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将中俄视为防范的对象，并在2017年公开将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但鉴于大国对抗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力量对比，美国一些战略人士认为同时与中俄两个大国开展战略竞争是不明智的选择。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和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化，美国国内分化中俄的主张逐步上升，以取代对中俄的同时挤压。

一、分化中俄主张提出的背景与过程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并未将中俄视为现实的竞争对手，更多是作为潜在对手加以防范或挤压。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和俄罗斯大国外交的恢复，美国对中俄战略合作的担忧逐步增长。虽然美国非常清楚中俄并不是同盟关系，但认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对其构成了不可否认的牵制。在遭遇了以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为代表的空前挑战后，美国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担忧加速了其对中俄战略调整的讨论，分化中俄的主张逐步上升。分化中俄论者认为，虽然中俄都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但相对而言，中国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面临的更大竞争对手。继续同时挤压中俄，只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战略协作。面对中国的继续崛起和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化，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通过拉拢俄罗斯分化中俄协作，并借此制衡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从而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早在深陷全球反恐战争泥潭的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一些战略人士就提出必须调整国家对外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趋势。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中国崛起不再只是潜在的理论可能性，而是逐渐强化的现实趋势。随着中美分歧与摩擦的增加，中国傲慢论对华失望论中国取代美国论等不断涌现，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制衡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日益明显的战略趋向。因此，奥巴马政府执政一年后就提相比联盟（allinc），美国战略界对中俄关系的定义更偏向联合阵线（aligment）。联合阵线主要指国家或其他行为体为了比独自更好地共同利用经济机遇或应对安全挑战而达成的结构性协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将其60%的海空力量转移至亚太地区，并试图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重构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结构，滞缓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特朗普上台不到一年，美国就正式宣布中国是其战略竞争对手，将亚太再平衡扩展为印太战略，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除了继续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外，美国还肆意扩大对华经济打压，对源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严审中国在美投资、紧缩对华技术转让等措施，甚至不断收紧中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的学术交流……美国的这些措施显示出迟滞阻止中国崛起的强烈动机和迫切心理。

面对中国发展的强韧势头和中俄战略协作的影响，分化中俄进而通过与俄罗斯的某种合作来制衡中国就成为自然的选择。作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地缘政治大师，布热津斯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警告，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就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布热津斯基在2017年去世之前，分析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时再次警告，最危险的情景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大联盟。实际上，随着2009年以来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越来越多的战略人士感到同时与中俄对抗是不明智的。2014年，里根总统特别助理、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指出，奥巴马政府对中俄的同时施压使得中美俄关系与尼克松政府时代完全逆转，导致中俄两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相向而行。有鉴于此，美国应当尝试缓和俄美关系。作为当年实施联中制苏战略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基辛格建议美国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应主动修复美俄关系，而不应被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牵绊。2019年1月，美国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of NationalInterest）举办了一场由研究中俄的主要学者，包括驻华大使在内的外交官和现任政府官员参加的战略研讨会。大会集中讨论了布热津斯基的梦魇（Brzezinskis Nightmare）或美国的梦魇（Americas Nightmare），认同中俄加强合作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而自克林顿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不仅忽视了中俄联盟的形成，反而加快了这一进程。国家利益中心首席执行官迪米特里·西麦斯（DimitriK.Simes）指出，虽然中俄经济合作有限，且缺乏正式联盟，两国关系依然具有现实的战略功能。包括艾利森（GrahamT.Alison））在内的所有人认为，中俄合作的增长对美国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挑战，如果得不到有效制约将可能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艾利森建议，美国不是去追求一个改变中国的不现实目标，而是应该寻求创造一个可以制衡中国渴望的力量联合，而俄罗斯原则上应该是这种联盟的一部分。分化中俄的构想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与战略讨论相伴随的是，美国政府早已开始尝试调整对俄政策。奥巴马政府成立之初就提出要重启美俄关系，以缓解两国自格鲁吉亚危机以来的紧张。为此，奥巴马试图通过短期议程来协调与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冲突，准备就北约东扩、反导系统的部署、阿富汗、伊核、朝核、格鲁吉亚等问题进行对话。同时，推动成立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构建高层对话机制，以实现长期的战略利益协调。但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随后俄罗斯参与叙利亚战争，美国恢复对俄施压，公开将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并称为三害，进一步对俄罗斯经济制裁重后政策遭遇挫折。但为避免矛盾激化，奥巴马政府在制裁对象和范围上还是有所克制，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了一定的容忍态度。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批评对手希拉里的对俄政策，表示当选后可以开始新一段的美俄关系。虽然面临通俄巾调查和国内反俄力量的压力，当选后的特朗普毫不掩饰其联俄的意图。上任不久，他就表示俄罗斯若在反恐或其他领域上对美国声援可能促使美国取消对俄制裁。针对国会出台的对俄制裁法案，特朗普抱怨该法案违背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从特朗普外交团队的政策倾向来看，也具有明显的联俄倾向。前国务卿蒂勒森宫获得俄政府颁发的友谊勋章，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和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等人则对俄罗斯抱有实用主义的好感。随着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日益公开地将联俄与制中联系起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力图通过渲染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诱使后者与美国合作。2018年10月26日，博尔顿在格鲁吉亚直指中国导弹对俄罗斯心脏地区形成威胁，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就中国的军事活动进行对话。现任国务卿蓬佩奥将中国视为更大的威胁，并由此努力推动美俄关系重启。2019年8月20日，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邀请俄罗斯重返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将G7恢复到C8。这再次引发了对美国急于实现分化中俄动机的怀疑。

