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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构建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框架:中国方案

作者: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发布日期:20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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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大国关系规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和总体状况。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优先任务。避免冲突对抗、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各方自主选择的制度与模式,由“权力政治”转变为“规则政治”,形成超越政治社会制度差异与意识形态分歧的平等伙伴关系,在开放型世界经济中通过共同发展、均衡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是习近平为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基本理论主张与实践遵循。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一道,在推动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大国共同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与秩序变化错综复杂,矛盾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世界转型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相交汇,为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在今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对象国分为大国、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三大类别,其中大国主要有美国、俄罗斯、欧洲与金砖国家。美国与欧洲国家是西方大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鉴于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特殊地位,大国关系规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和总体状况,中国外交高度重视大国与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是习近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明确的优先方向。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关于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讲话和相关论述为出发点,结合同期中国外交实践,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条件、基本原则、主要途径、最终目标、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重大历史意义等方面,阐释构建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框架的中国方案。文中存在的不确、不妥之处,还望同人批评指正。

一、大国冲突对抗关系的终结

稳定与和平相辅相成,大国关系框架在总体上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武力对抗。反过来,也可以说,大国关系框架能否保持稳定,是国际秩序能否得以正常维系、世界能否和平安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型大国关系的“新”,首先在于相互之间不再以武力与战争相威胁,将和平共处视为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2013年6月,习近平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站在时代高度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原则与目标给出科学概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5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发表演讲时再次指出:“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

历史上,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屡屡发生,霸权争夺司空见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通常会选择挑战现有霸权国,而霸权国不甘坐以待毙,战争成为两者之间的唯一选项。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形成一个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近代以来,大国之间先后两次展开殊死较量,主要表现为新崛起的德国和日本对当时分别在欧洲与东亚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和美国发起的挑战。冷战时期,大国关系形成的两极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秩序的稳定起到有利作用。但两极格局的出发点是对抗,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虽然彼此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但军备竞赛和军事威胁几乎一直存在。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率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并将“不冲突、不对抗”明确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在理论上终结了从殖民主义时代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对峙、对抗,相互攻讦,不遗余力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历史,开启了大国关系新时代。和平取代战争成为大国关系新常态,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发生,在于现实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走出了一条与以往崛起国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机遇看,二战结束至今70多年里,全球范围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人类社会赢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时期,在未来一个时期里大国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构建以和平与合作为主要方面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可能,世界主要大国都拥有核武器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为避免相互毁灭与整个星球的毁灭,无论是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还是冷战结束后各个大国之间,都尽量避免彼此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人们对大国对立和冲突的加剧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始终抱有清醒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间经济、社会往来日益增多,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性改变,明显降低了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与对抗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恐怖主义猖獗等诸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大国的携手合作和共同行动,并成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内生性动力。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没有重现历史上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促成大国关系完成从旧到新、从量变到质变过程中的关键变量。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立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同年11月发表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更加明确地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立场:同发达国家“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没有通过挑战和颠覆西方大国途径谋取新的霸权地位,而是通过同世界各国全面深入开展互利合作发展自己,明显降低了其与西方大国之间发生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人类社会不愿再次经历大国严重冲突或剧烈对抗,也无力承受由这种冲突与对抗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大国关系从二战之前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关系,过渡到冷战时期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相互攻讦与威胁,发展到今天和平与合作成为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深刻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凡是能够称之为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其完成必然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与挑战。作为西方大国的代表,美国的立场与态度是一个关键因素。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中国如何应对,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学者谢韬认为,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抵达广州开启中美直接贸易到今天,有两个长期目标贯穿美国对华政策:通过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带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商业层面)以及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层面)。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对华政策增加了一个新的长期目标,那就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层面)。这三个长期目标,也可称为美国的三个“中国梦”。在特朗普当选前,大批美国政治精英认为,这三个梦早已完全破灭。特朗普执政后,对于美国高层而言,这三个梦的破灭带来的失望和沮丧变成了“无法承受之重”,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偏激极端和中国的“正当防卫”,必然使中美之间产生“新型大国对抗关系”(confront if necessary,cooperate if possible)。朱锋的观点也十分明确,目前“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美国特朗普政府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做法,已经构成了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分析中典型的‘范式变化’(paradigm change)。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也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国际战略环境最为深刻和严峻的变化”。

如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成功应对包括来自美国的各种困难与挑战,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由理论变成现实,让“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成为可能,需要中国拿出前所未有的智慧与勇气。

