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休克，加速西方颓势
从感染人数看，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力已超过中国人熟知“非典”影响的1000倍，且到2020年6月底还尚未达到峰值。全球流动性按下“暂停键”，犹如人体因受外界猛击而致使血液循环锐减的医学“休克”现象。
令人关注的是，由于此轮全球化大休克引发的物流、人流与资金流等要素骤降，导致过度依赖金融业、旅游业、服务业、娱乐业的欧美国家社会矛盾激化，长期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与道德优势日益崩塌，西方世界出现五百年未有之颓势，且在加速。
首先，疫情导致跨境人流的大面积阻断，全球化“失魂”。如“地球村”概念提出者麦克卢汉所说，“人的延伸”是全球化核心。人的流动受阻，全球化“失魂”之病日益严峻。截至6月初，共有178个国家（地区）采取了对人员入境的相关措施。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报告显示，全球跨境旅游人数2020年将同比下降60%-80%。全球旅游业超过1亿人面临失业，遭遇史上最严冷的寒冬。美国失业率一度超过20%，接近1929年大萧条时期。6月中旬，迫于经济压力，欧美国家开放边境，重启体育联赛，推出拯救旅游业的各项政策。这势必导致疫情反弹。有美国传染病学家预计，一年内新冠疫情可能导致西方国家3000万以上的感染预估，概率在提升。然而，越受感染，越害怕失业，越需要重启经济，越可能中低收入者被感染，越有可能扩大失业，恶性循环暴露了西方治理体系的失效，失业人群、超预期的病死人数更撕掉了西方长期标榜人权、博爱价值理念的伪善面具，暴露了偏袒于富人的不平等社会制度。过往令世界所敬仰的西方道德优越感淡然无存。
其次，疫情导致物流、信息流的全面降速，全球化“缺氧”。欧美国家停航数周，航空业市值暴跌，90%航空业人员面临裁员或降薪，出现史上最糟糕的年度惨状。以航海运输煤铁矿等工业原料为主要指标的海岬型船运价指数（BCI）自年初1646点一度跌至负355点，原油期货交割价出现史上首次负值，这些都意味着长期西方主导的世界货物航运的经济状况之惨状。多数欧美国家起初依赖封城、暂停跨境交通等紧急行政措施来抗击疫情，却无法配套维系全民正常生活的应急物资、组织检测、治疗资源与物流体系。尤其在欧美多个国家频频曝出饥饿致死、病死家中多日无人问津等惨状，欧美国家公共医疗体系的弊端暴露无疑。更糟糕的是，决策者不是反思本国治理体系，亡羊补牢地升级基础设施，弥补物流与信息技术的滞后，而是“甩锅”他国，转移公众视线，推卸责任。可以想像，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工业群落将进一步按后疫情时代的市场化规律进行重组，物流与信息流日益呈现落伍之势的欧美国家将面临下一轮的产业危机。
第三，疫情导致金融恐慌与全球资金池动荡，全球化“失血”。疫情引起的恐慌情绪一度达到数十年来最高值，美股四度熔断导致大批资金寻求避险。美国政府饮鸩止渴，靠无限量宽的“洪水漫灌”政策与财政赤字扩张等方式，在经济尚未恢复前以“挑雪填井”的逻辑托住股市，导致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大幅度走低，资本市场与汇市剧烈动荡，意味着资金在部分领域的“失血”。6月初，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超过7万亿美元，三个月疫情期的增加额已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六年的救市额度。这些救市未能普及欧美国家的普通民众，反而拉大了贫富悬殊，黑人弗洛依德被跪致死事件导致美国前所未有的社会骚乱及其国际蔓延，折射了欧美国家的社会愤怒。目前，美债已超过史无前例的26万亿美元，仅年利息就达5000亿美元，超过一个中等规模国家一年GDP总量。无限量印钞令美元的国际公信力狂降，财政扩张与债务积累，美国可能正在迎来国家破产的“明斯基时刻”，而整个西方领衔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迎来百年的变局。
苏醒后的全球化将呈现“趋中国化”趋势
全球化休克，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少欧美国家执政者助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三潮叠加”，试图浑水摸鱼，扩大本国利益。类似的做法肯定无助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
历史证明，大危机到来时，谁的战略站位更高，谁便会自然而然地被赋予重塑后危机时代的力量。自疫情全球爆发以来，中国以生命至上的理念，果断“封城”，减少疫情外输，借助本国制造业的全生产链，加足马力,为世界生产与出口医疗物资，全力倡导国际合作，为世界提供病毒数据与其他公共产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人口迁徙、商品交换、资金流动、技术变革等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了全球化不可能死亡，变化的只是全球化的重心、速度、方向而已。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重心的全球化已走了尽头。过去十年年均贡献1/3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国早已成全球化的新发动机。