综前所述，美国战略界提出分化中俄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日益崛起和中俄合作的深化。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以后，美国战略界进一步反省美国的对俄政策。为了避免中俄持续走近导致美国丧失战略优势，美国战略界才呼吁分化中俄。而他们引以为据的理由是中俄两国历史、地缘和现实抱负等方面的分歧，甚至包括价值观、人种和文明方面的差异。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主任基伦·斯金纳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安全论坛中表示，美苏冷战只属于西方大家庭内部的斗争，而中国是首次面对的非白人人种的大国竞争对手。其目的显然是试图为对华战略竞争提供更广泛的动员口号，客观上为分化中俄提供某种文明或种族主义的依据。

二、反联盟战略的分析框架

从方式上讲，美国当前推行的分化中俄属于一种广义的反联盟战略。在大国竞争中，反联盟战略是一种常见的竞争方式。反联盟战略实施国以对手的协作伙伴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通过改变结盟成本收益的方式施加影响，进而实现预防、削弱或瓦解对手联盟的目标。一般而言，反联盟战略的对象国不仅包括有正式同盟条约或者虽然没有正式联盟条约但属于事实联盟的对手之间，还包括虽然不是条约式或事实性盟友但相互合作水平很高的对手之间。

（一）反联盟战略的基本框架

一国实施反联盟战略旨在预防、削弱或瓦解针对自身的联盟。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W.Crawford）认为楔子战略有四个不同的目标联盟重组（realignment），即使对象国脱离原有联盟投人己方；联盟解除（dealignment），使对手联盟瓦解联盟预阻（prealigment），使对象国的联盟战略失败并由此导致避免一个强大对手联盟的出现；联盟分化（disalignment），使对手联盟因内部冲突增加而导致威胁能力下降。从克劳福德的框架中，可以看到反联盟战略目标从最理想水平到最不理想水平的排序，即为联盟重组一联盟预阻一联盟解除一联盟分化。其中，实现联盟重组不仅能够削弱对手联盟，而且能够增强自身的力量。当无法实现联盟重组时，实施国退一步寻求预阻对手联盟的形成。联盟预阻重在防范于未然，从而避免与形成联盟后的对手直接对抗。当联盟预阻无法实现，实施国退而求次地寻求解除已经形成的对手联盟。联盟解除则意味着中立化对手联盟成员，使对手联盟因失去成员的支持而遭到削弱。当对手联盟无法被解除，实施国则需要考虑从对手联盟内部的利益冲突来分化联盟。

