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治诉求与其他诉求。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公民会根据政治系统的制度性规定，利用多种手段向政府表达诉求，以达到获取关注或者实现利益的目的实现。

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过程既反映了公民的政治价值、身份认同，也反映出政府的行动取向与行为逻辑。在互动过程中，公民诉求与回应行为都从政治行为的角度揭示着政治价值与政治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诉求文本可被视为承载公众诉求表达的载体，可以从身份表达和诉求依据两个维度来分析话语表达的具体方式。

笔者同清华大学的刘杨、孟天广合作发表的论文，采取大数据分析方法，利用爬虫抓取网络平台数据，使用自动文本分析方法考察公民诉求表达的话语策略与政府回应，发现了公民诉求的话语策略影响政府回应的内在机制。

身份表达与诉求依据

从身份表达的角度来看，个体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我”如何现身，反映出公民的价值观。如果个体认为集体利益或者集体身份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就会更愿意将自我利益隐藏或包装在集体利益之中，将个体表达为集体或者社会的成员，而非直接表达为个体。

有学者等将集体主义分为关系集体主义（relational collectivism）和群体集体主义/泛集体主义（group collectivism），相应地存在三种不同属性的个体——独立的自我、关系集体内的自我、泛集体内的自我。也有学者指出，不少公民采取策略性的话语“闹大”策略。本研究将沿用这组概念，分析公众在进行诉求表达时的身份认同。

从诉求依据的角度来看，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在面对权威时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受到他们关于公民与政府关系的认知影响。其中，乞求政府的同情、用法律来表达利益诉求，是两种截然相反又都十分普遍的两种做法。前者体现出父爱主义的倾向，“父母官”概念是其中的显著代表。后者则体现出法理主义的倾向，这两种政治价值从古代到当前有不同的体现。

尤其是在当代社会，许多公民会策略性使用政府许可的法理话语来表达诉求。裴宜理教授指出，许多公民策略化使用法律，体现出规则意识而非法律意识。然而，即便是策略性使用，关于父爱主义话语和法理话语的使用，仍然体现出民众和政府对于政治价值和文化的态度。

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大数据分析

从数据来源来说，该研究采集了公民在全国网络问政留言板上的大量诉求文本。之所以选择网络问政平台，是由于它更多反映的是个体诉求尤其是利益诉求，而非简单的情绪表达或者对社会议题的看法，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更紧密。

此外，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具有数据可得性、透明度强、覆盖广，并且由中央政府控制，更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具体来说，该研究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为例，采集了2008-2014年21万条帖文，从身份表达和诉求依据取向两个角度，来探索公众在网络平台的表达模式与政府的回应模式。

从分析方法来说，该研究采取自动文本分析方法，并结合词典分析和人工分类的方法，采取混合成员模型。从身份表达来说，直接表达个体利益如倾向于使用“本人”、“我”，可被视为个人话语；将自己表达为县（区）以上的集体身份中的成员，可被认为是泛集体主义话语；以乡镇、村居、业缘的集体身份表达诉求，则被视为关系集体主义话语。

从诉求依据来说，通过谦辞、敬辞等乞求方式获取政府同情的话语，如“过问”、“恳求”、“父母官”、“跪求”等词汇，可被认为反映了父爱主义的话语；使用“法律”、“违法”、“合法权益”等词汇，则反映了法理主义的话语。

此后，按照相同的方法对政策诉求议题等进行了分类。在人工分类后，研究者抽取了全部帖子的1%进行核查，证实了具备较高的分类内部一致性。基于此，再进行有监督的机器学习，对剩下的帖子进行分类，并通过了外部效度核查。

公民诉求的话语策略如何影响政府回应？

实证结果发现，公民使用法理话语捍卫自身利益的比例高于父爱主义的话语。从身份表达来说，更多的公民喜欢使用关系集体话语，其次为泛集体话语和个体话语。此外，不同的政策议题上也有不同的话语使用偏好，如就业、教育使用个人话语较多，而城市建设、交通则使用个体话语最低。

此外，尽管网络问政平台并不要求自报身份，但是许多公民为了证明自身，主动说明其个体身份甚至证件号码等，以证明其信息准确度。结果显示，自陈身份的这部分群体更偏好父爱话语、泛集体话语，农民、本地居民更不偏好使用个人主义话语。本地居民、大学生、专业人员非常愿意使用关系集体主义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外地人由于缺乏地区归属感而更不愿意使用关系集体话语。

然而，从政府回应来说，政府更倾向于回应反映关系集体主义和父爱主义的话语。考虑到许多公民策略性使用多种话语，研究者将使用父爱主义话语与法理话语的情况称之为混合话语，并且区分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诉求对象来分别分析。模型显示，仅包含父爱主义话语的文本，在各种情况下均更容易得到诉求对象的回应；仅包含法理主义话语，在不区分诉求对象以及诉求对象为省委书记的情况下，更容易得到诉求对象的回应；混合话语对公众是否得到回应无显著影响，即公民采取混合话语的策略不会奏效。

总之，模型结果显示尽管公众从整体上更偏好使用法理主义话语，而政府则更愿意回应父爱主义话语，侧面反映出政府在特定行为模式及内在理念上仍旧滞后于公众的现实需求。政府更愿意回应采取关系集体主义的诉求，表现公众的策略性行为奏效了。此外，实名发帖、选择向书记发帖、采取更长的文本，都是公众可选的策略行为。

既有研究强调外部社会压力、内部制度异质性、经济现代化等因素的重要影响，而考察政治话语运用对政府回应的影响，在理论上有助于超越政府回应性的研究范式，突出了政治价值观借助于政治话语运用而影响政府行为的新机制。简言之，即便在缺乏更多议程设置机会和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公民也可能在官方渠道策略性地运用特定政治话语来获得政府回应。这个发现有助于研究者理解政府回应公众的行为动机，并促使研究者了解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政府回应性和责任性政府何以实现的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Li，F.，Liu，Y.，&Meng，T.(2019).Discursive strategy of opinion expression and government response in China：Text analysis based on online petitions.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42，101238.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tele.2019.06.001

来源：第一智库，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49178.html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