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何谓“理念”及其“转向”

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理念越来越被认为是政治系统及其进程中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理念是政治行为的主要来源。理念塑造人们认识政治/政策问题的方式，为目标和战略框定范围，成为与政治研究对话的“通货”。在定义政治行为者的价值（观）和偏好的时候，理念帮助辨识事物的轻重缓急；反过来同样影响到人们对政治/政策过程中的利益的评估。本文涉及到的这类研究将政治视为在不同理念激励下的人们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条探究众多不同或相近理念因素的路径超越了那种仅仅把政治看作是着力追逐自身明确而稳定的利益的人们之间的冲突斗争的粗鄙的看法：因为人们往往为各式各样的理念因素所驱动，比如自身的价值观等；因为人们分享的不仅是偏爱的信念，还有自己认为适切、合法和恰当的东西。宽泛地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念”就是因果信念。首先，它是认知的产物。只有通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阐释才与物质（自然与社会）世界联系在一起。其次，作为因果信念，理念假定了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可能是正确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例如发现一个事件引发一系列连续事件。最后，因果信念/理念为人们提供了行动指南。它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因此也是我们行动的原因。

而在政治世界或权力关系中理念更是无处不在。尽管学者们经常将“理念”仅仅视为一个概念，但理念至少可以被区分为包含与理解政治系统及其进程、公共政策过程相关的三个不同层次。在最狭隘的理解中，理念即为政策解决方案。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策理念之一。这里隐含的假设是给定了问题（诸如犯罪率太高），划定了目标（相应地为降低犯罪率），那么不同理念提供了解决问题和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应不同手段。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问题和目标并不是预先确定的。所以，要理解政治过程，我们还需要理解“理念可以作为问题定义（problem definition）发挥的作用”。问题定义也就是理解复杂现实的特定方式。本文更倾向于使用问题定义这个术语，因为相比政策范式（paradigm），问题定义术语更能彰显不断竞争的理念具有的流动性，突出特定情境的不同方面；而虽然问题定义也类似于政策框架（frame），因为它们都通过强调某些元素而忽视其他元素来限制复杂情况，但后者却主要被用来描述如何捆绑包装一套先前存在的理念，以赢得更多的追随者。虽然有些学者坚持对规范性和经验性或因果性理念进行分离式处理，但更符合实际的应该是反对事实/价值二分法。问题定义正是以通常相互加强的方式进行规范性和经验性描述。例如，无家可归可以被视为住房短缺、高失业率或缺乏个人进取心的产物。构建问题的方式对于看似可取的政策解决方案类型具有重要启示性涵义，大多数政治论证都是在问题定义的层面上进行的。理解问题定义的关键是如何定义政治问题，以及为什么在特定争议中一个问题定义优先于另一个问题定义。理念亦作为公共哲学或时代精神（Zeitgeist）而存在。这些都是跨越具体功能领域的更广泛的理念。公共哲学是关于根据对社会和市场的某些假设来理解政府或公共政策的目的的理念。比如，地方政府比联邦政府更能适应人民的需求就是这样一种公共哲学。理念还是时代精神——即一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容易受到批评的广泛共同持有的假设，时代精神包括一系列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假设，这些假设可能与政府作为公共哲学的目的没有密切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一个达到时代精神层面的理念。当公共哲学处于公开争论情势中时，它还不具备时代精神的地位；但当一个理念以压倒性的优势（如备受拥护的新政）出现时，公共哲学可以在短期内上升为时代精神。

最近30多年来，在整个（北美和西欧）政治科学研究的学科谱系中，理念路径越来越具有显著性，例如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学派，此外当然还有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和公共行政分支中的理念视角——即挖掘理念在塑造政治结果中所具有的核心作用的优秀成果。除了上述政治科学领域，社会学家、社会政策专家也在近十几年开始重新关注理念、文化、话语和框架过程及其对政治、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和政策制定的影响。

