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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源、姜奇平: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让企业获得经济效益

作者: 马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室主任、研究员;姜奇平,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 发布日期: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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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部门联合发起的“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针对加快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加快转型发展,引领创造新需求,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提出建设性举措。本期新闻洞察邀请多位业内权威专家,立足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和困难展开分析,从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拓展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提出建议。

为加快数字化转型,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和转型发展,近日,国家发改委联合中国人民银行等17个部门以及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145家单位共同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以下简称“行动倡议”)。

数字化转型将开辟新的增长源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室主任、研究员马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全方位影响,广大中小企业深处其中,备受内外部需求不稳和产业链被打乱的困扰。面对疫情冲击,一些数字化转型的先行者通过网络平台扩大销路,取得了逆势增长的刮目业绩;不少企业也从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姜奇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把纾困和转型结合了起来。纾困是指把企业从当前全球范围内动力不足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是一种短期救急,而转型意在长远发展,是为了加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在救急的过程中还兼顾了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姜奇平说。

据有关机构研究测算,在不考虑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可使制造业企业成本降低17.6%、营收增加22.6%,使物流服务业企业成本降低34.2%、营收增加33.6%,使零售业企业成本降低7.8%、营收增加33.3%。

马源认为,利用数字化进行转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外而言,可以依托在线网店、直播带货等方式拓展市场,弥补经营损失,保障生产生活,拉近用户距离,甚至以智能互联产品为基础,提供多彩的增值服务,扩大收入来源;对内而言,可实现在线协同办公、远程培训,缓解裁员压力,有效控制库存,降低运营成本,最终形成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建立服务体系推动数字化转型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但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仅有25%,远低于欧洲的46%和美国的54%。另据统计,中国有超过55%的企业尚未完成基础的设备数字化改造。

马源认为,相对而言,发达国家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主动转型、提质增效的需求和愿望比较强,较早就经历了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转型过程,期间也涌现出一批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和服务商,近年来更是在工业4.0、工业互联网的理念影响下,纷纷加快以网络化、智能化为导向的转型步伐。

而我国数字化转型发展缓慢的原因在马源看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企业起步相对较晚,要实现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客观上还需要一定周期、一个过程,而且数字化转型的内涵随着技术的进步,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之中;二是过去我国经济增速一直比较快,内外部需求的市场空间大,企业日子普遍比较好过,主动转型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不足;三是数字化转型投入往往比较大,例如需要开发或购置一揽子数字化软硬件专用解决方案,运维费用也高,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成本收益不明显;四是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周期比较长,不仅仅是装上软硬件系统就行,更需要企业内部组织架构、人才体系、管理体系和运维模式等全方位地转型和重塑,这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风险,出现想转又不敢转等情形。

姜奇平认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多年来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采取的政策对策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但是他认为,此次的“行动倡议”与其他同类文件有鲜明的不同。在他看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从技术阶段深化到经济效益阶段,也就是从以数字技术为中心变成以经济为中心。

“以前很多政策措施强调的是技术驱动和技术转型,而此次‘行动倡议’重视的是数字化带来的经济效益,是第一个提出把数字化转型的重心放在经济转型,而不只是在技术转型上的政策。”他说。

他认为,过去的数字化发展是以政府为主体,此次“行动倡议”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政府补贴平台。将推进的主体变为市场,提出由社会提供有偿共享,把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结合起来推进,建立服务体系来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思路,是此次政策的一大亮点。

数字化平台成为转型重要载体

“行动倡议”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共同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合推进机制。

姜奇平认为,这个联合推进机制有两大亮点。将中小企业的轻资产和重资产分开是一大亮点。从联合推进机制可以看出,政府并不提倡中小企业自建重资产,而是以平台、公共服务等方式,提供给私人部门,再由私人部门以租赁的形式补偿准公共品共享投入的固定成本,让国有企业、平台企业的一次性固定成本投入,实现在中小微企业身上的多次复用,从而达到少发M2却多增发资产的赋智效果。

“政府通过新基建的建设和平台企业搭建的商业基础设施,承担了重资产这部分,中小企业就可以将力量集中在轻资产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到的是指引方向的作用。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他说。

姜奇平认为,具体的执行思路上,倡议里提出平台赋能也是一大亮点。平台企业做有偿服务、有偿共享,政府来补贴平台,相当于政府替中小企业买单。

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个政策创新。有偿共享这种方式,在互联网时代称为以租代买,也就是用生产资料或者资本租赁这种方式来替代过去的产权方式。这个机制能调动市场的积极性,不是政府唱独角戏。

马源认为,数字化平台已成为转型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当前还需要在中小企业“上云”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中小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重点业务需求,提供更多层次、更加丰富的数字化服务。

“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的关键是让企业尝到数字化转型的甜头,从数字化转型中获得经济收益,进而增强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的内在动力。对于政府来讲,关键就在于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降低转型成本,创造示范应用案例,加大转型支持力度等。”他说。

为此,他建议,政府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例如: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更多主体进入数据中心、云计算市场,增强云计算市场竞争,降低云计算服务使用成本;协调行业组织推动工业大数据采集标准的统一,促进不同平台间的数据和服务互联互通,让数据资源在流通中释放出更大价值,等等。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表时间:202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