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的背景下，《全球“猎身”》讲述了印度IT工人如何通过以海内外劳力行为核心的中介体系进入世界信息产业，《流动社会的秩序》则讲述了彝族工人如何被以“领工制”为核心的中介体系带入到珠三角的代工企业中。劳力行和“领工制”均通过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用工，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承担输送劳动力的工具性角色，后者则在推动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兼具社会保护之职能。两部著作对学界的启示意义包括：（1）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很复杂，社会关系的运作可能进一步推动市场的“脱嵌”趋势；（2）劳工研究要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控制予以同等关注。
关键词：劳力行/领工制/社会保护/劳动力市场“脱嵌”/社会控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工人的社区生活形态与劳资关系的地方性差异研究”（14CSH069）。
作者简介：汪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工业化与劳工问题比较、劳工运动等；张书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区域工业化与劳工问题比较、平台经济下的劳工问题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生产弹性化、用工灵活化渐成趋势（Kalleberg，2009）。从企业生产组织形态看，福特制下大规模、一体化的科层组织被灵活的外包系统、全球代工体系所取代（Silver，2003；谢国雄，1989）。在用工方面，移民工人、劳务派遣工、学生工乃至乡村社会中的妇孺儿童等临时工群体，被广泛用于替代那些拥有长期合同和保障的工人群体，或形成对企业核心员工的补充（Silver，2003；熊秉纯，2010；苏熠慧，2015；陈慧玲，2018）。在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组织形态、用工方式变动的背景下，劳工研究中的两大经典议题值得关注：（1）社会是否仍然有约束市场过度扩张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能力？（2）对劳动力的组织与控制方式是否发生变化？范围是否仅局限于企业生产过程之中（Burawoy，1985）？项飚（2012）与刘东旭（2016）均以少数族群工人的流动经验及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组织为研究对象，对上述两大议题进行了回应。在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动的背景下，传统社会关系的运作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市场的“脱嵌”趋势；对劳动力的控制则可能同时存在于生产过程和劳动力市场之中。
一、世界工厂中的彝族工人
珠三角是全球制造业的代工中心，这里的大多数工厂都围绕着海外的订单组织生产。但受制于生产淡旺季和经济形势的波动，订单规模往往是不稳定的。变动不居的订单经济催生出灵活的生产组织策略，企业可能将做不完的订单外包给周边的小企业、家庭作坊或入厂包工队伍，也有可能紧急招聘大量的劳务派遣工、学生工或其他临工（黄岩，2012；郑广怀等，2015；刘东旭，2016）。由外包体系和临时工群体构成的非正规经济，确保珠三角的代工产业能在面对市场的变化时伸缩自如。
彝族工人群体是珠三角临时工群体中最为边缘的一支力量。刘东旭（2016）的专著《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以下简写为《流动社会的秩序》）向我们完整呈现了珠三角彝族工人的工作生活图景，并详细勾勒了彝人群体内部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方式。当汉族工人回家过年或学生工在暑期后返校时，彝人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劳动力市场空缺。而在用工需求较少时，他们只能待业或被迫接受更为糟糕的用工条件。彝人大多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省份的山区，长期贫困的现实是他们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因，而来自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融入障碍和外界对彝人群体根深蒂固的歧视（如“素质低”、“不好管理”、“喜欢喝酒打架”、“容易抱团”等），则基本决定了其劳动力市场产业后备军的地位。
企业生产的持续波动需要这样一支产业后备军，但如何将这个特质鲜明的群体与现代工业生产迅速耦合，却是一大难题。首先，这支队伍必须在缺工时呼之则来，完成迫在眉睫的订单生产，而在企业生产结束或寻找到替代者时能挥之则去，尽可能降低用工成本和规避劳动管制；其次，需要克服彝人在语言沟通、文化融入和工作生活适应方面的问题，那些外界印象中的行为缺陷也要被控制，以确保生产顺利进行。
