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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辉、陈景昭:中外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作者: 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景昭,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开普敦大学访问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 发布日期:20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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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绝对多数国家特别是那些面积比较大的国家几乎无一不是多民族国家。然而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成员往往同时兼具多重身份,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所指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当代社会的认同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认同,强调政治上的归属;另一种是族群认同,侧重文化上的归属。从性质上分析,民族认同即族群认同是原生性要素(如习俗、血缘、祖源、语言等)为基础的一种共同性,属于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伴随的是国家认同,这种认同以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为基础,属于政治认同的一种。但很多时候,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交织在一起,共同产生影响,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

一、国外少数民族经济的两种发展模式

在国外,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模式,二是以过去苏联东欧为代表的苏东模式。

1.西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及国际比较

由于民族过程的不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价值观,国内民族过程也不是平等发展起来的,其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强权的痕迹。美国最为明显,其负责移民的部门叫做移民与归化局,就是要求移民要讲英语和认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否则就没有资格获得美国国籍。与此相适应,《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中这样表述:“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其中只提美国人,而未涉及任何民族的概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这样表述:“美国人这一名称是属于你们的,你们都是国民。这个名称必须永远凝聚应有的爱国主义自豪感,要高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这是再准确不过的符合美国现状的民族描述,迄今为止,在美国只提族群(Ethnic Group),而从不用具有自决意味的Nationality进行民族表述。美国学者H.塞顿·沃森的言论能够高度贴切地说明这一问题:“在新兴民族中,美利坚民族是头一个,而且是最强大的一个。但美利坚民族是不同于欧洲民族的另一种民族。不过,我们仍然用‘民族’(Nation)一词来称呼,正像我们将欧洲民族那样的共同体称之为‘民族’(Nation)那样,是无可厚非的。”众所周知,Nation既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翻译为国籍,与欧洲国家中的民族Nationality有着本质不同,于是,美国在涉及民族问题时一概回避“民族”,而是以国家代之;欧洲国家因为民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民族问题也是讳莫如深,多数也向美国学习,用国家代替民族。

西方国家因为民族模式具有非平等性特征,国内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根本性矛盾,一直没有形成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于是,只好回避“民族”这个字眼,用地区代替之。其实,这样对待民族问题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一旦民族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而总暴发,那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会威胁民族国家的存续。笔者曾经对美国的有色人种地区分布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该国的有色人种分布在东南西北各地的城市与农村,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种分布状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有色人种越来越集中到了西部、南部少数一些城市,呈现出美国少数民族聚居的现象。我们认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个地方都有自决自治的权利,少数民族聚居到一起可以较好地主张自身的权利,这是聚居的一种解释。从目前来看,美国还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拥有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国民可以从其中得到很多好处,一旦美国让出领头羊的位置,许多既得利益就会消失,那时,聚居在西部、南部的少数民族就有可能行使自决的权利,国家就有可能分裂成若干个独立的小国。这是因为,美国一直没有一种公平的民族政策,而是采取强权的方式,生硬地将各民族绑定在一起,这从“民族”的英文单词中就可以反映出来。Nation是民族和国籍的意思,意指具有主权的民族;Nationality是指拥有自决权的民族,可以与其他民族一起建立国家,也可以自决独立;Ethnic Group只具有族群的意思,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民族。在民族的语意当中,就明确地显示出了强权与不公平的意味。由于文化的不适应与不融合,美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境遇非常糟糕。“据官方材料,在全国发生的上述恶性案件中,21%是18岁至29岁的黑人男子干的;20岁至29岁的美国黑人男子中,几乎1/4已经进了监狱。”这样的民族关系恐怕是不会维持许久的,一旦出现引燃民族矛盾的导火索,民族矛盾就会总暴发。美国的民族问题严重,当然是有多种原因的,但少数民族经济不发达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有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那里“有1/3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及贫困线以下,另有1/3的黑人家庭也好不了多少”。

