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恒: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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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90多年来,人民军队始终把党指挥枪作为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坚持这一原则,人民军队就发展壮大,红色江山就永不变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兴旺发达!

从苏共亡党亡国说起

1991年,世界上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轰然解体,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被赶下台。这一“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苏共在有20万党员时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有200多万党员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有2000万党员时却亡党亡国。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此都没有思想准备,就连死对头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也惊呼:“天哪,我们太走运了!”对于导致这样一个不可思议事件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有的归因于“斯大林模式的僵化”“苏共党内出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叛徒”;有的提出“民族矛盾分裂说”“西方和平演变说”;还有的从政党腐败、意识形态失控等方面找原因……

然而无论原因有多少,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作为苏共缔造和苏联政权重要支柱的苏军此时在干什么。让人惊讶的是,此时的苏军大多选择了沉默。苏联军官国际联盟执委会主席叶?伊?科佩舍夫曾在“8?19事件”后走访了开进莫斯科的部队,了解到当时只有极少数军队站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边,更多选择无所谓,因为军队当时受的教育是军队要非党化、军队是保卫国家的,“军队已经非党化了、不听党的指挥了!”多数部队拒绝执行命令,一些还临阵倒戈,给苏共致命一击。

从苏共夺取政权时掌握的制胜利器、到打败白匪军反扑,从抵击西方多国武装干涉、到战胜德国法西斯军队,那时的苏军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是钢铁洪流、无往而不胜,几度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立下赫赫功勋,真正做到了听党话、跟党走,誓死保卫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苏军在几十年后苏共命悬一线、国家危亡之时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走向自己缔造者的对立面?

原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通过修改宪法、出台《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等,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这就等于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取消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西方忽悠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就这样在苏联轻而易举地实现。可见,不是苏军抛弃了苏共,而是苏共主动放弃了苏军,其导致必然的恶果是,苏军“依法”旁观了苏共的崩塌。

历史是一面镜子。苏共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过了70多年光辉历程;放弃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到一年就亡党亡国,这是血的教训!军队领导权和指挥权如果不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就可能导致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葬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党在对军队的领导上始终保持了高度政治清醒。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反动军队的血性屠杀中清醒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毅然走上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八一、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拉开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三湾改编”,首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党对军队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官兵;古田会议,明确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长征途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受住了与张国焘分裂行径的考验;抗日战争中,经过与蒋介石政府的坚决斗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巩固;解放战争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加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不仅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还把军队纳入国家体制。1949年9月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这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完善了我国的军事领导制度。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整个军事工作。八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具体工作中,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的中央军委实际是一个机构、一套班子、行使同一种职能,这就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国家对军队的领导融为一体,从而确保了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高度一致性。

习近平主席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高度重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天就谆谆告诫,“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必须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要求,“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将党章总纲里“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中的“领导”修改为“绝对领导”,并将“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党的基本方略,同时首次把“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进一步确立了党在国家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治国理政和建军治军规律的认识深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领导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其突出的特点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这就实现了党领导军队和国家领导军队的高度统一。这是历史经验的理性升华,也是面向新征程的时代要求。

军队的缔造者未必是其天然领导者

一般而言,一支军队会深深打上其缔造者的阶级属性和性格烙印,如果掌控有力,军队的缔造者通常会成为其领导者。但如果管理和掌控上出问题,也会导致大权旁落、军旗变色。

从我国历史看,封建王朝末期的历次农民起义,最初的发起者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底层平民,军队的构成主体也是平民,但由于起义军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正确的纲领引导,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没有远大的目标追求,很容易迷失前进方向,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被统治阶级窃取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东汉末年的赤眉军最后被曹操收编,成为曹魏争夺天下的利器。隋末瓦岗军等多支农民起义军,最终被关陇豪强集团招纳,成为李氏家族开创唐王朝基业的马前卒。孙中山领导创建了志在“共和”的北伐军,却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窃取为谋取私利的机器。

从世界历史看,为自由、民主、人权而战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军队,被拿破仑掌握后,逐渐沦为维护帝制、四处侵略扩张的工具,不仅变了色,还彻底转了向。非洲许多靠军事政变建立的国家政权,不少还是被曾经拥戴自己的军队革了命。最典型、最可惜的莫过于苏联红军,这样一支由苏共亲手打造、风雨同舟数十年、立下无数功勋的英雄部队,最后却被苏共主动放弃。

军队的缔造者未必一定是其天然的领导者,现实的领导者如果不能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对军队采取强有力的掌控措施,领导地位也不会长久。执政党不仅要勇于和善于打造一支执行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强大军队,还要善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控军队。

