进程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及其作用至少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理解:人道主义精神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出发点;团结合作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内涵;科学理性精神与科学技术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和可靠保证;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共建全球生态文明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础性工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所体现的精神及其实践对于推动全球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人道主义精神的彰显使更多的病患获得救助。“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宗旨就是要维护和促进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生命健康权无关国界,无关种族,无关社会发展水平,无关意识形态。从道义上看,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都应该得到尊重;从利益关系上看,关心他国国民的忧患也是关心自己,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病毒随时可能跨越国界。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权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把人道主义作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把公共卫生放在全球议程的优先位置,将有助于救助所有那些因全球化而受影响的生命。衡量是否人道最根本的要看对弱者的关爱,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意味着要尽可能地帮助不发达国家的人们。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中提出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在中非特别峰会上提出继续全力支持非方抗疫行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质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协助非方来华采购抗疫物资,提前在年内开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2020年11月21日,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时强调,中国将努力让新冠肺炎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这些倡导和实际行动,充分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这个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的信赖。

2.团结合作有助于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深刻证明了“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从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各国的应对来看,全球联合抗疫行动迟缓乏力。经济虽然全球化了,但在防控疫情方面基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合作的缺乏不仅使本国疫情得不到更有效的控制,还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简单的停航、拒绝人员往来、隔离等是不够的,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早预防,才能把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面对可能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要在信息交换、科学研究、防范手段、物质保障等多方面加强合作。20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开展了“天花根除规划”,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各国都参与其中,最终使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根除。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历史上传播范围最广的传染病,“面对这一全新的病毒挑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仅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力量也难以彻底取胜,急需世界各国的科技力量开展务实有效的国际合作,优势互补,共建平台,加强抗击新冠疫情经验交流和知识分享,集聚全球的科技创新智慧,共同推出切实管用的科研成果,为最终战胜这场疫情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在疫情期间,我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积极开展疫情防控交流。在中国抗击疫情过程中,许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多种形式给予中国援助和慰问,我们也投桃报李,在自身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我国更是加大对国际社会的资金和物质支持。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呼吁各国团结合作战胜疫情,提出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发挥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六点建议,并宣布一系列的国际援助计划,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疫情的防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科学理性精神和科学技术有助于克服愚昧和偏见并最终战胜疫情。新冠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是个科学问题,需要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结论,而不可主观臆断。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在武汉暴发的病毒菌株并不是病毒的来源,或者说这一病毒菌株只是众多病毒来源中的一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和宿主、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危害性致命性、诊疗方案、救治药物以及患者康复后是否存在后遗症等,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越是面对这种情况,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事实上,要确定病毒的来源是很困难的,直至现在,2019年疫情的病毒源自哪里还没有答案。“病毒无处不在,天生神秘。”到处游荡的病毒随时都可能感染植物、动物和人。面对病毒和病毒侵害,人类只有三种选择:尽可能地避免病毒的侵入;厘清病毒的来源和致病机理;尽可能地救治。这三方面都需要依靠科学。“科学就是科学,将科学政治化没有帮助。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尊重科学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前提。撇开科学研究与人类认识的规律性,懈怠、“甩锅”乃至以邻为壑不仅无助于本国疫情的防控,同时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威胁。国际公共卫生界有句名言:“疫情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疫情的扩散却可避免。”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需要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而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需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

4.交流互鉴有助于寻求防控疫情的最佳方案。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模式、文化和价值观、社会环境不同,必然有多样的公共卫生健康治理模式。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超越各种偏见,互相学习有益的防控经验。我国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积累的经验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但我们并不输出中国方案。我们尊重世界各个国家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的科学应对方式。当然,抗疫策略孰优孰劣最终靠科学评判。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中国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这项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要世卫组织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5.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有助于防范生物安全风险。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任务。公共卫生健康问题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活动和生态破坏是驱动病毒疾病新发突发和影响疾病模式的关键因素。”首先,人与动物的不安全接触增加了人染病的概率。“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大瘟疫和重大传染疾病几乎都与动物紧密相关。”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估测,包括埃博拉、HIV在内的75%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人口激增、城市扩张、森林砍伐、土地开垦,挤占和扰乱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人与野生动物生存场所的交相重叠,增加了原本寄生于野生动物的病毒传染到人的可能性;有些地方居民吃野生动物的习惯,更是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当然,有些早已与人类共存的动物往往也是病毒的宿主,曾经在欧亚蔓延的霍乱就是由鸡传给人的。其次,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增加了暴发传染病的风险。一项研究成果显示,随着更多的森林、草地变成城市、郊区和农业用地,一些对生态系统有更高和更特别要求的物种锐减乃至灭绝,那些更有适应性、更能繁衍的物种例如老鼠、蝙蝠,则生存下来甚至泛滥成灾,而后者更可能携带能传染给人的潜在危险病毒。最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提高了非病原性疾病的发病率。气候变暖使热带的边界扩大到亚热带,会引起虫媒疾病传播的地理分布范围扩大,使发病区在北半球向北推移,在南半球向南推移,增加了虫媒疾病的传播概率;气候变暖引起的环境变化助长了动物传媒疾病的病原体的存活变异和传播;气候变暖可能使水质恶化或引起洪水泛滥而助长一些水媒疾病的传播。一些科学家警告,气候持续变暖,一些未知病毒可能会激活并四处传播,有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更大的灾难。要在源头上减少病毒的传染,就要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与动物、微生物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人的活动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而后者又反过来影响人的生命健康,甚至改变文明的进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显然能在源头上减少传染病发生。尽管西方世界流行的是“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生态文明”话语,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相通的,两种话语的互通互鉴,将有助于建立清洁美丽的世界,减少病菌对世界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从而维系并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这一世界文明发展的成果。

(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形成有效机制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机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有理念共识。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共商共建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包含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文化上的交流互鉴、政治上的沟通协调、生态环境上的共担责任、公共卫生安全上的共同应对等多方面内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健康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人道主义、科学理性、团结合作、交流互鉴的基本精神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二是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有一个组织协调机构,目前能够承担这个任务的只有世界卫生组织。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让以“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可能的最高水平的健康”为职责的世界卫生组织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主权国家的积极参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体构成是主权国家。为了战胜疫情、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世界各国应该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积极参与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来。四是在世界范围内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应急响应机制、科技成果共享机制、疫苗分发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机制。

总之,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有助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也有助于人类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以及我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的与世界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作为和担当精神,将使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真切和具体的理解,将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全球化带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的担忧,重拾世界人民对全球化的信心,从而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注释略)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发表时间:202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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