彝人工头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工头长期在珠三角闯荡，对打工城市的工作生活环境比较了解，并在企业、劳务公司甚至政府部门中发展出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他们不仅是彝族工人进入企业的劳务代理，也是帮助彝人融入工厂生产和城市生活环境的文化中介，同时还承担着化解彝人与企业劳动纠纷的职责。每到逢年过节返乡时，彝族工头都要受亲戚朋友之托带一批年轻人到沿海打工。①接受委托后，工人便跟着工头乘坐数十个小时的火车或大巴来到打工城市；随后工头便要多方动用关系，联系工厂；如果一时联系不到合适的工作，工头便要将工人安置在小旅馆，负责其基本食宿；进厂后，则会有小工头或带班专门协助工人办理入厂手续，并管理工人在工作生活中的一应事宜。工头也要在各种场合不断对工人进行教导。在日常生活中，工头要带工人逛商场、添置新衣服，教工人如何出行，引导工人改掉以往的卫生习惯，告诉工人如何打电话、存钱，等等。在工作中，则要给工人讲述工厂管理的细节，以工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达管理人员的意见，并调处工人与工厂之间大大小小的纠纷。这些工头还要不断跳出彝人的内部圈子，主动与劳务公司、工厂人力资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保持联系。
彝人工头带领老乡外出，垫付相关费用，帮助他们进厂，并安排专门的带班处理其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与此同时，工头与工厂或劳务中介签订协议，从工人工资中抽取一定份额作为自身收入，这种制度被称为“领工制”。在这一制度中，彝族工人与工厂之间存在着众多利益相关者。许多小工头并不能直接找到工厂，他们可能需要借助大工头的关系网络，工人有时可能要经过数个工头倒手才能进入企业。但能将工人输送到工厂的大工头也是少数，他们可能还要通过当地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将工人介绍到企业时，人力资源可能又要从中抽一笔提成。因此彝人在通往企业大门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经过带班、小工头、工头、劳务公司、企业人力资源这样一条漫长的利益链条，每个利益主体都要在彝人的血汗工资中分一杯羹。
年轻的彝族工人生活在工头的庇护网络中，工头也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商机。但这些以工头个人为中心的网络尚难以完全规范彝人在珠三角的社会秩序。随着用工荒背景下工人越来越少，而工头却越来越多，带工成本随之越来越高。工头内部“挖工人”的现象频发，并衍生出暴力冲突、威胁、敲诈、绑架等恶劣事件。彝人内部各种冲突，以及共同抱团发起的群体性抗议，又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社会对彝人群体的负面印象。为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社会秩序问题，一些彝族工头以传统的家支为中心，召开家支聚会、建立家支劳务派遣公司、筹建凉山农民工商会，以期遏制工头争夺工人引发的混乱，增强家支成员内部团结，扩大自身生意规模，并加强与珠三角地方政府、社会的互动，重塑彝人的社会形象。
因此，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家支组织在珠三角彝人群体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这些传统关系再造了彝人的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为年轻彝族工人提供了社会保护；另一方面，彝族工人被深度整合进全球的代工经济和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在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保护的同时，却也顺利推动全球资本市场触角在西南边陲彝人群体中的渗透。在珠三角的代工经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跨国品牌商、贸易公司、大型代工企业、小型代工企业、家庭作坊的多层分包体系；也能看到正式工、劳务派遣工、厂外包工队、学生工、彝族工等构成的多样的劳务市场；而在那些临时工群体与企业之间，可能还存在漫长的分利链条。“中国制造”内部的阶级图景可能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二、世界信息产业中的印度IT工人
与珠三角的彝族工人类似，项飚（2012）在《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以下简写为《全球“猎身”》）一书描绘的世界信息产业中的印度IT工人，也被复杂的中介链条组织起来，印度人在海内外开办的劳力行是这一长串链条中的核心部分。全球性的资本流动、IT市场环境的变动和软件开发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需要充足的临时劳动力库存，大量印度IT工人便扮演着信息产业后备军的角色。海外IT业的高额工资和政府政策的引导，共同推动了印度社会对IT业的狂热追逐。那些即将奔赴海外的IT人才，首先须为其在公立大学、私立学院或培训机构的学习支付巨额费用；为了购买海外工作机会，他们又不得不为劳力行缴纳一笔不菲的中介费和其他服务费用。大量的教育费用和出国投入，非单个IT工人所能承担，未来配偶的嫁妆和家人亲属的财力支持，成为支撑IT人才昂贵的人力资本投入的关键资源。
如果一位印度IT工人要到澳大利亚工作（当然目的地也可能是其他发达国家），一般来说，他首先要通过国内劳力行办理签证，有时附带伪造一些证书文件、买一份工作，在缴纳中介费和各种服务费用后被送往澳大利亚的劳力行。到达澳大利亚后，与国内机构合作的海外劳力行将为这位IT工人提供担保，并与其签约。随后他可能被派给客户，在劳动力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也可能被“板凳”。这个客户可能是澳大利亚的IT企业，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劳力行通过当地大型职业中介公司将工人推荐到IT企业，这些职介公司由于与政府和IT企业的特殊关系，掌控了澳大利亚40%～60%的IT劳动力招聘业务。而这些劳力行要与大型职业中介公司搭上线，往往又要借助与中介公司有长期关系的印度籍IT合同顾问。因此，这位从印度来到澳大利亚IT公司工作的工人，其到手的税后工资可能要经过大型职业中介公司、合同顾问、澳大利亚印度劳力行（有时不同劳力行还互相倒手）、国内劳力行、“简历转发人”②等多个中介的层层抽成。
