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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旻:子女随迁与教育的冲突:农民工的压力及群体差异

作者: 杜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发布日期: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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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农民工向市民转化,并激发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优化社会结构、缩小庞大的底层人口等问题,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人力资本成为阻断代际贫困、推动社会转型的关键。其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民工家庭打破阶层限制、实现向上流动的极为重要的途径。

当前农民工在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农民工的群体分化也愈加清晰。本文旨在研究新形势下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以及义务教育公共服务供给配置在不同层级农民工间的均衡性。研究对于考察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对农民工不同层级群体的覆盖和可及性,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快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合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于2018年12月—2019年5月对北京、河北、河南、安徽、贵州、黑龙江、湖南、山东、福建、内蒙古、山西及四川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外来务工农民工开展的问卷调查获取的1422份有效问卷,其中476名受访者育有6-15岁的子女,约占33.5%。在育有6-15岁儿童的受访者中,男性占52.7%,女性占47.3%,平均年龄为39.3岁,有子女跟随父母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占58.6%。

三、进城农民工子女随迁与教育状况

(一)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成为农民工流动和定居城市的最重要驱动力

农民工群体为子女教育而流动的意愿很强。对于家中有6-15岁孩子的家长来说,约有54.4%的人明确表示愿意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而更换工作地点。对那些尚未能把孩子接到身边生活的农民工来说,这一意愿更为强烈(见图1略)。

对于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农民工,为教育而定居城市的意愿非常强烈。在促使农民工决定在城市定居的诸多因素中,希望子女能接受更好教育是促成农民工定居的最主要因素。数据显示,在打算定居的人群中,有58.1%的人是为了子女获得更好教育机会(见图2略),其比例比第二位的因素——获得高收入——高出29.3个百分点。

(二)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最多,但其子女的随迁难度最大

在家中有6-15岁儿童的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占半数以上,达54.9%;省内跨市流动的占32.5%;在市内流动(包括市内跨县和县内跨乡镇)的占12.6%。然而在外出务工生活的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子女跟随比例最低,为55.8%,县内跨乡镇的农民工子女随迁比例最高,为73.7%;其次是省内跨市,为60.8%。

(三)农民工子女无法在流入地接受教育是阻碍子女随迁的主要障碍之一

阻碍子女随迁的主要因素包括父母无力负担照顾孩子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及孩子教育问题。约有39.3%的人是因为收入不高,无法负担孩子在流入地的生活;因为打工忙,无法照料孩子的占36.2%;有23%的人是因为孩子无法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另外因孩子将来无法在流入地上高中或参加高考而提前离开的占8.2%,这两部分教育因素共占31.2%,详见图3(略)。

四、农民工因子女教育面临的压力

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上学会遇到种种困难,如入学门槛高、收费高、歧视等,本文选取几类代表性的指标来衡量当前农民工子女面临的教育压力,以此了解当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矛盾。

(一)指标选择和指数构建

本文确定了达到入学条件的难度、入学政策不知晓程度、教育政策评价、入学难度主观感受、就学成本、就学不稳定性、就学歧视等几类指标。为便于各项指标之间的比较及综合评测分析,采用极值法将每个指标的数值转化为0到1之间的指数。指数越大表示农民工及子女面临的教育压力越大。

1.达到入学条件难度指数,指数越大表示农民工家庭条件越难达到当地的入学条件。

2.入学政策不知晓程度指数,指数越大表示农民工对政策的知晓程度越小。

3.入学政策评价指数,指数越大表示农民工对当前入学条件政策满意度越小。

4.入学难度感受指数,指数越大表示农民工对当前子女入学主观感受到的难度越大。

5.就学成本指数,指子女上学的经济负担,指数越大表示教育的花费越大。

6.就学不稳定性指数,指数越大表示面临辍学转学的风险越大。

7.就学歧视指数,用在流入地上学是否受过老师或同学歧视来反映,指数越大表示受歧视的风险越大。

(二)在各项教育压力中,入学难是最突出的压力

数据显示,在各项指标中入学方面的压力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分项指数(见图4略),这表明当前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义务教育阶段最突出的问题是入学难,这不仅包括农民工反映家庭条件与当地设立的入学条件之间的差距大、农民工对入学政策知晓程度低、对当前入学政策和过去相比简化程度的评价不够高,也包括农民工对子女入学主观感受难度较大。

然而在各分项压力指数中,就学成本压力、被歧视压力等指数并不高,这某种程度上说明过去长期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受歧视、上学经济负担重等不公平现象已获得明显改善。