美国是没有严重地区发展差距的国家,欧洲国家存在明显地区差距的也不是太多,这与他们推行的区域发展政策有关。因为,他们实行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区域间人员流动较大,加之资本具有高流动性特征,上述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比较容易在政府宏观支持政策之下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民族问题出现了恶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普遍不从民族视角思考问题,也没有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维度,以及由于民族文化异质性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而是放任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差异扩大。官方视角下漠视民族维度,而真实的社会是实实在在存在着民族差异,于是,这些国家普遍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民族文化四分五裂,国民在思想层面很难实现民族国家的认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留下了巨大的认知隐患,时刻危害着国家的完整统一。因文化差异会带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别化,同一国度之内的经济发展很难融合统一,影响了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削弱了市场的规模、范围和效益。由于经济发展在民族间差异过大,进而影响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刚好相反,我们注重各民族平等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民族之间互相帮助,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大家经常进行经济合作,久而久之就实现了文化交融。由于经济文化越来越具同质性,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这一进程已经进行多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民经济发展使得各民族都在受益,推动各族群众普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强化,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就有了基础和保障。纵观国际民族问题,中国是该问题解决的最好的国家,我们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不存在民族歧视与压迫,注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希望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发展经济,实现小康。总地看来,中国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经验是迄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提炼,向世界传播。

2.苏东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及国际比较

众所周知,苏联是1917年在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基础上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于1922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大约存续了70年的时间,这期间有多种因素致使联盟解体,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许多研究者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与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密切相关的,广大劳动人民因为生活经年累月得不到改善,而人心思变,才使联盟解体的。西方学者弗兰克认为:“倘若苏联的经济发展成功了,人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对民主的过分要求以及民族主义的运动都不会出现。”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自从1922年取得统治各民族的霸主地位,建立了正式帝国之后”,苏联就把发展各民族的经济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统计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很明显,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都有所发展,只是速度不同,形式各异罢了”。这说明,在苏联时期的70年时间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并不是完全没有发展,人民生活也不是一点没有改善,客观地说,苏联时期16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都实现了较大的发展,使得苏联从成立前夕资本主义发展最薄弱的链条,发展成了总体经济实力居于全球第二的国家,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然而,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过程中,苏联没有从民族维度观察分析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快慢先后的顺序,诱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而产生了严重的民族问题,成为致使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苏联政府采取了‘抽肥补瘦’的做法,很少考虑落后民族地区的生产结构、生产力发展状况、自然条件即劳动者素质等具体情况。”国外学者认为,“这种消极的援助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使民族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有了改观,但仍远远没有达到使苏联经济发展大体持平的要求。”“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关系中,俄罗斯联邦居于中心的盟主地位,其他各共和国在经济上往往为了服从俄罗斯的利益而不得不做出某些牺牲。”“而且还使它们产生一种受剥削、被瓜分的感觉,从而加剧了他们同落后民族地区的利益矛盾,激化了他们同联盟的对抗情绪,诱发了他们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和独立意识。”从国内外学者有关苏联经济发展与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苏联时代,联盟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问题也不是熟视无睹的,也在想办法加以解决,甚至采用“抽肥补瘦”的办法加以矫正,但是由于没有摆正民族过程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民族关系恶化并存的局面,产生了民族间发展不公平现象,影响了联盟的可持续生存,民族问题、经济问题出现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联盟解体。从根源上看,就是“经济发展的迟缓和不平衡侵蚀了联盟的已存在的物质基础,激化了民族矛盾,削弱了联盟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地区和联盟中央的经济利益冲突,从而对苏联解体产生了推动作用。”

总地看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苏东模式要比西方模式有所进步,首先它承认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着民族维度,这是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此外,他们对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经济进行必要的帮助扶持,希望少数民族与全国一道发展经济。然而,苏东模式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在少数民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仍然沿用西方强权式的民族理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致使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政治文化的机会,于是滋生了民族独立的想法,最后走上了民族自决之路。实践证明,自决后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虽然政治独立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满足,但经济普遍下行,已经和苏联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这可能就是加盟共和国脱离联盟各自独立的负效应。