基于反联盟战略的目标设定，战略实施国的实施对象主要包括：一是对手联盟本身。围绕对手结盟利益，实施国以联盟重组、解除和预阻为目标，通过与对手联盟或成员的博弈来削弱其结盟意愿；二是对手联盟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点。战略实施国围绕联盟分化的目标，通过扩大对手联盟成员之间的利益分歧来离间相关国家的关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来改变对手联盟成员的结盟意愿。

在设定了战略目标、确定了实施对象之后，战略实施国要选择具体的策略组合开展反联盟实践。首先，战略实施国需要选择战略切人点，即针对对手联盟，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个领域开展国际活动。联盟的三种结盟成本与收益具体区分如下：经济成本与收益，即包括财政货币支出/收人、非军事人力消耗与增加、非军事技术转让的限制与开放；军事成本与收益，主要包括军事决策和武器的效率效果的增加与减弱、军事人才消耗与增加、军事技术转让的限制与开放；政治成本与收益，主要指向政治道义，以及国际声望的得与失。其次，战略实施国需要选定具体的方式路径，即增加对手结盟成本或增加不结盟收益。联盟政治的过程中，成员国需要为联盟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被认为具有成员的资格，因而，成员国就需要在国内支出、国际地位和联盟发展之间形成平衡。当战略实施国同时增加对手联盟成员的结盟成本时，表现出两面施压的特点。在两面施压战略下，实施者意图使对手联盟成员在高压政策下失去竞争的能力、意志，或者由此激化对手之间的利益分歧。当战略实施国增加对手联盟成员A的结盟成本，但增加对手成员B的不结盟收益时，则表现出一打一拉的特点。在一打一拉战略下，实施者旨在保持对主要竞争对手施压的同时，诱使次要竞争对手脱离联盟，甚至加人己方阵营。

在特定的切人点和方式路径下，战略实施国根据对象类型差异具有两种策略组合。第一种组合：当战略对象是对手联盟本身时，实施国通过与对手的博弈来改变对手的结盟得失。战略实施国设置高昂的竞争成本，进而在对象国维持国内政治合法性与联盟维持之间增加张力。一旦反联盟战略使得对象国认为联盟成本过于高昂，就会选择从结盟中退缩以避免遭到进一步的惩罚。战略实施国还可以通过设置奖励性的安全保证与经济援助，从而诱使对象国不参与威胁战略实施国的行动。若对象国由此认为联盟收益远不如战略实施国的承诺，就有可能在威胁战略实施国的联盟行动中采取消极态度。第二种组合：当战略对象是利益冲突点时，实施国将旨在扩大对手联盟内部的利益分歧。有些联盟具有先天的不足，盟国之间的利益互补程度较弱。所以，在结盟前，缔约国会通利益协调机制来协调重要利益分歧。事先达成的妥协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干扰结盟。此时，对手阵营成员维持联盟的成本不仅来自战略实施国，还源于盟友的利益诉求。战略实施国激化对手联盟成员之间的利益分歧，直接降低了对手联盟成员采取共同行动的效率，从而破坏盟友之间的信任。

