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服务业“走出去”的现状、面临问题与应对
—— 基于155个案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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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环境服务企业积极打造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与运营管理能力,不断开拓海外市场。通过梳理发现,环境服务业“走出去”项目主要分布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环境服务业“走出去”项目的细分行业分布广泛,在固废和水处理领域表现突出;环境服务业“走出去”形成了多元化的合作方式。当前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存在陷入“低迷期”的风险。为推进环境服务业“走出去”,更好支撑绿色“一带一路”发展,应积极推进国内产业健康发展以壮大企业,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完善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为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搭建先行平台;创新环境服务企业“走出去”模式,提高海外环境服务质量;加大绿色金融扶持力度,畅通企业开拓海外业务的金融支持渠道。

关键词:环境服务业 “走出去” “一带一路”

环境服务业是指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服务活动,是环保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由产业升级的需求而产生的新兴服务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分支。环境服务业主要包括环境咨询服务、环境监测服务、污染治理及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服务、环境工程建设服务、环境贸易与金融服务、生态修复与生态保护服务及其他环境服务等活动(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2015)。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和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为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通过调研,梳理了“十一五”以来环境服务业“走出去”的155个典型案例,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的趋势和特征。

一、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的现状

环境服务业“走出去”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绿色公共产品,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具体体现,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环境服务业产能外溢、提高企业营收的重要渠道。从实践来看,一方面,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环境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在促进东道国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面临着较高的环境风险,如东南亚水和空气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中东和中亚水资源匮乏、土地沙化,中东空气污染严重,南亚、西亚存在水污染和荒漠化问题(余晓钟等,2021)。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这些国家在环保领域工程设计、技术、设备等领域需求旺盛(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2017)。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环境服务在水处理、固废处理、大气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等细分市场领域快速发展,在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设施运营维护等环节形成了特有的产业优势,产业规模和能力水平不断提升,但行业趋于饱和、竞争加剧(王世汶等,2020),企业经营毛利率下滑,加之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借助自身优势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环境服务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路。

(一)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项目地域分布相对集中,在“一带一路”国家占比超过六成

数据显示,63.9%的项目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签约国家。从具体地域分布来看,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项目占45.1%,其次是北美10.3%、中欧9.7%、西欧6.5%、北欧和南欧各占5.2%,其他地区项目较少(图1)。

(二)环境服务业“走出去”项目的细分行业分布广泛,在固废和水处理领域表现突出

从走出去的项目领域来看,固废项目占40.6%、水处理项目占32.3%,海水淡化项目占5.8%、市政供水项目占5.2%,土壤修复、环境监测项目各占3.2%,其他包括能源、环卫服务、大气治理等项目占比较低(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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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服务业“走出去”形成了多元化的合作方式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主要形成了中标海外项目、收购(参股)海外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主要合作方式。其中,中标海外项目占52.3%,收购(参股)海外企业占33.5%,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占11.0%,与国外企业合作成立子公司占3.2%。如2022年2月,中国电建中标南美最大垃圾发电项目——巴鲁埃里垃圾发电工程总承包(EPC)项目。该项目作为巴西首个垃圾发电项目,可处理74万人产生的垃圾,为32万人口提供电力服务,实现固废资源化利用,为巴西乃至拉美区域的城市垃圾处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二、环境服务业“走出去”面临多方面问题和挑战 

梳理项目数量发现,2006―2014年,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处于萌芽状态;2015―2016年快速发展,2016年达到高点。这在一定意义上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有关,但之后呈下滑的态势。此外,从财务数据来看,国内企业中标海外项目和收购/并购海外环保企业两类案例所涉及的合同金额在2017年达到高点,但之后也呈下滑的态势(图3)。

环境服务业“走出去”除受中美贸易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还面临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我国环境服务业企业“多”“小”“散”,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呈“点状出海”的态势,在我们梳理的155个项目中,26家企业均只有1个“走出去”项目,涉及2个、3个、4个“走出去”项目的企业分别有6家、4家和5家,“走出去”项目在5个以上的企业只有11家(图4)。深层次看,反映出我国环境服务业市场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产业规模偏小、融资能力偏弱、市场集中度不高。譬如,2020年列入全国环保产业重点企业基本情况调查和全国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的13105家环境服务专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合计6974.9亿元。其中,营业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占比仅有7.1%、营业收入占比高达79.8%,而营业收入在2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微企业数量占比76.3%、营业收入占比仅有6.5%。可见,环境服务企业数量虽多,但企业规模较小,龙头企业数量较少。而且尽管91.0%的“走出去”项目来自上市公司,这些企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自身综合实力较弱、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低,而且基础研发不足、原创新技术较少,国际竞争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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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服务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不足。与国外同行相比,“走出去”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普遍较低(肖凯聪,2022),北美和欧洲凭借自身产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占据全球环境服务产业领先地位,2019年产业规模分别达到4751.23亿美元和4018.81亿美元,分别占比37.56%和31.77%。调研表明,我国环境服务业“走出去”项目主要来自民营企业,占59.4%,其次是国有企业(24.5%)和央企(15.5%)。这些企业国际化基础比较薄弱,缺乏以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融资及管理大型项目的操作经验,其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并不明晰,对于海外市场环保法律法规、环境标准及具体的市场需求等缺乏充分的研究,对东道国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不够畅通,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等突发风险应对能力较差。比如,从环境技术走出去来看,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2020年我国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的97.6%布局于国内,对外申请专利占比不足3%。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法国的环境技术专利海外布局比例均超过50%。