疫情蔓延在强化中国作为全球化新发动机的地位。世界贸易组织预估，疫情将使2020年全球贸易缩水13%至32%。前4个月，美国对外贸易总额逐月下降，4月比1月下降了22%。中国在2月触底后呈反弹之势，5月份已大体接近于疫情前的正常值。可见，国际贸易缩水主要源于美国，而中国则是全球贸易稳定的压舱石。全球跨境投资也严重萎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预估，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将缩水40%，但前5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超过8%。可见，后疫情时代，贸易与投资的“趋中国化”势头将越来越明显。
当然，新型全球化是万花筒。“趋中国化”势头并不等于中国取代美国的领衔地位，也更不意味着中国发展的格局变得一马平川。相反，中国数百年来第一次被推上全球舞台的聚光灯位置。而“美国世纪”可能终结，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而是退为区域强国。
疫情将瓦解原有的治理体系，权力结构进一步碎片化、分层化、区域化。由一个或多个国家集团主导着全球化的时代已终结（即不可能G0、G2或G20），而是有n种力量在不同层面影响或主导着全球不同的事态（即Gn）。
换句话说，这些力量不只是传统大国，更有区域强国、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意见领袖、智库、媒体等，组成了交叉重叠的国际权力网络，模糊化了全球权威归属，突破了主权归属权益，削弱了传统政治结构。全球化呈现了与比过去更复杂的境况，中国需要审慎思考、重新布局的战略议题。
中国应审慎思考后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趋中国化”之势将使中国成为深度嵌入全球错综复杂的大博弈中。中国对外博弈的对象不只是国家，且还有许多非国家主体。虽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肯定将强于过去，但矛盾交织的世界运行方式可能超过中国当下可掌控与预判的能力范畴。
对中国外交而言，仍然需坚持和平、合作、发展的传统理念。有不少国际势力不愿乐见中国崛起，甚至诅咒中国。有的则对中国发展产生的巨量影响充满焦虑与恐慌。有的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则空前高涨。对此，中国须对复杂矛盾进行分层管理，要敢于斗争，更须善于斗争；要追求合作，更须巧用合作。14亿人口中国仍长期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对外合作仍应以服务国内发展为主，对外抓主要矛盾，不轻易树敌，不随便承诺，不轻易揽活，不斤斤计较，保持谦逊，适当分享红利，以“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开放，以实现国家长远发展利益，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理念。
对中国企业而言，则需要立足全球、着眼长远、主动转型。疫情期正在倒逼中国企业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也促使中国企业借智能化变革、电子商务平台等重新规划产品与服务目标，重新布局产业链在各个区域、领域的定位。当务之急是，疫情导致的全球化暂时阻隔，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内需潜力的巨大价值，进而寻求企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新机遇。
对中国民众而言，同样需要重拾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防疫进程体现了中国人大局为重、上下齐心、自律互敬的社会成熟度，也重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观、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但全球化休克，中国不得不面对三十年来最糟糕的内外部环境。因此，民众需要放平预期，放弃奢念，而是在各自领域持有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平衡工作与生活、消费与储蓄、家庭与社会、短期与长远等日常矛盾关系。只有平衡好这些矛盾，才更有可能成就普通民众的圆满人生。
总之，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的程度远超预期。变局不等于定局，变局可能还有大变数。中国人切不可盲目乐观，而是戒躁戒骄，稳扎稳打，且行且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来源：人大重阳网，http://www.rdcy.org/index/index/news_cont/id/679901.html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