（二）反联盟战略的可行性条件

反联盟战略的可行性受到实施国与对手联盟间关系、战略切人点与对手联盟动机类型的匹配度、对手联盟内部分歧与联盟形成动机类型一致性，以及对手联盟内相互依存度的影响。

第一，战略实施国与对手联盟敌对比联盟间竞争更有利于反联盟战略的实施。一方面，联盟敌对关系限制了对手联盟成员的摇摆空间，使得战略效果更显著。在敌对关系中，双方呈现需和博弈关系，战略实施国与对手联盟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在联盟对峙的结构中，除非相关国家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否则其要么投人我方，要么投人敌方。受到敌人关系的影响，体系成员要实现中立是非常困难的。在竞争关系中，双方呈现非需和博弈关系。战略实施国与对手联盟间关系是相互依赖的，表现出合作共赢或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特征。对实施国来说，对手联盟成员既可以投人我方，也可以采取中立态度避开竞争，甚至同时与双方保持友好以两面渔利。另一方面，联盟敌对关系比竞争关系更能提高反联盟战略制定的效率。敌人关系下，针锋相对的联盟关系为实施国树立了显而易见的敌人形象，而敌人形象及其带来的巨大利益冲突又能够推动国内民众产生一致对外的集体情绪。相比之下，当实施国与对手联盟成员处于对手关系时，双方既有竞争对抗的空间，也有合作共赢的空间。实施国国内对于对手联盟成员的认知与判断也因此存在多种可能、从而延长战略决策的时间、增加战略方案前后反复的风险，进而降低反战略联盟的实施效率。

第二，战略切人点与对手联盟动机类型越匹配，反联盟战略成功率越高。联盟成员共同将特定类型利益视为较高优先级的利益，才努力推动结盟。因而，反联盟战略切人点越是与联盟形成动机一致，就越能阻碍对手联盟获得相应的资源，进而弱化对手进行联盟的信心。具体而言，当对象联盟属于军事联盟时，战略实施国从军事角度切人最可行；当对象联盟属于经济联盟时，战略实施国从经济角度切人最可行；作为基本的利益考量，政治与外交收益永远是国家加人联盟的考虑要素，因而战略实施国从政治角度切人军事或经济联盟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第三，对手联盟内部利益分歧类型与联盟形成动机的一致性越高，利益分歧导致联盟解体的风险越大，反联盟战略可行性越大。当一国基于共同威胁进行结盟时，军事安全就是该国最关注的联盟成本收益类型。战略实施国如果能够找到对手联盟内部的安全利益分歧点，就能够尽可能地削弱对手联盟成员的战略信任。相应地，当一国基于经济利益发展进行结盟时，经济发展利益为其最关注的联盟成本收益类型。战略实施国若能够找到经济利益分歧点，就能够取得反联盟战略的最佳效果。

第四，对手联盟内相互依存度越高，反联盟战略可行性越小。相互依存指的是联盟成员间基于结盟动机而形成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在联盟关系中，相互依存程度取决于联盟成员凭借自身能够实现结盟动机的能力。一国越能够凭借自身实现目标，就越不需要盟友的支持，也就越不会受到联盟承诺带来的行动限制。相应地，战略实施国如果能够为对手联盟中的任一成员国提供结盟收益的替代品，那么，就能够降低对手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度。

三、美国分化中俄的战略评估

乌克兰危机以后，奥巴马政府对中俄采取两面施压的战略。从效果上来看，两面施压既没有成功分化中俄关系，也没有有效遏制中俄的发展。美国战略界由此进行反思，提出一打一拉的分化中俄战略。

（一）分化中俄的战略框架

分化中俄的框架下，美国目前主要致力于分化中俄关系，并将其作为持久的战略目标。同时，美国也会尝试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中俄实质性同盟关系的预阻。围绕上述目标，美国战略将考虑以经济领域为主、以政治和安全为支撑切人中俄同盟，并从原有的两面施压转向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以俄罗斯为次要竞争对手的一打一拉。美国战略界倡议将中俄利益分歧视为战略实施对象。其一，美国认为中俄双方的诉求存在根本差异。俄罗斯加强中俄关系是为了满足自身经济需求，进而抵抗西方的经济施压，最终维持与北约之间的缓冲空间。与之相对，中国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世界经济主导权。通过与俄罗斯合作，中国在能源进口上获得较为稳定的供应方，更主要的是在构建亚洲乃至亚欧非经济秩序上得到核心国家的支持。其二，美国认为中俄之间存在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可能。中俄两国在亚洲地区都有重要的利益，并且都属于具有雄心抱负的大国，因而存在结构上的利益冲突。俄罗斯心底并不希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侵犯其传统势力范围，从而削弱俄罗斯对相关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则可能囿于西方的经济制裁而不愿意强行冒险完成与俄罗斯的商业合同。美国前驻华大使馆武官、北约驻阿富汗联军司合艾江山（Karl Winfred Eikenberry）认为，历史和地理因素限制中国的崛起。一旦中国在中亚加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使不断升温的中俄关系降温，因为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侵犯。尽管普京公开表示支持，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俄罗斯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下可能很难延续。美国或许可以在关于平衡中国在中亚和远东利益的问题上与俄罗斯打造一种工作关系（working relationship）。