兵者,国之大重,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我们党是有高度政治敏锐性的政党,在对军队的领导、指挥和掌控上从不含糊、决不妥协。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由于受王明“左”倾思想影响,我军政治工作发生严重错误,取消党委制,随意扩大政治委员的权限,不适当地突出政治部门的地位与权力,党对军队的领导受到削弱。1934年2月,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总结红军创建以来的实践经验,又一次明确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使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进一步确立。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向我军派遣政训人员等,妄图吞并和控制这支共产党的队伍,党内也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八路军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把政治部改成政训处;新四军中,政治委员以副职身份而不是以共产党和政治机关代表的身份开展工作,模糊了党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性质,严重削弱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及时把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恢复起来,从而使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特别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得到固化,不仅加强了抗战时期我军政治工作,而且对我国军事领导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军队的领导在挑战考验中不断成熟。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些人片面理解“正规化”,照搬苏军的体制制度,强调以“一长制”代替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有所忽视,一定程度削弱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54年毛泽东在审阅我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再次得以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得以巩固。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长期受“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影响,强调“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大搞无限上纲和实用主义、形式主义,把政治工作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严重破坏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给党的领导和部队建设带来很大损害。伴随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不断恢复发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确立。

新时代,习近平主席领导全军砥砺奋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在正本清源中强化。从扎实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到召开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从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到深入开展干部工作大检查、财务工作大清查等专项清理整治……全军上下在统一思想中强化政治引领,在回归初心中增强使命担当,在革除积弊中提振军心士气,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原则越来越强,聚焦打仗导向鲜明,一个正本清源、聚力强军、革弊鼎新、重塑威信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加坚强巩固。

我军建设、改革和作战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是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巩固政权、保卫政权的和平建设时期,党之所以能够把军队牢牢抓在手上,人民军队之所以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定不移跟党走、一切行动听指挥,与我们党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武装部队密切相关,与坚持并不断完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支部建设在连上等一系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科学制度密切相关,与同各种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密切相关。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军队担负的艰巨繁重的军事任务,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大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有多重要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经典论断,指明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特别是干部工作间的关系,为建设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加强党对干部的教育管理指明了方向。

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容易,抓好政治路线的贯彻更不容易。光有思路、部署和举措,没有优秀的干部来干,也难以成事。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理想再远大、路线再正确、政策再科学,如果管不住干部、带不好干部,团结不好大多数,激发不了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创造性,也是空想、妄想,最终会葬送自己的事业。

唐明皇李隆基罢免贤相张九龄后,重用对上逢迎的李林甫为相十几年,造成朝政废弛,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强盛一时的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明末的崇祯皇帝也曾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复兴大明王朝,但在用人上却反复无常,4年换了5个首辅,其他大臣和地方官员也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造成干部队伍不稳定。他既讨厌佞臣又猜疑能臣,清除了“宦官专权”的用人积弊,一定程度纯洁了干部队伍,却冤杀了袁崇焕等一干忠臣良将,造成想干事、能干事者噤声,最后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只落得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煤山时,只有一个宦官跟随。

孙中山领导推翻封建帝制,提出“三民主义”,建立国民政府,创建了国民革命军,但由于干部队伍建设跟不上,胜利果实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窃取。戈尔巴乔夫当政时,严重违背马列主义干部路线,放弃对选举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领导,导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州、直辖市书记中90%以上被更换,各级领导岗位很多被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占据,亡党亡国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党从来就是彻底的唯物者,总是将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与组织建设捆在一起,将革命的政治路线与革命的干部队伍结合起来抓。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坚持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围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干部和人才队伍,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诚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逐步建立保证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干部工作制度。主要包括以“管理法、训练法、游击工作、指挥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考察制度,与统一编制相配套的干部任免制度,以《纪律条令》《奖惩条例》等为代表的干部奖惩制度,以《红军抚恤条例》《红军优待条例》等为代表的干部优抚制度等。这些党管干部的制度措施,从组织上保证了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巩固,使红军经受住了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的考验,为人民军队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继承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确立了正确的干部路线与干部政策,干部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并走向成熟。比如,提出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广泛采用“容”“化”“用”“优”相结合的方法吸收知识型人才,同时还开展整风运动、审查干部、大生产运动来强化干部以坚定政治信念,纯洁巩固干部队伍,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有效克服了“小山头”“小团体”“小圈子”等不正常现象,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经受住了历史性战略转变和复杂多变形势的巨大考验,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解放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解放战争时期,党管干部制度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得以确立。1947年7月,总政治部下发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党委会条例,对各级党委在干部管理方面的权限作了明确,规定一切有关干部和干部工作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党委管干部必须经过各级政治机关组织实施等。至此,党管干部作为我军干部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在此期间,我军适应迅速扩军整编的需要,采用民主推选基层干部、抽调地方党政干部参军、动员知识青年入伍、争取敌军军官等办法,大量培养和提拔干部;确立干部调配的原则,大量向新解放区调整配备干部;建立了干部工作报告制度,积极向上级提供部队干部工作开展情况;为解决干部“缺”“弱”的问题,还建立健全干部培训机构体系和制度,加强干部培训。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党对干部队伍的建设管理,有效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解放区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党管干部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突出政治标准和打仗能力,深入解决选人用人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严格按照军队好干部标准培养和选拔干部;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鼓励实干,鼓励创新,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等。这些科学举措,进一步把优秀人才积聚起来,把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为强军兴军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和制度支持。当前,备战打仗考验更现实,改革落地任务更艰巨,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责任重大,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选贤任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要切实把干部选出来任用好,确保掌握枪杆子的人对党无条件、不掺杂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