与彝族工头的处境类似，海外的印度劳力行也面临着劳力行之间互相挖工人或抢公司客户的问题。另一类可能的冲突则发生在工人与劳力行之间，包括：工人自行更换签证担保人，工人对薪酬待遇和长期被“板凳”不满，工人要对劳力行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劳力行仍然从印度的族群关系中寻找资源。化解冲突的可能渠道包括：（1）借助印裔中间人串联分别拥有工作机会和拥有合适劳动力资源的劳力行，从而避免劳力行之间相互挖人；（2）劳力行的老板们积极介入印侨社团，通过各种宗教和文化活动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并提高自己的声望；（3）借助工人中的能力出众者对劳力行与工人的冲突进行调停；（4）借助劳力行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共同的朋友网络抑制工人的不满。
劳力行与彝族工头同为劳工与流人地企业间的劳务中介，但印度劳力行的业务构成却更为复杂。除了经营猎身生意，海内外的印度劳力行往往兼营软件开发、IT培训等业务。当然，也有不少海内外的印度IT公司和培训机构兼做猎身生意。许多劳力行老板办公司的初衷本是想从事软件开发，但因为开拓产品市场有困难，只好转向猎身生意。猎身生意、软件开发和IT培训兼做的好处，首先体现为劳动力资源的灵活配置，当工人被置于“板凳”时，可以被劳力行安排做些培训和软件开发方面的工作；其次体现为人力资源输送、软件开发、IT培训三种生意网络的相互交叉、促进。许多老板仍然期望通过猎身生意积累原始资本、获得廉价的板凳劳动力、拓展IT业务网络，最终建立正规的IT企业。
印度海外劳力行的存在，为发达国家IT企业和职业中介逃避劳动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一旦公司为外国工人担保入境，那么不管工人有没有工作，公司都必须支付工资，否则将被工人告上法庭。但印度人开办的劳力行却能伪装成雇主，将没有工作的工人置于板凳，安排从事劳力行的培训、软件开发、接电话、清洁等工作，或在劳动力闲置时只发放少量的生活津贴。那些IT企业和职业中介可以从这个劳动力蓄水池中随意挑选工人，在辞退工人时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项飚认为，印度IT工人的流动也反映了沃勒斯坦（2013）所描绘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之间的层级关系。印度作为初级原料产地，出产IT劳动力；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是印度IT工人进入全球信息产业的战略性门户，是其能力培养和简历提升的重要阶梯；澳大利亚则是其重要根据地，他们在这里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并力争获得永久居留权；美国则是其孜孜以求的“麦加”圣地，那里有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更为广阔的晋升前景。在这个以劳力行为核心的全球“猎身”体系中，同时存在着三个层次的不平等。从微观看，印度IT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的收入被海内外劳力行和大型职业中介盘剥，而行业内的风险则由其自身承担。从中观看，印度基层社会的资源被大量抽取到其人力资本投资和IT教育培训行业中；通过向海外输送这些劳动力，印度的非正式IT部门获得向上流动、变身正规IT企业的原始积累；而海外印度侨民经营的中小IT企业则得到大量廉价劳动力和中介抽成；印度国内的大型IT企业则既获得丰富的人力资源，又纳入非正式部门企业在向上流动时带入的经济资本。从宏观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IT行业通过“猎身”体系获得印度专门生产的过量IT劳动力，印度基层社会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抽取到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说彝族工人与珠三角代工厂的关系，反映的只是位居全球生产价值链末端的珠三角代工产业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支配关系；那么印度IT工人与世界信息产业的互动，则在展示劳动力市场的复杂生态之外，进一步演绎了处于世界体系不同位置的国家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社会关系：规制还是助推市场化？
印度IT工人与彝族工人同为产业后备军，他们流动的基本动力均在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收入的巨大差距；都需要将很大一部分工资收入分享给各类劳务中介才能找到工作。对三年以内工作经验的印度IT工人而言，各类中介的回扣额度可能高达工人税前工资的50%～60%，只有积累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回扣额度才可能降到20%（项飚，2012：115—116）；而彝族工人（2010年至2012年间）到手的工资为每小时6～8元，被工头和各类中介扣除的额度为每小时1～2元（刘东旭，2016：196—197）。