二、相互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的制度与模式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如果大国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就不会存在任何冲突和对抗发生的可能性。在殖民主义时代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虎视眈眈,都将把对方击败、摧毁甚至消灭视作头等重要任务。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使用武力将对方国家彻底征服的可能性下降到历史的低点,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经过大体和平环境下多年的发展,大国之间的相互尊重的内涵出现新变化: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予以尊重的必要性日显突出。针对西方大国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提升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并使用威胁、胁迫等手段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习近平明确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

就目前情形看,与“不冲突、不对抗”,即不侵犯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相比,在制度与模式选择方面实现“相互尊重”,对于西方大国而言需要经历更多的心理磨难与痛苦。新兴市场国家不反对西方大国走自己的路,但西方大国却对新兴市场国家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发展实际的制度与模式持排斥甚至敌对立场,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没有按照自己的设计走西方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一种不容宽恕的罪过。在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发展实践成功地证明自己的制度与模式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之后,西方大国依旧没有放弃固有的优越感,以西方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否认新兴市场国家成功的正当性,不愿意接受和承认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的事实。这种情形在中美之间表现得最为典型。中国不但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实行与资本主义有着很大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希望通过把中国接纳为国际体系的成员、把中国改造成西方国家的意图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恼羞成怒、一意孤行,有罪推定,将中国单方面判定为挑战美国地位、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的崛起国,并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对中国加以遏制与打压。美国长期研究全球事务中的中国问题的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美国夸大了存在(或者曾经存在)“一个单极的自由世界秩序”,以至于误判或者错选了相关证据(那就是中国外交如何处理同各种秩序及其相应议题的关系,社会科学家称之为“选择因变量”)。

在国际力量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相互尊重的形成需要相关国家认识与认可这种变化发生的合理性,需要根据已经发生的变化通过和平方式完成新的相互认知和定位。选择符合本国发展实际的制度与模式,而不是跟着西方国家身后亦步亦趋,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在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层面表明政治多极化、经济社会制度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推动力的来源。和而不同,将世界多样性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千差万别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趋势。西方国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一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西方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形已经成为历史,现代化即“西化”的结论早已被证明不能反映二战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面貌;大国应该做到“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差异和分歧……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才有可能避免被历史潮流淘汰的命运。

在和平年代,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符合世界各国与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不同制度国家间最大的共同利益。同为市场经济国家,经贸联系完全能够成为大国利益的主要交汇点,共同利益完全能够成为相互尊重关系赖以成立的坚实基础。那种认为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有别的国家之间必然势不两立,在各个方面都非此即彼、不能兼容,不能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观念,严重脱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现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直主张在国际合作时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1989年11月他在会见基辛格时明确指出: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利益。习近平更加明确地把共同利益界定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拜登会谈时谈道:“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有充分信心、持久恒心,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不要让这样那样的矛盾、分歧左右中美关系大局,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2017年3月,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再次强调:“发展中美关系要坚持正确方向,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实践证明,在不同方面和层面,大国之间共同利益和分歧各不相同。经济、社会制度存在差异的大国之间完全可以做到求同存异,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致力于推进在有重要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将矛盾和分歧缩小、限定在特定层面和范围。以中国为例,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国家眼里很“另类”,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影响中国通过融入开放性世界经济,与其他国家不断增强经济联系获得自身发展。对中国自身发展而言,“中国对外部世界打开国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开放性、社会流动、就业选择以及信息源”。

在一般情况下,相互尊重以实力的大体接近为基础。如果一国具备了其他国家无法使用强力和非强力的手段加以摧毁、制服的能力,也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对方不得不尊重的资格。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拥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与影响,但中国从来没有产生改造美国制度与模式的意愿,也没有取代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想法。在美国不可能在军事上摧毁中国、采取非军事手段遏制中国也日益力不从心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与决心不断获得事实本身的证明,美国对中国走向富强的现实认可程度将不断提高,中美相互尊重的程度也将日益提高。

三、从“权力政治”到“规则政治”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美国发表演讲时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成员,中国主张随着奉行“强权即真理”哲学的世界逐步转变为主要以制度规则协调相互间关系和利益的世界,大国关系亦应由基于战争冲突的“权力政治”向基于制度机制的“规则政治”转变;国际体系应该与时俱进,通过不断改革与调整增强公正性与合理性,国际组织和机制尤其应该增加开放性与包容性,为大国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提供制度保障。