枪杆子里面“保”政权

为克服抗日战争中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动员全党认真开展武装斗争,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从中国政治斗争历史方面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这一著名论断,是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得来的重要结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最初阶段,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这些工作对党的发展壮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党没有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当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举起屠刀时,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深入思考,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一再告诫党内那些对国民党反动派心存幻想的人:在兵权问题上不要患幼稚病,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争民族的兵权!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军队作为国家暴力机器,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和利益的工具。统治阶级和执政党只有掌握枪杆子、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反对阶级,否则就会被推翻、被统治、被压迫、被奴役,这是科学的真理、历史的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

然而古往今来,世界上因掌握不住军权和军队而身死国灭的事一直在发生。五代十国的后周皇帝柴荣去世后,军权旁落,掌握军队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政权。清末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因抓不住军队,即使站在正义和进步的一边,即使有光绪皇帝作靠山,即使有宏大的纲领,在手握刀把子、枪杆子的保守派反攻下,也只能以失败收场。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20世纪70年代就带领游击队与殖民者作战,亲手打造了一支称雄非洲的精良军队,靠着这支能征善战的雄师赶走殖民者、建立国家政权,在总统的宝座上一坐就是30多年,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他执政后期思想懈怠,慢慢放松对军队的领导和管理,终致被后来掌握军队的将领以军事政变的方式赶下台。苏联共产党也是在主动放弃对军队的领导、失去军队支持后,才走向毁灭,导致整个国家体系的解体。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多姆所言:“苏联共产党同它们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

枪杆子里不仅出政权,枪杆子里还能“保”政权。一个政党要长期执政,必须牢牢掌握军队这个国之重器,特别是对于从革命状态转为执政状态的政党而言,绝不能有缔造了军队就一劳永逸、打下了江山就高枕无忧的丝毫放松。必须始终保持搞革命、打江山、夺政权时那种对军队的高度敏锐和铁一般的掌控,才能确保江山永不变色,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把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作为巩固执政地位的强大保障,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实现了领导国家政权与领导军队的有机统一、执政必执军与强国必强军的有机统一。这“两个统一”,核心就是要牢牢抓住军队、建好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与国内外敌人和破坏分子作英勇斗争,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坚决捍卫人民政权,坚决捍卫人民的和平劳动,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军队就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抗击“联合国军”,坚决完成剿灭武装土匪特务、平息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乱,胜利进行边境自卫作战,打出了国威军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形成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积极投身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服务和保障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依法履行香港、澳门防务职责,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分裂破坏活动,在十年动乱、政治风波中,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积极参与对外军事交流合作和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提供了坚强支撑。

新时代,人民军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领导下,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严密防范各类蚕食、渗透、破坏和袭扰活动,维护边防安全稳定;坚决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和侵权挑衅行为,有效处置各种空中安全威胁和突发情况,组织舰机“绕岛巡航”,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强大威慑;高标准遂行战备(战斗)值班、巡逻执勤等任务,持续兴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有效维护核、太空、网络空间等重大安全领域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坚决遂行反恐维稳;建立吉布提保障基地,实施海上护航,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遂行海外撤侨、海上维权等行动,维护了海外利益;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参加国家建设事业、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着力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2014年11月3日,《环球时报》刊登的《想搞垮中国者最恨“党指挥枪”》一文指出:“美国同中国博弈,西方要搅乱中国,如能削弱中共对国家的领导,这(指鼓吹“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观点)比做什么都有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执政的坚强柱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根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是党和国家的最大优势,也是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最大障碍。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使这一优势转化成强国强军的辉煌成果。

来源:党建网,http://dangjian.com/djw2016sy/djw2016xxll/202003/t20200330_5502904.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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