(三)农民工子女教育压力指数的群体差异

1.孩子是否随迁的两类人群的压力指数差异明显

在家中有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农民工中,58.7%的人有孩子跟随在流入地生活,41.3%的农民工没有把孩子带在身边。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入学压力指标中,无子女随迁的人群的压力指数都高于有子女随迁的人群。在各指标中,入学条件难度指数、入学条件不知晓指数、入学政策评价指数在无子女随迁人群中非常高。如果把两类人群进行比较,差距最大的是入学条件难度指数,无子女随迁人群的指数是有子女随迁人群的3.5倍,此外入学条件不知晓指数上两类人群的差距也较大。

把相当一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阻挡在城市学校大门之外的主要原因在于入学条件和入学政策的知晓程度,即当前的入学门槛设置过高、政策的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对于已经把子女接入城市就学的农民工来说,在各项教育压力指标中,他们对就学政策的改善状况评价最低;此外,虽然子女已经入学了,但他们认为入学的难度也是较大的。

2.低学历农民工的子女入学压力更大

与具有高中(包括中专、职高)、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相比,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农民工感受到子女入学的压力更大。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客观条件上,如入学政策不知晓指数、达到入学条件难度指数更高,反映了低文化程度群体更难达到入学条件,并且他们对政策的知晓率也更低;另一方面在主观感受上,低文化程度群体的入学政策评价指数和入学难度感受指数也更高,反映了这个群体对当前的政策评价更低,他们认为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条件和过去相比要求的条件更多、上学的难度更大。

在就学稳定性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的子女就学更稳定,而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体的子女就学稳定性更差,就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孩子因将来无法在流入地上高中或参加高考而提前返回老家。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在子女被歧视指数以及就学成本指数方面差别不大,详见表1(略)。

3.低收入农民工家庭更难达到入学条件,但较高收入群体对教育政策的评价却更低

在家中有6-15岁儿童的农民工群体中,大约有32.4%的人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47.3%的人月均收入在3000至6000元之间(含6000元),还有20.3%的人月均收入超过6000元。对于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低收入群体,其入学条件难度指数、入学条件不知晓指数都较高,表明低收入群体农民工家庭更难达到城市入学条件,他们对入学政策的知晓程度也更低。

较高收入群体虽然比低收入群体更容易达到城市入学条件,但子女就学不稳定指数也更高。就学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包括因学校被撤并而转学、父母就业地点发生变动而转学或暂时中断学业,但主要原因是预期孩子不能在本地上高中或参加高考而提前转学离开。这说明,在当前的教育制度下,较高收入群体的子女虽然更容易在流入地入学,但依然无法解决稳定上学的问题。从主观评价看,较高收入群体对当前教育政策的评价却更低,认为现在子女上学要求的条件更多了,心理上对子女入学感受到的难度也更大,详见表2(略)。

4.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农民工并没有获得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优势,长期居住者对入学政策改善的评价最低

对于家中有6-15岁儿童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居住时间为2年(含2年)以下的占22.9%,2-7年的占23.7%,7-15年的占30.8%,还有22.7%的农民工居住时间超过15年。

但居住时间长并不意味着其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更具优势。居住年限在7-15年及15年以上的两类人群,其达到入学条件难度指数反而更高。居住超过15年的农民工的入学政策评价指数和入学难度感受指数都最高。在子女的就学稳定性方面,居住时间超过7年的人群其子女的就学不稳定性指数也更高。以上分析表明在入学条件方面,长期居住者并没有获得优势。反而由于他们长期居住此地,对当地的教育政策评价更低,认为和过去相比上学要求的条件更多、难度更大。在子女就学过程中,其就学不稳定性更高,遇到因政策变化、学校撤并或父母就业原因而转学、辍学的比例更高。但长期居住者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如他们对入学政策的知晓程度更高,子女在本地受歧视的程度也较低,详见表3(略)。

5.跨省流动农民工在子女入学上面临更大的劣势,教育门槛的地域差别明显

在家中有6-15岁儿童的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群体最多,占54.9%,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的教育压力明显高于其他流动范围的人群(见表4略)。在入学压力上,跨省流动人群更难达到当地的入学条件,入学政策的知晓程度最差,对入学政策的评价也最差,此外就学的不稳定性也最高。这说明,省际之间的入学制度设置了更高的壁垒,从跨省流动农民工与其他人群的各项压力指数差距上看,达到入学条件难度指数的差距最大,但在就学成本和就学歧视上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压力并不高。

五、总结与思考

(一)当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工子女进城接受教育意愿强烈与城市入学门槛过高之间的矛盾

农民工子女教育经历了进城入学政策松绑、减轻教育负担、清理乱收费、撤并农民工子弟学校、消除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在教育管理及教学活动中的不平等和隔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时至今日,伴随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部分地区却出现入学政策收紧、入学门槛抬高的现象,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流动人口最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区。