当代西方国家比较政治研究的“理念转向”是指叙述关于理念和相近（或相关）因素（如文化、话语和政策框架定义）对政治变革和政策变迁的影响的因果论证。通常，关于理念地位、作用的当代政治学文献也会强调“利益”的构建本质，而“利益”正是一个在研究理念的学者中存在广泛争论和持续关注的概念。进而后文会提到，学者们通过探索制度的起源及其对议程设置、政策话语和框架定义过程的影响，也为政策制定中理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见解。由此观之，比较政治的“理念转向”事实上始终是比较政治研究者紧紧围绕着理念与利益因素、理念与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因果机制及其链条线索展开的研究议程。这个路向的努力明显不同于既往和同期的制度、心理和结构类型的社会科学解释；当学者在20多年前初步发现这个“转向”的端倪和迹象时，还仅仅只是针对当时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发生的可喜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论述“理念转向”的历程竟会构成一条充实和廓清当代政治科学发展史教科书体系内容的不二法门。

由于本文的特定视角，行文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社会学、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跨学科的探究肯定会更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这条理念路径的发展线索，但本文只涉及比较政治研究中“理念转向”的发端及其壮大成熟历程。该路向30多年的研究成果一再表明，政治权力关系中的理念的发展历程往往是动态的而非线性（增长）的，是迭代的而非机械（复制）的。当政治行为者彼此沟通和辩论时，理念会不断变化，并被重新考虑、重新定义。政治行为是由理念驱动的，但人们表达目标和制定策略则会具有（程度不同的）反馈效果，因而会进一步塑造、修正着他们原来的理念。

二、何以“理念转向”：学术背景探析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研究者总是以物质利益或制度（常规规则、惯例和实践）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如此作为。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战后社会科学的两个重要趋势：一个是行为主义的兴起，一个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的复兴，上述两股社会科学浪潮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因果链条上的理念（及其相近）因素的政治学探究迅速式微。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理念要素的研究逐步回到社会政治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舞台中央，学界也逐渐达成关于理念定义的简约共识——“由个人持有或由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制度所采用的规范性或因果性信念”。政治科学文献中经常讨论的关于政治的理念类型包括“政策处方、规范、原则信念、因果信念、意识形态、共享信仰系统和广泛的世界观”，它们有的十分明确具象和程式化（例如市场经济原则、竞争性选举模式），有的宽泛而抽象（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

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五个趋势构成该路径蓬勃兴起的宏大学术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这些趋势最初导致了理念探究的兴起，并持续推动了它的蓬勃发展。

第一，行为主义和系统理论的逐渐衰落和“新制度主义”（历史、理性选择和社会/文化制度主义）的崭露头角增加了政治研究中探讨理念因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许多与上述制度主义路径相关的主流学者逐渐转向探究理念（相关和相近）因素来解释原有路径已经无法单独解释的具体政治和政策现象。这在政治经济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尤其引人注目，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约翰·坎贝尔（John L.Campbell）和彼得·霍尔（Peter Hall）等著名学者已经卓有远见地在新制度主义范式和理念因素探究之间建立了某种路向正确、但有待继续扩展和深化的关联。

第二，在政治社会学中，通过超越系统理论和重新评估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理念议题蔚然成风。即使是一些原来秉持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结构功能论观点的学者也开始支持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文化和理念分析形式，这种分析侧重于共同的信仰和公共叙事（话语）。政治社会学的“理念转向”始终存在于社会运动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政策框架定义过程（framing processes）在争议性政治和社会动员中的核心作用。这种强调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在动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观点从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唯物主义路径的动员研究中脱颖而出。除了社会运动研究之外，政治社会学家还试图通过详细分析“文化性的范畴”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来重新思考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总体而言，对文化和框架界定过程的分析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突出方面。

