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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拉动内需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突破口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者: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日期:20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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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双循环”一词成为业内讨论和关注的热点。

该如何理解中央强调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格局?在疫情影响下,该如何找准突破口刺激内需,开启内循环?

带着上述疑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专访了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他认为,“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当前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应该扩大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费需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三,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蔡昉说。

Q: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率均线大概3%,您认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

蔡昉:这取决于怎么测算,从潜在增长能力方面看,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测算,即使到205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才会接近于世界增长率的均值,甚至还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们的研究表明,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后来实际增长率的情况证明确实如此。那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通过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多少现在不好评估。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数就下降了,也许明年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按照我们2012年根据人口等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7.8%;当时测算的“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6.2%,现在看来,如果不算今年的话,“十三五”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略高于6.2%的;下一个五年,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5%-6%之间。

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供给侧的能力,而影响实际增长率能否符合潜在增长率,则取决于是需求侧的因素。不过,此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冲击。

Q:那现在该如何拉动内需?您如何评价目前我们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

蔡昉:一个国家遭遇冲击时,财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与储蓄率特别是政府储蓄率成正比。按照我们的储蓄能力,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与美国等其他储蓄率并不如我国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点。此外,财政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虽然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个人。

“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还没有真正培养起来,因此,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双循环”会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如果从中央文件的表述来看,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与过去“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相比,现在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轴心,推动国内国际循环互相促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考虑到我国1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我国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仅为12%,尚未充分发挥世界重要市场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几亿人的消费充分调动起来,也不能叫国际大循环。

对于当前也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有人把它狭义理解为去杠杆、去库存、降低负债率等,但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它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Q:您认为,“双循环”会是未来五年或十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吗?

蔡昉:肯定会,与其说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我更愿意称呼它是未来这么一个新的格局,其实要实现这个新格局,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会随便就放弃了,所以我认为,这会是未来很长时间的一种发展方向,是未来的一种新格局。

Q:“十一五”时期我国就提到扩大内需、刺激内需的战略,现在重新提出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再次拉动内需。与过去相比,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思路去拉动内需?

蔡昉:不能说过去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还没有把内需的潜力挖尽。现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我认为,提高消费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富人太富,只能储蓄;穷人太穷,想消费,但消费不起。第三,以上两点还不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数,到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会一下子降下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不能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等。

Q: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蔡昉:就是再分配。国外讲再分配主要是两点,一个转移支付,一个税收,这些我国都有继续推进的余地,但是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Q:内需和外需如何实现互相促进?如果防控疫情成为常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蔡昉:防控疫情本来就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说的是疫情成为一个常态,那就相当于说经济增长的名义值变了,疫情对我国和各国都是一个常态,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然不变,作为其他国家的外需该多大份额也还是固定的。因为有些需求是刚性的,有些产业链是已经确定的,一时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情况下,有些产业链也不可能完全转变。所以,相对来说,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对固定的,但受疫情影响,肯定会有短暂的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恢复到相对的正常水平,但却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份额。

因为某些国家对中国是有特殊对待的,有脱钩倾向的,所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过去更为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强调再分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穷人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让穷人赶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自身做不了这一点。如果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再分配问题上。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发展速度快,会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

Q:“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您认为每个需求因素会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昉:准确的数字很难预测,我觉得目前保持这个结构变化趋势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比重还是应该会显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资需求的潜力也并不大,因为当增长速度下降,投资也回归到均值。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对GDP增长贡献率的继续上升,但是要想保持消费需求的提升,就必须拿出真正的办法来。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20-09-08/zl-iivhuipp3241338.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