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上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不再是曾经长期被社会关注的社会歧视、上学经济负担重等不公平现象,而转变为入学门槛高、入学难。这不仅包括农民工个人和家庭条件与当地设立的入学条件之间的差距大、农民工对入学政策知晓程度低、对当前入学政策和过去相比简化程度的评价不高,也包括农民工对子女入学主观感受难度较大。由此可见,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矛盾已发生改变,一方面,农民工为子女能接受更好教育而定居城市的意愿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入学制度使大量农民工子女难以企及学校门槛。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制度壁垒不但未彻底解决,反而在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更强化了。

(二)不同层级的农民工面临不同的矛盾问题

研究显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压力在农民工内部不同阶层中存在明显差异。低学历、低收入农民工感受到子女入学的压力更大,他们对政策的知晓率更低,也更难达到城市入学条件。

然而从主观评价上看,较高收入群体对当前教育政策的评价却更低。农民工阶层没有既得利益,是完全市场化的工资收入,其收入与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直接相关。较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也使他们有更高的成就感,因此对自身和社会的期望也更高,对子女进入城市的期望比低收入群体也更高。但受户籍制度的身份和地域差别影响,他们必然会同样遇到子女教育公共服务的差别对待,当理想和现实产生较大差距时,这一农民工较高阶层的不满意程度必然更大。

(三)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强化了对农民工经济社会背景的要求,并强化了阶层内的分化

教育门槛本质上体现的是身份差异和地域差别,子女入学条件成为家长背景条件,使作为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本身具有了选择性的不平等特征。父母的经济社会背景对随迁子女获得义务教育机会的影响加大时,入学政策必然阻挡农民工群体中的最弱势群体。

其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农民工内部的阶层再分化。阶层的再分化是由外在制度因素与人群的人力资本、单位以及社会关系状况等内在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现有的制度使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社会关系更强的农民工群体更容易获得子女进城受教育机会,而那些人力资本低的农民工群体则明显地被削弱了利用制度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保障的机会。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因素,教育的作用本应是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促进底层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现有的入学政策使阶层内不同人群因其经济社会背景差异而产生获取社会福利保障的差异,弱势农民工本身的人力资本发展不足会继续传递给其子女,那么这样的教育政策将推动社会分层并扩大阶层间的差距,使弱势群体的下一代难以按照正常的地位获得模式去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

(四)教育对于打破阶层固化、实现阶层流动具有特殊作用,义务教育的享有不能有任何身份标签的前提

各地户籍制度改革中产生的一系列制度本是鼓励人们竞争、进取,获得身份的标签并作为一系列社会福利享有的基础,但义务教育的享有不能有任何身份标签的前提。

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儿童应享受的基本权利。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流动人口子女都采取了特殊的照顾政策。如美国,流动儿童被认为是处于不利教育境况的群体,需要采取特殊的扶助政策。在立法上,1965年《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2001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都从法律上确保流动工人的孩子能够获得与其他儿童相同的免费公立教育,并致力于保障流动儿童的入学率。同时推出一系列教育服务项目,重点帮助因资源匮乏和信息闭塞而无法为子女提供合适教育的低收入群体、新迁入的流动家庭,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学校。即使对非法移民,其子女仍然有权利就学。英国伦敦的流动儿童只要提供在伦敦居住或工作的监护人信息,就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甚至是刚到伦敦的难民子女,也可以同样享受市民待遇。

从发达国家教育经验看,我国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之路还很长,保障流动儿童教育权的理念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思想层面上还没有彻底否定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的偏见,在法律层面上还没有彻底摒除入学的制度壁垒,在管理服务上还没有进行完全的教育制度改革。虽然这些发达国家因流动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给教育管理带来很多困难,也同样存在着流动工人与城市平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在保障儿童教育权优先的原则下,积极制定各种政策、开拓管理方法和手段,其终极目的始终围绕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并确保弱势家庭儿童能够达到与其他儿童同样的学业水平。反观我国,义务教育存在着入学门槛的问题,即意味着我国教育公共服务仍然滞后于城镇化的步伐,还远未能满足农民工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如果继续以管理困难、人口控制为理由,实施“懒政”,无视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损害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最终损害的则是我国人力资本强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略)

来源:大国人口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QzMzc4OA==&mid=2247489719&idx=1&sn=43f8c664b448a1d2d178f216c66632cf&chksm=e9d5da64dea25372a941716fa6d2d546ae5727512b4896988257dd76dc1739a3570c4a7d8075&mpshare=1&scene=1&srcid=0907zb1wjkEgDjBcEmrnqycF&sharer_sharetime 发表时间:2020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