第三，公共政策领域也出现了关于议程设置和问题定义等研究的新发展，这有助于将理念分析带回比较政策研究的中心视阈。在英语国家，德蒙·金（Desmond King）运用内含理念性要素的框架来理解“美国例外主义”；弗兰克·菲舍（Frank Fischer）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政策分析路向，强调理念和话语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一些来自法德的非英语母语的政策学者也强调了理念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这自然而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母国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风气。比较公共行政相关的话题是跨国政策扩散、政策借鉴和经验汲取的研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政策企业家如何从国外采用的政策理念中汲取经验，并将其应用于解决本国的类似政策难题。

第四，国际关系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是在探索外交政策中理念、话语和文化的结构性作用方面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建构主义主要试图证明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国际关系的核心方面是社会建构的，即它们通过社会实践和互动的持续过程达致并获得自身的形式。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明确指出建构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理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理念构建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根据这种观点，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的基本结构就决定了国家之间社会互动性质的变化可以带来向更高程度的国际安全的根本转变。

一些具有历史意识和关怀的政治学家长期致力于纠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偏狭理解，这种努力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探究理念因素在研究工作中的理性回归。这种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新看法的一个优点是超越了对意识形态的刻板唯物主义解读——它建立在（经济）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化和误导性的二分法之上，曾经一度在社会科学领域甚嚣尘上。除了上述这些特定的政治学分支和直接相关领域之外，对理念在政治和政策中的角色和定位的兴趣往往还与诸如横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话语分析”路向的充分发展等更宏大的趋势紧密有关。

三、“理念”如何“转向”：一个历程概要

这部分将以比较政治相关分支学科（包含比较政治经济、比较公共政策、欧洲政治、美国政治等）为例进行叙述。该学科领域“理念转向”的开端可以确定在1985年，其标志是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所著《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欧洲的产业政策》一书的公开出版。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一个概念框架，而是认为欧洲小国家成功处理全球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共识文化或“理念”；如果小型国家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成功，那么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利益诉求需要彼此融洽相处。4年后，霍尔出版了他的大部头著作《经济理念的政治力量》，极其详尽地追溯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念的政策力量。1991年，凯思琳·赛克金克（Kathryn Sikkink）出版了日后被广泛引述的关于阿根廷和巴西的发展主义理念及其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成果，标志着该路向研究的品质得以稳步提升。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学学者开始呼吁学界接受所谓的“分析折衷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即并不只是通过应用某一特定理论范式来处理研究问题。1995年，《世界政治》期刊组织召开了一次探讨理论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定位的大型研讨会。在本次研讨会上，阿图·科里（Atul Kohli）、彼得·伊万斯（Peter Evans）、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苏珊·沃夫（Susan Wolf）、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都在呼唤学界需要更多的“分析折衷主义”出现。也是在这个会上，卡赞斯坦高调地强调自己是一个问题驱动式的学者，并不执拗于任何解释因变量的特定方法。后来的事实表明，对折衷主义的开放态度事实上比强调宏大的因果概括更重要，因为分析折衷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提示研究者不要再过分担心理论上的分歧，而应该使用更广泛的理论组合来解释更普遍的经验现象。当然，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对分析折衷主义的或高或低的质疑声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直接把理念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放进研究议程的比较政治学者：谢里·博曼（Sheri Berman）以20世纪早期瑞典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作为比较案例，使得理念议题的比较研究变得更具操作性。不难看出，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制度主义路径研究突飞猛进的时候，理念研究也随之加速前进。

进入21世纪以来，理念议题继续深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比较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两大理论突破：一是历史制度主义在主要西方国家主流学界呈广泛传播之势。比如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的系列作品（从中可以发现霍尔早期的《治理经济》一书的深刻影响），还有凯瑟琳·塞伦（Kathleen Thelen）和斯文·斯坦莫（Sven Steinmo）、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沃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等人的研究。二是以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理念为关注中心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个路向从《当代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和变化》开始，经由著名论文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的接续，之后又由《超越资本主义多样性》一书加以完善和扩展。当然许多历史制度主义文献都积极地采用理性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路径，并没有太过于靠向理念议题。虽然理念和“关键性枝节点时期”（critical juncture）在历史制度主义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这一优势从未被理念议题的研究加以继续发挥和利用。近年布莱斯等人进行了一次颇具启发性的社会网络分析。该研究表明，理念议题研究者非常关注历史制度主义，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却往往只关注和理性制度主义的学术交锋。36理念研究者们希望与历史制度主义者切磋是一厢情愿的，布莱斯等人称这种现象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和理念路向学者之间的“无意识解钩”（unconscious uncoupling）。