在战略切人点上，以经济为主，以安全、政治为支撑。美国战略界普逼认为中俄同盟是以经济收益为导向的准联盟关系：中俄之间以经济合作为主，兼顾政治支持，而军事联系最弱。俄罗斯目前主要追求经济收益，即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来化解西方经济制裁，从而为防范北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借助中国的政治支持而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垄间。中国的利益则同样主要在于从俄罗斯获得丰富的能源进口和获得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支持。

在路径方式上，以一打一拉取代两面施压。早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美国战略界就在反思奥巴马政府对俄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化中俄的战略设想。与两面施压完全不同，分化中俄战略要求美国对中俄一打一拉，即确定中国为最主要的制衡对象、争取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向中国施压。

（二）分化中俄的策略组合

在以中俄利益冲突点作为战略实施对象的基础上，美国将努力扩大中俄的利益分歧，从而使中俄合作不再能满足两国诉求。简言之，美国可能意图使俄罗斯在中俄协作中无法获得安全感或不需要通过中俄协作即可获得安全感，同时降低中俄双方在中俄协作中的经济收益，并在此期间不断制造、激化中俄之间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分歧。为此，分化中俄包括以下两个策略：

一是通过为俄罗斯增加不结盟安全收益，使得俄罗斯不再需要加强中俄协作来满足安全利益诉求。俄罗斯靠近中国的直接动力来源于美国施加的压力。面对北约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争取，俄罗斯通过武力夺取周边地区的战略要点及扶持来俄势力上台。在此背景下，俄罗斯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制裁和外交谴责，并由此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俄罗斯与中国拉近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缓解来自西方施加的经济压力，并基于此获得安全感。因此，美国要缓和与俄罗斯关系就需要放弃施压政策，并提供一定的不结盟收益。一方面，对格鲁吉亚、克里米亚等地区的现状保持中立，以绥靖为俄罗斯增加不结盟的安全收益。中立的前提是实现从颠覆者向现状者的对俄认知转变。基辛格在提出重建中美俄战略大三角时，首先提醒美国政府应当注意，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克里米亚的行动并不是基于颠覆国际秩序的征服心理，而是对自身战略安全的担忧，而美国此前的错误定位和不断施压正使俄罗斯走向中国。另一方面，实质性中止北约纳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的进程。在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地区现状保持中立的同时，也应该改变北约东扩的目标。如果北约仍有意将前苏联国家纳人联盟，俄罗斯必然会产生安全焦虑，进而导致俄罗斯对拉近中俄关系的需求上升。

与此同时，美国还会积极地在中俄之间制造安全利益分歧以作为支持战略。通过加强干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美国可能会在中国周边营造出可控的冲突、从而使得俄罗斯兑现盟友承诺时也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可能会试图寻找中俄利益诉求的分歧点，即刺激中国与俄罗斯及其盟友之间的领土争端。由于中俄边界问题已经通过条约的基本得以解决，引发中俄军事与安全利益分歧的重要切人点就落在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上。如果能够加剧中印分歧，并诱使中印两国领土问题争端加剧，中俄合作的军事与安全成本难免大幅度提升。

