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要

目前全球战略的形势，用诸如“冷战后秩序”“大国冲突的回归”“亚洲世纪”“G2世界”“多极化”或“G0”等暗含对立观点的词语都无法捕捉其本质。将不同事件和线索结合起来形成有针对性的评估，也容易受到专业领域或个人经验的影响。本研究拟对以上地缘战略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尝试概括未来全球的战略全景。

地区冲突局部化

2022年即将到来，一些地区冲突将会更加局部化，国际上对干预这些冲突已经略显疲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此举导致了塔利班攻势重燃，这反过来也导致许多曾经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势力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因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遏制塔利班势力的负担将会落在阿富汗周边地区的身上。巴基斯坦态度将至关重要；印度认为阿富汗可能会滋生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或将恢复对阿富汗经济的直接干预；宗派分歧仍可能阻碍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伊朗应会帮助塔利班击败伊斯兰国霍拉桑省；中国需要控制好与塔利班之间关系，因为中国或许也希望塔利班终止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支持；海湾国家会警惕基地组织或其他极端主义恐怖组织死灰复燃，但在区域外交政策中也会将塔利班视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地区政治力量加以考虑；阿富汗邻国在遏制难民、毒品或恐怖主义的流动方面将感到十分棘手；该地区原本不安全的困境也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其他北约国家也紧随其后相继撤军。撤军的方式十分重要，那些谈及撤退战略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撤退”而非“战略”。美国抛弃阿富汗，任其自生自灭，而且美国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干预疲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在马里的法国人，他们决定将参与军事行动的人数缩减到数百人。与阿富汗一样，遏制恐怖主义威胁的责任将会由当地军事力量来承担，但这种依靠充满不确定性，也必然具有脆弱性。萨赫勒地区将会被进一步分裂。这对于欧洲安全的影响尚未确定，但也不容忽视。北非是南欧的近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德国新总理上任，法国进入总统大选季，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希望对俄罗斯制定同样的方针，但地中海南岸的不安全状况仍会影响欧洲国家战略和人道主义考量。欧洲人需要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挑战，但美国对此的关注却时有时无。

在海湾地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认为他们对也门的军事干预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也缩减了军事行动规模，目的是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但是政治解决方案已越来越不切实际，因为胡塞反政府武装出现分歧，其领导层在当地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认为军事解决方案比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妥协更合理。海湾地区海上商运的风险很可能会继续存在。

南亚、北非和海湾地区的这些事态发展导致反恐很可能在明年再次成为国际议程上的优先事项。由于对阿富汗、马里和也门的外部军事干预减少，而这些国家自身的治理质量却没有相应提高，在当地、区域和国际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会重新爆发或加剧。干预疲劳和战略上缺乏忍耐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种态度都无法遏制威胁，甚至会放任跨国恐怖分子实施犯罪行为。北美和欧洲等国家领导人在战略上存在分歧，但仍需要在新形势下就反恐措施达成合作。在这些情况下，有必要彻底消除目前的恐怖威胁，但是由于重要战场连续撤军所造成的情报损失，实施起来会更加困难。

在中东，伊朗的干预疲劳迹象较少。伊朗一直致力于维护其在一些国家产生政治影响的能力。易卜拉欣·莱希总统选举获胜被认为是受人操纵的，此举将会巩固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在伊朗执政机构中心的地位。这又能确保伊斯兰革命卫队完全掌控地区关系，使伊朗在地区实力平衡中把局势推向符合自己利益的一边。相对于核项目而言，伊斯兰革命卫队更重视自身国际影响力建设和国家弹道导弹计划，因此，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相关核协议之后达成令人满意的后续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十分有限。莱希政府需要美国等其他国家取消制裁，但其自身却不太愿意减少区域干预行动。