一个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的国际秩序,一个具有全覆盖或基本全覆盖特征的国际体系以及一套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对于人类社会告别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告别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没有重蹈从前大国相互搏杀的覆辙,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类社会成功吸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秩序、体系和规则建设方面取得前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各国的发展以及伴随这一发展发生的权力分配与转移,提供了能够经由和平途径实现的国际关系框架。

二战结束前,大国之间的战争是霸权更替、国际体系的改变主要途径。一些西方国家获取大国地位后,主导形成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国际体系,按自己的意愿主持制定国际规则;另一些西方国家在接近或超过西方大国过程中,往往采取战争手段挑战和颠覆前述西方大国的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20世纪初,德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崛起后,又寻求颠覆凡尔赛体系,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明治维新后,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朝,颠覆了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华秩序”,又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华,挑战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领导地位和华盛顿体系。

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霸权主义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任何大国都难以继续做到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是联合国成员国,拥护联合国宪章弘扬的主权平等原则,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与体系。今日的国际秩序与体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也主要是在西方大国主导下形成和创设的。但与以往的情形不同的是,非但在西方世界没有出现新的挑战者,新兴市场国家也没有像历史上的一些崛起国那样扮演破坏者、颠覆者和革命者的角色,而是与西方大国一道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与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分工,与不同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发展自己。正如中国学者秦亚青所指出的那样:“二十国集团是保障国际秩序的需要,因为保证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意味着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金砖国家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而是试图维护并改善现有秩序;不寻求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是均以与对美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寻求以制衡原则结盟对抗原有大国,而是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合作结果。”

中国是现有国家秩序与体系的模范维护者和遵守者,尊重并加入二战后国际社会产生的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重要国际组织、经济合作机制和金融机构,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等各种全球、地区性国际机制,还与其他国家共同倡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等多边机制,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为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搭建和提供沟通平台。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与欧洲国家、金砖国家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中国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确保各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中国推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此外,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创设或首倡的新的国际机制与组织,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更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平等性,是这些新的合作机制与组织的共同特征。正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在共同维护国家秩序与体系、遵守国际规则方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主要来自美国。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公开打出“美国优先”旗帜,实行带有浓郁反全球化性质的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政策,不仅退出或扬言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而且还成为自己参与制定的许多国际规则的破坏者。这种为一己之私不惜将全世界陷入失序与动荡的做法,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反对。在未来一个时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要经历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倡导的继续推进全球化进展,主张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的力量与反全球化、主张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力量的长期博弈的过程。

四、平等的伙伴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既不是对抗关系,也不是等级关系、依附关系和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伙伴关系。中国致力于与其他大国构建具有超越性、平等性与不针对第三方的伙伴关系,强调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为大国之间交往开辟了新路径。

殖民主义时代,对抗构成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各自划分势力范围,拥有各自的盟国,东西两大阵营在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殊死较量。无论在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还是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盟主与盟友之间都是不平等的,带有浓厚依附与从属色彩。

今日,以霸权主义为代表的冷战思维残余在某些西方大国那里依旧存在,但由于冷战结束后不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划定势力范围,不以意识形态区分敌友,不输出发展模式,冷战背景下形成的同盟关系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

习近平指出:“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近年来中国外交在推动与其他大国共同构建平等伙伴关系方面不断获得新的进展。

欧洲是当今世界重要一极,欧盟及其成员国是美国以外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国家集团与国家。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有利于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中欧作为世界上两大文明和两大力量,我们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都坚守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都致力于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多于分歧。我们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是朋友,而不是敌人。”目前,中国与欧盟共同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此外,中英之间没有因意识形态差异或一时一事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两国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两国在超越集团对抗、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探索和实践方面付出巨大努力。

金砖国家在构建平等伙伴关系方面,发挥了很好的创新引领作用。习近平指出:“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金砖合作机制契合五国客观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大势。”目前,金砖国家已经构建起四大伙伴关系,即维护世界和平的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弘扬多元文明的伙伴关系、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

中俄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优先方向。经由两国的共同努力,目前两国已经建立起成熟、稳定、牢固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肩负起压舱石和稳定器的重要使命。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曾这样评价:“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新型的大国关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新型伙伴关系有以下的特征:首先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并没有建立一个针对第三国的同盟或者联盟。中俄之间的合作有着自己的驱动因素,也有着自己的一些逻辑的基础,它并没有对邻国或者其他的大国构成威胁。俄罗斯和中国并没有选择相互制衡,而是相互补充,在政治、经济、人道主义和其他的领域都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在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实现亚洲繁荣振兴方面,承担着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在已经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两国一致同意,把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确定为未来发展方向。目前,中印双方关系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两国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空前扩展。