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理念与苏东模式不同,我们一直注重帮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同时以经济为纽带,加强祖国内地与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依此逐步加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共同市场,不断获得规模范围效益,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国家认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越丰富、宗教越多元,认同整合问题面临的挑战也越大,各个国家在族际整合、促进国家认同中所采用的方式各有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从早期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追求经济发展是民族与国家得以结合的重要动力与契机。没有现代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与国家之间最直接的、最根本的联系就是经济利益的一致性。民族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民族国家经济治理的民族性的根本要求。民族国家族际关系经济治理的维度,必须围绕这一向度展开。背离这一向度要求的治理维度,要么会导致国家过度侵占民族利益,引起民族的反抗,要么会导致民族过度强调自我利益,引发民族经济问题和族际冲突。对中国而言,承认国民成分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多样性及其社会地位,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和政策实践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不渝的坚持方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面付诸实践的民族政策内涵。总地来说,中国的民族政策集中体现了两个方向:一是承认和尊重差异,即各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二是缩小和消除差距,即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的差距。前者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项需要慎重稳进的工作。后者则需要因地、因族制宜地实行扶持政策,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世界范围具有先进性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无论是制度设计中所包含的先进理念,还是政策指向中覆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原则,中国的民族政策不仅能够与有关的国际约法相融通,还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1.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少数民族经济的赶超问题、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问题等具象层面的问题,并没有关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对思想认识层面形成的影响,特别是没有关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影响。其实,无论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还是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的其他民族定义,都包含着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样才能塑造出民族共同体。可以说,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得以形成、民族文化逐渐统一、民族国家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物质基础。在过去70年的民族工作实践中,我们国家的民族问题解决好的时候是主流,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迹象,并没有形成一个连贯性的持续向好的一贯发展趋势,而是出现过一定的逆转。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找到影响民族关系的本质问题,而是被现象遮住了科学研究的双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拥有强大的调控经济能力,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在经济上大力帮扶少数民族,使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大家以为民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然而,市场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以来,国家对经济的具体调控范围不断缩小,计划经济年代制定的民族政策,在经济领域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缺少国家扶持的少数民族经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民族问题也就逐渐地显现出来,甚至在某些领域影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工作没有抓住要害,没有把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基础,才引致了民族问题的产生,我们应该大力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开创出新的经济维度。

2.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民族经济发展是受民族文化影响的,二者互为表里,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学部委员提出了域观经济学概念,认为西方经济学对市场进行牛顿力学式的无摩擦抽象和人的完全经济人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市场不是无摩擦的,人也不是完全的经济人,市场活动中的人,是受地域和场域影响的,并由于地域与场域的不同,而表现出鲜明的差异和特征。这一概念引入到民族过程和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在不同民族中会产生迥异效果。原因在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基于历史与现实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加之不同民族所处的地域环境存在着极端的不同,两者共同构成了民族经济生活的域,进而影响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果。比如,由于信仰佛教,西藏群众不愿杀生,但地处高原牧区,又只能吃肉为生,那么西藏牧区就多养体格较大的牛而基本不养体格较小的羊,这样就可以少杀生而又能维持生存,如此,西藏牧区就有着与其他牧区不一样的牲畜结构。再比如维吾尔族,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而把猪视为不洁之物而不予饲养,可是,维吾尔族多以农业为生,农业的剩余产品又适于养猪,如果从纯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可能就是一种效率损失,然而这又是文化所引致,民族成员又要遵守这种隐性规则,这也是文化对经济影响的一种案例。在未来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中,我们应关注民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找出作用机理,支持少数民族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研究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渠道与路径,从理论上支撑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日益稳固的民族国家。

3.“一带一路”倡议使民族地区从改革开放后方变为对外开放前沿

中国是对外开放最早的国家,向上可以追溯到张骞凿空西域,在公元前2世纪就实现了在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直到唐代,仅在首都长安就有外国商人十万之众,可以说对外开放程度在当时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后来随着国内的战争与割据,我们的全域对外开放也是时断时续,一直到了清代,随着西方海洋势力的崛起,我们才开始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甚至为了提防倭寇,采取过沿海50里成为无人区的禁海令,那时起我们的经济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封闭经济。在近代经济中,内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是外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后方,许多经济活动都是从内地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扩散到边疆的。从清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下行趋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止住,直到加入WTO才迅速回升,这期间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也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的实质性变化。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就奉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到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化的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使我们重又回到了国际经济的中心,世界各国的丝绸之路记忆也被唤起,标志着中国倡议的全球化时代正式开启。在以国家疆域为经济单元的时候,经济活动的动能要从内地扩散到边疆,时间上要有许多延迟,到了边疆以后,经济的动能也是几近丧失,所以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封闭时代经济发展的后方。到了“一带一路”时代,我们开始以全球化视野看待经济发展,过去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各种经济发展资源信息的首选必经之路,这时,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要洞悉这种变化,认真研究这种背景下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让少数民族经济与国民经济实现有机结合,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使中国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更要关注这种新形势下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问题,建设成各民族一体认同的新型民族国家。