政府支持体系不完善。我国尚未将环境服务业“走出去”作为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进行布局,相关部门推进环境服务业“走出去”的政策协同不足。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部门组建了平台,如“一带一路”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等,梳理了东道国投资环境、法律环境、环保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但其提供的信息、法律咨询等服务不够全面和细化,缺少对外沟通交流的载体,技术交流和转让方面的服务不足,尚未形成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和服务支撑体系。

我国环境服务业正处于竞合关系变化期,中小微企业生存艰难,难以顾及“走出去”。我国环境服务业经历了高速发展后,进入规模相对平稳的新阶段,产业规模、竞争格局、业态发展发生重要变化。特别是“十三五”时期,社会资本、央企、省级平台企业纷纷进入环境服务业。比如,近几年国企央企逐步融入,各市场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发生改变,国企央企逐渐占据主导,各方的竞争与合作均需磨合调整,战线很长,影响企业经营。根据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数据,纳入统计的企业数量从2016年的6566家增长到2020年的15556家,市场过度竞争问题日益凸显,环境服务业营业收入虽然总体仍在增长,但利润率总体呈现下滑趋势。利润率从2016年的近14%下降到2020年的9.6%。其中,93.9%的营业利润集中在年营业收入1亿元以上的1414家企业,营业收入在2000万以下的企业营业利润占比仅0.3%。环境服务业企业普遍反映,近年来企业生存艰难,难以顾及“走出去”。环境服务业平均营业利润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行业仍以小型规模经济单位为主体,业内小微型企业数量占比77.1%。由于大部分小微型企业难以有效解决企业刚性成本上扬、其在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从而拉低了环境服务业的整体营业利润率(柴蔚舒等,2021)。

三、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国内产业健康发展以壮大企业,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在国内环境服务业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应从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加强市场监管与行业监管、理顺竞争格局等方面着力,提高环境服务业的市场集中度,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环境服务业龙头企业,提升综合环境服务能力,为环境服务业“走出去”提供支撑。一是持续深化市政领域污水处理价格改革,引导地方政府择机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按照覆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污泥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健全污水处理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完善环境服务业监管信息化体系,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进一步提升对环境服务业的监管能力,适度提高环境服务业部分领域(如环境监测、环评、生态修复等)市场准入条件并完善行业标准。三是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引导央企、省级环保集团、民营企业有序竞争,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竞争有序、分工合作的市场格局。四是引导环境服务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布局全球研发体系,可采取“揭榜挂帅”推进核心技术攻关,在技术和成本上提高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完善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为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搭建先行平台。可考虑将环境服务业“走出去”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援外项目中更多考虑环境服务业项目,将环境服务业作为“一带一路”优先支持领域。提升“一带一路”平台服务水平,为我国环保企业提供相关国家的生态环境现状、法律政策、准入标准、治理标准等信息,并提供法律、税务、财务等多方面的顾问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提高风险意识。借助“一带一路”现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对接,协助中方企业规避当地法律风险,为我国环境服务业顺利开展业务提供支持与保障。通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博览会、展销会等平台和载体宣传中国环境服务企业的技术和服务优势、海外成功案例,提升我国环境服务企业品牌效应。

第三,创新环境服务业“走出去”模式,提高海外环境服务质量。积极探索环境服务业与产能合作项目、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有效结合,实现“抱团”出海。一是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组建专业化环境服务公司,引导企业采用“联合体投标”、海外并购与参股、成立合资公司、合作运营海外项目、与发达经济体环境服务企业共同开发沿线第三方市场、环境服务专业人才输出、依托国家层面的战略合作与经济往来输出环境服务等多种形式走出去。二是提高我国环境服务业供给水平,增加行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引导环境服务业充分了解和尊重目标国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为目标国家和地区积极提供全方位、体系化、一揽子的环保解决方案,回应东道国差异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服务需求。三是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注重将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发展业务的同时要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贡献,降低经济波动对当地业务的负面影响。鼓励环境服务领域商业模式创新走出去,打造一批最佳实践案例,发挥示范效应。

第四,加大绿色金融扶持力度,畅通企业开拓海外业务的金融支持渠道。一方面,完善针对环境服务业“走出去”项目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出台更多重点支持环境服务企业走出去的优惠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绿色资产配置、强化环境风险管理,提升金融业支持环境服务企业开拓海外业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健全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体系。通过加强政策激励、鼓励产品创新、扩展产品服务领域、规范交易流程等方式,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创新,为环境服务业“走出去”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陈健鹏 高世楫
杜倩倩(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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