第二，21世纪以来深入稳定发展的“理念转向”在欧洲政治、美国政治（甚至美欧关系）的分支领域有了相当扎实的学术积累。一些学者常常跨越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两个领域来研究作为自变量的理念因素，比如布莱斯比较美国和瑞典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的《大变革：20世纪的经济理念与制度变迁》，凯特·麦克纳马拉（Kate Mc Namara）研究欧洲货币政治的著作《理念货币：欧盟的货币政治》和新近出版的《日常欧洲的政治：在欧盟构建权威》，还有克雷格·帕森斯在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关照理念定位的专著《明确的欧洲观念》。上述几位学者都探索理念在解释广泛的制度变迁模式时具有的显著性。所有这些学者都明确地涉足过其他路径，而叙述他们对“理念转向”的贡献主要是就他们对理性选择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回应而言；比如帕森斯的著作其实是直接回应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在《欧洲的抉择》中采用的理性选择和基于利益的方法路径。此外，还有必要提到科林·海伊（Colin Hay）、丹尼尔·温克特（Daniel Wincott）和维维恩·施密特（Vivien Schmidt），他（她）们长期把理念作为分析研究的焦点。39海伊的“建构主义的制度主义”的精到概括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总结部分也会提到）。让·莫内教授施密特女士“话语制度主义”在其中颇具优长，这里就不再赘述（总结部分还会简要提到）。迄今为止，这种话语性的“理念转向”并不为大多数身在美国的政治研究者所接受的，但它却仍然被继续加以发挥运用。

最近几年，一些美国青年学者开始尝试着将理念变量的探究更多地引入本国政治发展研究方向。201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治思想》（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杂志诞生，这本刊物的副标题“一本理念、制度和文化的期刊”（A Journal of Ideas，Institutions and Culture）从侧面表明主流学界对美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兴趣被重新唤起。这种明确将美国政治思想/哲学研究与美国政治发展方向联系起来的学术理路认为理念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美国政治发展进程至关重要。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M.Smith）专门撰文郑重强调，“（他的文章）概述了政治如何进行的一般框架，即‘政治的螺旋式’（spiral of politics）。它表明了理念的产生和重新制定如何以及为何成为政治的关键阶段。因此，它强调了对理念进行阐释性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科学研究如何能够建设性地联系起来”。鲁斯·奥·布莱恩（Ruth O’Brien）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历史与政治分部的通讯——克利俄（Clio）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把理念和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看待，特别是在身份建构方面。上述致思理路还处于早期阶段，尚需进一步观察，但可以初步断言它将开辟了一条颇具前景的道路。

在新近的美国政治文献中，意识形态话题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关注度，就本文焦点来看，一些对意识形态进行量化研究的学者正努力开掘理念相关的议题，例如汉斯·诺埃尔（Hans Noel）。这项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学界对关于理念创新和政府制度的形式建模方法的积极意义尚无定论。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学者们避免涉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意识形态来源，然而泽夫·斯特恩海尔（Zeev Sternhell）等学者却聚焦政治辩论中的一个特定因素——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