二是提高中俄战略协作的经济成本，旨在使中国为加强中俄协作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美国将对俄经济制裁与俄承诺放弃中俄结盟进行捆绑、维持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将使俄罗斯长久承受来自西方的经济重压，进而为中国增加经济负担。虽然伴随在政治与安全上的妥协，美国会尝试逐步松开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甚至与俄罗斯搭建有利可图的经济互惠关系，从而降低俄罗斯对华经济依赖，然而美国需要俄罗斯作出回应才会考虑中止制裁，从而避免俄罗斯与中美之间两面下注。但经历冷战结束后被西方抛弃历史的俄罗斯显然很难再一味倒向西方，也因此不太可能放弃普京时代的双头鹰政策。只要俄罗斯继续加强对华协作，美国对俄罗斯经济施压就不可能结束。俄罗斯可能会对中国要求更多的优惠补贴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除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外，这种压力更大的作用可能还在于合中国高层及民众对俄罗斯产生贪得无厌的反感，并且在无法以此换来相对更高的联盟地位时产生负面情绪。

（三）可行性条件分析

鉴于美国与中俄当前的竞争关系，美国很可能无法迅速做出足以打动俄罗斯的让步。即便美国能够采取某种程度的绥靖且美俄关系缓和的进程顺利，也并不意味着中俄关系必然会被疏远。

第一，中俄双方与美国的竞争关系降低了美国分化中俄的效率。分化中俄的最终目的是要疏远中俄关系，甚至利用中俄竞争来为美国延续霸权创造时间与空间。然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中苏同盟性质不同。冷战背景下，中美苏之间只能形成零和博弈，而中苏同盟或中美准盟友也都属于排他性关系，即中苏联合势必反美、中美联合势必反苏。与此不同的是，目前中美俄之间并没有形成零和博弈。其中关键的原因之一，是中俄双方都致力于构建中美俄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场景。中俄声明双方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于四不原则形成，即包括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和不意识形态化。在四不原则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开放式的，既不排除与美国的合作空间，更不以对抗美国作为合作宗旨。在此背景下，即便俄美关系成功缓和，也不必然导致中俄关系疏远。即便俄罗斯不能同时兼顾中美的感受，也很可能选择两面渔利而非倒向西方。

此外，美国国内各界还没有准备好全面进行分化中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对华接触派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制中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倾向，但联俄则没有达成坚定的共识。自冷战以来，美国国内对俄罗斯从未形成真正的信任。究其原因，除了美俄历史互动中大量的不愉快外，还在于当前中美竞争并没有演进到相互敌对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不至于冒着培育另一个对手的风险以抗衡另一个对手。

第二，日益提升的中俄经济依存度增加美国分化中俄所需投人的成本。一方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为俄罗斯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中俄合作形成的经济效益最显著的体现在于经贸与能源领域。在贸易层面，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2011—2019年，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俄罗斯则居于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之列。2018—2019年，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能源层面，中俄有着明显的互补。其中，作为核心合作领域的石油合作非常紧密。2016—2019年，俄罗斯都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另一方面，美国很难迅速为取代中国在俄罗斯贸易结构中的地位投人巨大的资源成本，美国国内支持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服白宫和国会的反对者以及对俄大多无好感的美国民众。在大力联俄的问题上，美国可能陷人前后反复、表面缓和的政策困境。

第三，中俄间的良性互动正在减少美国可利用的利益冲突点。随着中俄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俄罗斯对华认知越来越趋于实际——从最初担忧中国经济崛起对其远东地区的威胁以及对俄罗斯采取附庸化战略，逐渐认识到中国对俄罗斯远东不感兴趣且是俄罗斯重要的经济伙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西方对俄态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赢得了俄罗斯的信任。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克里米亚问题表决时投弃权票，且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以避免冲突升级。与之相反，美国联合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逐渐由象征性制裁转人实质性制裁，导致俄罗斯经济损失较为严重。基于此，中国客观上成为俄罗斯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战略选择。对于美国企图通过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来制衡中国的言论，俄罗斯政府和学界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可，相反继续表现出加强手中国进行战略协作的信心与期待。