伊朗与以色列的紧张局势必然会加剧。海湾国家同样十分担心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爆发战争。《亚伯拉罕协议》促使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建立官方外交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遏制伊朗的共同战略。伊朗革命卫队成为伊朗制定地区政策的核心，会引起其他海湾国家的极大不安。伊朗核计划加速推进，可能大大增加其在海湾地区特别是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影响力。这将会对美国及其地区合作伙伴构成十分严峻的挑战。国际社会促使伊朗放弃核计划的窗口正在关闭，海湾地区的安全岌岌可危。

中国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希望在亚洲甚至全球发挥重要作用，在地缘战略方面也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印太地区为主要战略战场。一些欧洲国家也制定了印太政策，欧盟和北约宣布需要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

首先，美国两党已经形成共识，认为中国给其带来了多方面的竞争挑战。美国国防部将军事战略集中在印太地区，欢迎欧洲海军在印太地区的“目的性存在”。美国情报机构密切关注中国的活动，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决策和目标。此外，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正在加强所谓“四国集团”关系（即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然而，这些军事、情报和外交工作尚未与经济战略结合起来。同时，对于印太地区所有国家来说，中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商业合作伙伴。鉴于经济治国方略在美国及其盟国政策中日渐重要，上述政策可能会在明年更加成熟。

贸易、经济部署、制裁政策、标准制定、投资制度和供应链管理都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在面对中国时，这些政策必然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技术和数字领域仍然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仍在持续制裁中国的高科技公司，试图控制其半导体供应链，以降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意识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大大提高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该项目几乎没有因特朗普政府阻挠中国5G发展而受到影响。美国将制定数字发展新规则，与更多亚洲国家进行合作。日本非常愿意与美国开展合作，日本十分热衷于发展可以与中国竞争的数字技术。澳大利亚也认为需要从战略上约束中国。印中边境纷争也让印度认识到，印太地区的战略参与不能仅限于定期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

欧洲整体上对中国更加警惕，过去以商业为主的方针已经让位于地缘战略。中国仍然具备通过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拉拢欧洲国家的能力，但欧洲对此充满警惕。中国对一些欧盟议员实施制裁后，欧盟与中国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签订进程也暂时搁置。欧洲国家也采用经济战略来保护自身利益、推进国际目标，上述协议将在未来受到更多审查。制定技术领域的标准将成为经济外交更重要的特征之一。这将是欧洲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因素，也会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开展合作、与美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的主题。

目前，美国及盟友的伙伴关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的传统盟友意图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战略自主权，而美国也正通过重返多边主义和加强与盟友的联系来对抗中国。所谓的“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欧洲的俄罗斯、在中东的伊朗以及在亚洲的中国都会吸引大量关注。到2022年，美国在全球至少要共同应对5个国家的安全挑战问题。

全球视角的政策建议

对于美国的未来战略，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制定基于安全考量和有效数字合作的科技标准，5G问题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第二，鉴于网络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以及网络犯罪的兴起，需要在国际上完善支持“负责任的网络”的相关规范和法律。第三，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维持反恐行动的能力仍然十分重要。第四，必须将气候变化、环境以及社会问题视为一级安全问题，促进更多国际合作。即便如此，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中的不信任注定会让这方面的支持者失望。第五，重塑多边秩序。这也是拜登政府首要的外交政策目标。 

以旧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适合在当代运行，而新秩序尚未经过精心设计和战略谋划，当全球在这两种关系之间摇摆不定时，情况就会十分危险。在21世纪第3个十年里，应更有效地完善全球新规则和新规范。国际法不需要做出根本改变，但目前迫切需要积极的外交手段，使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现代化。

在大国竞争引发风险的背景下，需要有可以支持数字时代各国之间健康关系的国际规则。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必须制定共同的战略愿景，并在法律上具备可操作性，这样才能协同工作。致力于“重建更好未来”的政治家应将这一号召运用到国际社会中，否则，国内的努力将会因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付诸东流。这点从新冠疫情即可体现，各国领导人应意识到跨国威胁极易传播。在经历了一段冬眠期后，各国要重新注意到本国之外的新情况，为复兴的多边主义服务，需要大量的外交工作，这也是全球发展的“战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