在概述了“理念转向”的主要脉络和基本文献以后，这里引入两个稍不留神就会引起剧烈争论的问题。首先，对于所有想要严肃认真研究理念的人来说，探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存在的理念的作用、相关性和实用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理念经常与文化混淆，文化研究往往蜕化或简化为高度确定性的方法路径。因此，2009年出版的著名教科书明确聚焦理性、结构和文化三个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问题的——理念可以纳入文化因素来考虑。一些学者更喜欢概括研究理念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一旦谈到文化，就会遇到塞缪尔·亨廷顿式难题——他在《文明的冲突》中的“文化主义”路径不经意间给政治研究中的文化概念造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这种路径过于具有确定性，因此研究者会陷入连续性的泥潭，从而无法解释政治/政策现象的嬗变。而如前所述，理念的发展历程往往是动态的而非线性（增长）的，是迭代的而非机械（复制）的。马克·霍华德·罗斯（Mark Howard Ross）的路径或许更有帮助，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变异（variation）以及为什么文化很重要，而不会过度陷入确定性而不能自拔。其次，就理念（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来说，比较政治经济的学养常常促使研究者能够提出其他方法路径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并且通常可以避免对历史的相对重新构想（comparative reimagining of history）。人们往往从经济政策角度整齐划一地划分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则为新自由主义时期）。这种认知在理性选择路径中尤甚，就如罗纳德·罗古斯基（Ronald Rogowski）和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Hiscox）的研究。国际贸易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s）告诉我们，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资本和劳动力应该合作以便与土地对抗从而争取自由贸易；但在19世纪几乎没有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合作达成一致——这毕竟被马克思名垂青史的巨著《资本论》所佐证。很多时候研究者不得不尝试使数据与自己提出的理论假设相匹配。探究理念的学者较好地规避了“重新构想历史”的缺陷，因为他们具有在解释历时变化性而不是连续性方面的优长。当政治行为违背物质利益时，理念因素的考量可能就会是最重要的。丹尼尔·贝兰（Daniel Béland）、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和马丁·卡斯滕森（Martin Carstensen）等人的论文也呼应了以上看法。

简略提一下近10年“理念转向”的比较政治研究从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等方向来吸取学养的例子——文森特·鲍利奥特（Vincent Pouliot）、马瑞欧·佛卡德（Marion Fourcade）的杰出成果，一定程度上还有马蒂亚斯·马世思（Matthias Matthijs）与凯特·麦克纳马娜（Kate Mc Namara）关于在欧元区危机中北方的“圣徒”和南方的“罪人”的话语建构研究，以及德国理念的反常逻辑的研究；通过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内部（ECB）的工作人员如何被社会化（比如获得博士学位的地域、出版物中引用了谁、哪些工作人员获得实质性的升职），康奈尔·班（Cornell Ban）把杰弗里·奇威罗斯（Jeffrey Chwieroth）的研究路向进一步发挥，最终描绘出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领导下具有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风格，并淡化了以往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研究者以一种新奇方式来量化所有这些施政理念的实质转变对于政策结果产生的效应及其重要性。

四、总结：理论变量关系与方法论涵义

从前面的概述可以看出，经历了30年左右的学术探索和智识积累，“理念转向”走过了一条轮廓日益清晰、理路渐趋完满的学术历程。如果试图归纳探究理念在政治系统及其进程（或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地位的上述相关研究，那么理念与制度的关系、理念与利益的关系以及理念与政策变迁的关系这三个议题会十分清晰地浮现，它们涉及并部分构成了理论导向的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实证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基本变量关系。下面将以前述“理念转向”历程中的代表性作品为基础来分别讨论上述各组关系已经取得的进展，以饷学界同仁。

就理念与制度关系而言，理念是通过镶嵌在制度设计中得以体现，这基本体现在学者们探究制度变迁中理念角色作用的文献中；在这种视角下，理念是制度的基础，理念引发了人们的行为，这些行为凝聚成惯例时，其结果便是生成了社会制度。接下来，理念便被纳入生成的制度。人们一旦与制度不断互动，原有理念也就不断复制繁衍。这样人们面对理念进而实践，事实上只是不断加强和复制之前的理念。借用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经典说法就是制度参与介入了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因此，制度所做的还不仅仅是建立理性人必须身处其中的惯例；他们还培育人们的身份，帮助他们建构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从而塑造他们的信仰和利益。