4.信息技术引致时空变化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前人的研究成果证明,经济发展是存在周期的,短的有基钦周期,中的有库兹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长的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而且各种周期都有各自的决定因素,其中,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就是主要受科学技术进步周期性的影响,而体现出50—60年产生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其背后就是50—60年科学技术进步会引起产业性质的一次飞跃性变化11。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经济还处在工业化社会之中,只不过是工业化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是以新材料和计算机为代表的发展阶段,正处于向信息化社会转轨的过渡期。到了信息化社会,我们在工业化社会积累下的对现实世界认知就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最为主要的就是会让我们的时空观发生根本性转变,许多原来我们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了,许多原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被联系在了一起,人类基本停止了被工业化社会认定为颠覆性创新的分子结构的创造,而是开始借助信息化手段重整价值链和产业链,希望通过重组工业流程来满足人的大多数需求,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物质财富的节约。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域具有生态环境优美的特征,将会受到大家的追捧;由于没有受到太多工业化社会的洗礼,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更接近自然状态,也将会成为信息化社会主流的文化形态,而为众人所模仿;由于还未轮到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运用工业化技术加工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该地区的生产活动更加接近原始天然的状态,也会成为信息化时代大家模仿的样板。所有这些转变,都会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我们要提前研究信息化社会带来时空变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争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少数民族经济的变道超车。在信息化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本末异位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关注民族文化的变迁,研究该种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路径,实现思想层面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

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仅将会产生积极的学术影响,也具有可实际操作的应用价值,会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学术价值

从现实的学术理论构成来看,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具有突破既有理论范式并形成新学术理论的可能。从西方经济学范式来看,它假设人是无差异的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只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又不承认民族国家(Nation)之下的民族(Nationality)权益,甚至在宪法阐述中都不使用民族的概念。这样的一种西方民族国家和经济发展理论,就是漠视民族的现实存在,把社会抽象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维度的一般存在,也就是试图回避棘手的民族问题。然而,民族维度是现实存在的,因为回避民族维度,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诱致了美国种族暴动频发,积累下了欧洲的难民问题,而且所有这些问题形成的都是死结,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前景。我们借助域观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民族文化域”,就是从地域和场域的角度分析民族文化引致场域差异,通过拥有民族身份人的不同行为,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以经济场域为基础,抽象出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对策。

2.应用价值

在对中外少数民族经济不同发展模式的探究中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经验,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传播价值,可以供世界各国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时进行借鉴。我们还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理,这可以运用在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实际工作中,起到从经济维度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研究文化对经济行为人行为影响的机理,可以通过文化研究发掘不同文化背景人力资源的行为特征,从而有的放矢地促进少数民族乃至汉族或者任何民族的经济发展。除此之外,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从改革开放后方变为对外开放前沿的路径,可以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变道超车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以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提供行动指南。而对信息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时空观改变的研究,可以为重组价值链、产业链提供理论依据,让少数民族经济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在转型中得到大发展。

3.社会意义

对少数民族经济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有利于我们总结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本土经验,对于提炼充实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思路,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对于少数民族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充分广泛的就业,可以促进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从而满足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对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发掘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与中华民族文化实现有机融合,共同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使民族地区从改革开放的后方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则有利于少数民族群众转变思想,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更好地完善自身,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信息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时空观变化的研究,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提供理论指导,使之在时空转换的过程中赢得先机,更好地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要。

四、总结

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处理好民族关系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开展实施了多种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两万多公里陆疆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稳定对于保障中国的边疆安全非常重要。在中国要解决民族问题,首要是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少数民族繁荣进步的根本途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因此,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民族工作的重点就是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民族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逐步转变,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也在逐步加大。民族地区大都位于中国大江大河的上游,是中国生态平衡的关键源头,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等,或者是地势台阶的交汇区,或者是干湿交替带,或者地处沙漠边缘,少数民族地区集中了较多的国内生态敏感区,大多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带。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不具备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区位、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本、开放意识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且呈现出“少、边、穷”三大特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全国水平,非农产业比重偏低,外贸规模小,财政收支不平衡,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大。

总之,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不同于西方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以及自由贸易理论,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是在马克思国际交往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版的全球化经济交往构想。科学的理论在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实践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比较优势,是国家在发展全国整体经济的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特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外在动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民族互助制度,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少数民族经济,促进社会进步。

来源:微信号“区域经济评论”,https://mp.weixin.qq.com/s/RHC6i96eXCMZbUt6QwXNEw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