综上所述，美国分化中俄的设想缺乏现实条件，但从长远看，我们也应该警惕美国分化中俄可能对中俄战略协作带来的潜在干扰。一方面，以经济为主要切人点，安全、政治为次要切人点与中俄联盟的主要形成动机相切合。美国正在积极地通过经济博弈来削弱中国的经济吸引力，进而可能会降低俄罗斯通过拉近中俄关系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作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形成的重要动机，经济收益的降低将提高联盟关系破裂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对华协作的动力还在于美国与北约对其战略缓冲地带的安全压力，以及乌克兰危机后对其政治声誉的损害。如果美国能够解除俄罗斯的安全压力并增加其国际声望，那么，俄罗斯加强对华协作的动机可能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安全切人与中俄潜在利益分歧所在领域相契合。在安全层面上，尽管中俄通过一些协定解决了彼此之间的边界问题，但是中俄作为大国都有能力对彼此造成安全威胁。历史中，中俄边界冲突也并不少见，双方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并不总是积极向好的。同时，俄罗斯与越南、印度始终走得很近，后二者与中国分别在南海、克什米尔地区存在战略分歧。在经济层面上，中俄经济实力并不对等，也就意味着中国将在中俄战略协作中承担更多的经济贡献者的角色。假若俄罗斯在西方经济压力下增加对中国的需求，中国可能需要付出更多资源。而如果中国在美国的经济施压下发展受阻，将会加剧自身发展的资源压力。根据历史经验，预计美国未来将继续制造和扩大中俄间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分歧点。

四、中国的对策思考

在面对美国分化中俄时，中国的对策思考或应遵循一种基本思路：通过提升自身实力而获得与伙伴博弈的更多筹码；通过加深经济与技术协作巩固中俄伙伴关系，增加与美国博弈的筹码；在对外合作中保持对美国参与的开放性，从而降低美国的敌意。基于此，中国具体的对策思考如下：

保持战略定力，以自身内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优先考虑。分化中俄更可能通过开发自身处于优势的不对称武器，刺激中国采取跟进政策而不惜承担高成本来赶超美国，从而打乱中国的发展脚步。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能够直接削弱中国的经济能力，提高俄罗斯与中国结盟的成本。冷战时期的苏联由于美国的恫吓而疯狂增加军备，以期望维持战略平衡，却忽视了国内政治与经济的稳定。中国应当引以为鉴、保持战略定力。无论美国如何挑衅，都应坚持将资源用于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只要美国无法通过恫吓而促使中国透支国力以应对虚假的威胁，就无法削弱中国，也就不敢轻启战端。除此之外，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反过来能够维持任何一种伙伴关系。只有拥有足够的实力，才能获得伙伴的重视。假设中国实力衰退，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所获收益就会下降，那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面临重大考验。

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化中俄战略信任，并通过建立区域经济机制来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美国通过政治交易实现与俄关系缓和，目的在于拉远中俄关系、破坏中俄战略互信。中国应该抓紧中俄关系中起支柱作用的经济合作，强化中俄经济相互依赖，进而增加战略互信。一方面，中国应该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把握时机构建中俄双边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促成两国达成对双方都有益的协定；另一方面，中国在中俄关键利益分歧上不必急于短期让利，而应致力于寻找在远景上能实现双方共赢的合作方式，从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国内就业和收入上增加战略互信。

积极联合俄罗斯共同构建具有开放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立与周边领土争端国家对话的新平台。中俄围绕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互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普京政府历来坚持的双头鹰战略有重要的共同点，即东西并重。中俄合作语境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能够突破一些瓶颈难题，从而为中俄两国实现共赢提供更好的契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在于一带一路治途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亚国家。在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中亚国家不需要在中俄之间选边站，而中俄也不会因此产生对彼此的疑虑。另一方面，欧亚全面伙伴关系能够扩大中国对域内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影响力。一带一路主要是经济合作倡议，但中国与周边领土争端国家的问题不能仅靠经济牌来推动欧亚全面伙伴关系既在框架内将区域合作扩大到人文、政治导安全领域，又实质上拉人俄罗斯这一政治大国。中国可以借俄罗斯在俄语国家、印度和越南的势，从而改善领土争端现状。正如俄罗斯对外和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所指出的如果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那么俄中战略联盟将可以在未来世界秩序中谋求其中一极的角色，北京以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莫斯科则依靠自身的政治和外交资源。

来源：第一智库，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49068.html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