虽然理念嵌套在制度中，但是上述因果链条中的理念并非是前后一致而相互连贯的，它所具有的模糊性及其（甚至完全）各异的解释可能性为人们追求自身偏好的政治/政策活动敞开了空间。例如，平等可以被某些人解释为需要正式或程序上的平等，而其他人则可能理解在物质意义上适用的平等；这种区分是以福利援助为基本目的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之间差异的核心。因此，理念为行动者提供了权力，当这些理念融入制度时，它们也会使权力差异制度化，甚至合法化。有时，权力差异使对特定人口的压迫合法化，就像种族隔离期间美国南部的情况一样。研究制度嵌入的理念可以帮助解释不平等和不对称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这也是性别和种族议题的学者长期致力于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此外，理念提供了制度（系统）和政治进程之间的联系。薇安·施密特（Vivien A.Schmidt）概述过理念如何成为话语（性）政治过程的通货，并自信地认为“话语制度主义”构成了一种最有可能调和另外三种的制度主义路径的学术进路。话语开始于持有不同意见和解释的人，以及在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理念时进一步学习和完善这些理念。将政治视为一种话语过程意味着它不是一个机械过程，政治行为者之间不仅存在这种反复的、有时是有争议的话语，而且它也为政治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信息。由于行动者重新诠释和辩论现有制度所构建的理念的含义，所以构造制度的理念也会受到话语的修正。这些界定制度的理念以及政治行动者共有的理念是不断变化的，往往是不一致的，但也是可塑的。

就理念与利益关系而言，可以把利益看作是理念的一种形式。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到理性选择理论，这些对理念采取物质主义观点的路径都与本文论及的“理念转向”显得格格不入；一些偏狭的唯物主义倾向于将理念视为仅仅反映潜在的、所谓的客观经济利益的附带现象。鉴于社会研究中物质主义传统的巨大影响，该议题学者做了大量的学术努力和前者作区分；例如海伊自己在描绘历史制度主义向“建构主义的制度主义”发展的学术脉络中明确指出利益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建构体，这种观点有力挑战了传统上视理念为促进利益的手段、工具的看法——即被海伊称之为“有着自然科学意象的政治学”。

理念的观点并不排斥利益的概念，但它们在利益来源的问题以及它们是客观和固定的问题上确实与唯物主义观点存在很大差异。关于第一个问题，致力于“理念转向”的学者认为，在它们变得“真实”之前，必须由行动者来定义利益。这里的重点通常是政治行为者对利益的主观解释。利益在成为真实客体以前必须被政治/政策行为体加以（主观上的）定义和阐释。这与唯物主义观点形成对比，这种方法将利益视为具有独立于持有它们的行为者的客观存在，并且足以让人们确信和确定采取的行动。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认知过程的价值就是引导人们发现自身的利益。相比之下，对于这些学者来说，认知是一个不断解释世界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发现世界。因此，人类的认知有其独立的力量，当我们与他人互动和交流时，我们的心理过程所创造的理念对我们的决策和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力。

此外，身处“理念转向”中的学者对利益如何变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人们的利益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情况。相比之下，致力于“理念转向”的学者认为，当行动者改变对变化世界的理解并重新计算其优先选项时，利益会发生变化。布莱斯概述的理念是集群性质的概念（cluster concept），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作为集群，理念包含思想、情感和欲望，以及利益，所有这些都在彼此之间保持微妙和流畅的平衡。改变情绪，特别是对新理念和新情况的反应，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并可能改变我们认识到自己利益的方式。