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除了与西方大国和金砖国家普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外,中国还与日本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与澳大利亚建立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建立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初步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方面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五、均衡发展、合作共赢

和平与发展联系紧密,在人类历史上,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平带来经济繁荣的例证不胜枚举。发展离不开合作,世界经济越发展,国家间相互联系越紧密。冷战结束以来,虽然局部地区的冲突时有发生,但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经基本不存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际关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与变化。在殖民体系的瓦解、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速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类社会开始告别你死我活、我赢你输的丛林时代,所有国家与民族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特征日益显现;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和利益交融,使一国的富强以对别国的剥夺为前提的时代成为历史,合作共赢成为所有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新兴市场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通过与西方大国开展合作发展自己。正像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是要动谁的奶酪,而是要努力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这一深刻变化,让大国之间的对抗与争斗几乎失去任何价值与意义。

“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发展实践中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以邻为壑,把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只有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把自己的发展机遇不同程度地转化成世界各国的发展机遇,把世界各国的发展机遇不同程度地转化为本国的发展机遇,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实现共同发展,才能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最大化。共同发展,互为发展机遇与条件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为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2013年9月5日,习近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一个月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再度强调“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开放式发展”。“我们要毫不动摇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中国希望西方大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加大开放力度,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所引发的对全球市场稳定和开放的关注,与美国基本是一致的,也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反复向美国强调,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双方要集中精力做大合作蛋糕。“发展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美国发展好了,对中国有利;中国发展好了,对美国也有利。”“中美两国发展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方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中国同样致力于与欧洲共同加大市场开放规模,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希望与欧洲一道共同擘画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相结合,构建亚欧大市场,让亚欧两大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的宏伟蓝图。

金砖国家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在不断提高开放力度,实现共同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中俄两国都面临民族复兴的重要使命,两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关键时期。中国与俄罗斯国情不同、条件各异,但在金砖机制框架下彼此密切合作、取长补短,共同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明显有利于欧亚大陆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和更高水平的发展。发展是中印两国最大的共同战略目标。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印度深化互利合作。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双方在通过合作发展实现优势互补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如果中国向西开放和印度“东向”政策实现对接,两国就有可能共同打造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和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从而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引擎。

开放与共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均衡发展与互利共赢。通过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成为可能,鼓励、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发展轨道。在西方大国的发展利益得到实现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互利共赢由理想变为现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缩小,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发生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共同发展中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也为发达国家创造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大国的实力日趋接近,大国关系格局在新的意义上出现新的均衡,也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导致大国关系格局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化与调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持续走强,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突出表现在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地位相对下降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地位的上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的不断缩小,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大国实力的日益接近,不仅使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趋于对等,有利于相互尊重,也有利于相互关系在更为平等和均衡的层面实现良性互动。

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国际社会地位显著提高。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群体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落后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这种不均衡发展状况开始发生改变。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2018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金砖国家坚持发展优先,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取得了突出成就。2018年,“金砖”总产值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5%,贸易额世界占比16.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根据预测,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到2030年,在经济总量最大的十个国家中,四个是发展中国家,前三个国家中(中、美、印),两个是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经济总量最大的前十个国家中五个是发展中国家,前三个国家仍然是中、美、印三国。麦迪森推测,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达到世界的23%,美国为17%,印度为10%,西欧国家合计达世界的13%左右。可以预期,未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群体,尤其来自金砖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大国的共同发展,对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六、结语

构建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框架,是一个先确立方向,后探索路径、充实内容和完善形式的长期过程,需要相关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与创新。

世界主要大国之间不再重蹈对抗冲突的覆辙,而是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可靠保障,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世界各国与人民的共同心愿,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无论怎样论证都不会过分。

构建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框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习近平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深刻揭示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特征和规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科学地回答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原则与目标等重大问题,为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对于构建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框架具有关键意义。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将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和打压政策,双方在网络经济与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然而,由于中国将继续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美关系,同时中国对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利、维护中国人民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有着不可动摇的决心和意志。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想取代美国,而美国也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改变中国,更不可能阻止14亿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双方依旧会在一定限度内维系协调、合作、稳定的双边关系。

随着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平合理方向的发展,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不断提升,大国关系框架也将不断趋于稳定与均衡,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权力的分配与转移也能够通过较为温和的途径加以完成。(注释略)

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4期 发表时间:202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