就理念与政策变迁的关系而言，解释政治变革和政策变迁是大多数“理念转向”议题的主要关注点，当代社会中由于（政策）理念引起的政策变迁比其他类型的变迁显然多得多。除了增量变化问题之外，许多政治研究方法，特别是公共政策方法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解释剧烈的、路径偏离的变化。路径依赖发生变化本是很正常的，以往的研究把剧烈的路径依赖变化归结为外源性的，即外部因素扰乱使政治系统得以保持均衡状态的制度稳定和利益平衡，就会发生剧烈变革；这是对变化的客观环境的反应。然而，理念研究者认为激进变革是新理念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它虽然也（间接）是对变化环境的反应，但更是政治/政策行为者积极努力重新审视周围环境，重新考虑自我立场和寻找新的应对周遭变化的方法路径。大致观察一下当代竞争性选举就能理解这一点：反对党很少通过承诺适度改变或维持现状来进行竞选。他们对政府新方向的承诺很少用物质利益来表达。当然，利益构成他们的吸引力的一部分，但主要在于在新的理念、观点、倡议举措。强调反对竞选承诺的“理念转向”的解释比将所有政策修辞归结为利益动因的路径更丰富完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政策变迁的关注一般将理念视角定义为以施为（agency）为中心，政策变迁的内容及其性质都是人们选择做出来回应他们所处的世界的结果。理念是基于人们对世界及周围人的解释，并始终存在有一个有助于发展出多种解释的恒常的物质性现实为人类的行为打开无穷无尽的选择。因此，任何政策变迁过程的结果都是偶然的。它们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无法预测。由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验汲取（lesson drawing）便成为比较公共行政/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些文献中，政策理念是探究的核心对象，因为学者们试图追踪一个国家采取的政策理念如何被另一个国家的决策者所吸收、改造并采用。这些文献发现了这种“政策借贷”的多重动机，即从解决类似问题的愿望到模仿一个成功国家的政策形象的愿望。

此外，再集中简要谈谈“理念转向”给整个政治科学（乃至社会科学）谱系带来的积极启示意义。通常社会科学理论有四个理所当然的假设：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通常处于平衡状态的世界，其中原因是线性的，变化来自外生变量，而结果是正态分布的。这四个假设构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因果解释的隐含性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它们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构建了我们看待世界并追问其动力机制的方式。不幸的是，这些理所当然的假设存在问题：关于社会世界的大多数理论基础极有可能从根本上被误导了。理论不能通过它们的假设来分高下，只能通过其预测能力来评判；然而人们必须承认社会科学理论往往采用了错误的假设而造成预测能力大打折扣，以至于以上主张在其自身的逻辑下几近崩溃。首先，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世界都不是以稳定平衡为特征的。比较政治研究表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远非稳定，政治经济情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已经是默认状态；而同在一国之内，或许政治或政策平衡状态亦非常态。其次，线性因果关系可能是自然界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社会世界绝非如此。一种社会现象（大萧条）在某些情况下影响了非常相似的状态但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效应——瑞典社会民主制、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产生。即使在自然界中，线性因果关系的运作也并不总是很确定。再次，哪个因素外生、哪个因素内生通常是为分析、判断便利而设定的，而非客观意义上经验性的描述。比如，二战经常被称为外来冲击，它打破了20世纪30年代的制度秩序。但是换个角度，其实是大萧条引发了战争，强权能够发动战争，然后（重新）构造国家。这样看来二战就是当时社会世界的内生产物。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世界的结果几乎没有正常分布的。回想一下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几周，苏哈托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其他东亚政权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称赞，认为它们促进了经济发展。而10年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步东亚金融危机后尘形成了再一次的重大偏差，然而当偏差成为常态，还能否称其为偏差?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际上是非平衡和动态的世界，这里出现变化的原因是内生的、非线性的，结果也并非总是呈现正常分布——“理念转向”的学术进路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我们从上述认识、方法的歧途中拉回。

本文聚焦的“理念转向”致力于探究政策行为体发展出一套理念来理解世界的实践。这些理念指导人们的行动并塑造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共同的理念有助于产生制度的惯例；继而，经验汲取过程又重塑理念，揭示并着手处理竞争性理念之间的紧张甚或冲突关系。上述这些过程都为冲突、误解、错误传达、欺骗，以及合作、启蒙和政策难题解决提供着大量机遇。如果说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核心是理念的（再）包装、传播、采用和接受的方式，那么政治秩序的混乱和公共政策的失序也就可以相应地理解为政治/政策理念的混乱和失序。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