劳力行和工头在为企业提供高度灵活的劳动力队伍、规避用工风险、消解劳工不满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企业控制劳动力的关键环节，区别只在于前者不介入大企业生产，后者通过带班进入生产管理环节。而劳务中介对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控制又高度依赖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劳力行和工头均借助其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从本族群中带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又通过本族群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客户资源，并在为客户输送工人时互通有无；在面临生意上的冲突、与工人的冲突时，他们策略性地重拾传统的宗教文化和家支文化，并引入族群中的精英或其他中间人进行调停。
在两个边缘族群劳动力商品化的故事中，我们也能看到较为有限的社会保护。相比海外印度IT工人群体，珠三角彝族工人社会网络的保护与整合作用要更强一些。彝族工头在帮助工人融入流入地、重构流动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普通彝族工人大多生活在工头和带班的周围，薪资交由其保管，城市生活接受其引导，日常工作听从其管理，遇到困难请其帮忙解决。当面临工资拖欠、工伤、工亡等劳资纠纷时，彝族工人群体很自然地聚集起来参与集体维权。借助领工制、工头网络和传统的家支组织，彝人更是在珠三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流动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存在的载体，往往是一些频繁的集体聚会，包括日常聚会、节日聚会、宗教活动聚会、红白喜事聚会、家支聚会等。相比之下，海外的印度劳力行虽然也会为IT工人适应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提供一些指导和培训，劳力行老板和工人共同参加一些印侨社团活动，工人内部也有—些相互帮助行为，但远未形成海外社区共同体。年轻的单身工人与那些已婚的印度侨民、劳力行老板在生活中缺乏互动，工人内部则充满猜忌、攀比和利益分化。
刘东旭笔下的彝人社会网络，既是工头控制工人、获取丰厚中介回报的关键资源，也是彝人群体应对劳动力市场边缘地位、城市社会歧视和陌生工作生活环境的重要依靠。③项飚则主要强调传统社会关系和宗教文化的工具性角色，劳力行可借此获得劳动力资源、拓展客户资源、避免对手挖人、抑制工人不满，IT工人也借此完成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签证担保、找到工作、获得公民身份甚至留在美国这个“麦加”圣地。
社会关系网络对印度IT工人和彝族工人施加的社会保护之所以在两部著作中呈现出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两位作者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有关。从问题意识看，刘东旭及其所在研究团队④开展对珠三角彝族工人群体研究的一大初衷，便是回应城市社会和大众传媒对彝人社会群体的污名化和“奴隶制”标签，改善珠三角彝人的生活环境。而项飚则坦言因为局外人的身份，在研究中更侧重“规范层面上的批判”，“更多地看到控制、剥削和不平等”，如果这是一个中国案例，他或许会更多地看到劳力输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项飚，2012：序二53）。比如，在研究“浙江村”时，他就更多强调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层面的积极意义而忽略其内部不平等（项飚，2000）。在研究方法层面，刘东旭更偏重与彝族工头的互动；而项飚则主要从印度IT工人群体中获得信息。当然，两个群体内部构成的差别，可能在事实层面决定了其劳动力市场中社会保护与整合程度的差别。彝族工人是相对均质化的底层劳工，在城市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来自外界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也加剧了这个少数族群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层面融入珠三角社会的难度，这无疑加剧了他们对工头的依附性及内部抱团倾向。而印度IT工人则是印度基层社会的精英，在人力资本、种姓、阶层、性别等各个层面都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具有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和向上流动愿望，大多通过弱关系或市场信息找到海内外的劳力行，群体内部联系松散、认同较弱。
尽管两个群体的社会保护程度存在差别，但市场“脱嵌”才是大势所趋。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在工头和劳力行的操纵下，沦为各类中介抽成、企业灵活用工和劳动控制的重要工具，才是这两个故事中更本质的一面。“领工制”下的彝族工人是可以供代工企业批量买卖、灵活使用、随意辞退的劳动力商品。“猎身”体系中的印度IT工人则以劳力行为中介，以个体化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中，独自承担市场中的风险。
波兰尼（2007）在讨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人类社会中总是存在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但上述两部著作启示我们，在“嵌入”与“脱嵌”的总体趋势下，市场与社会至少存在以下五种复杂关系：（1）市场“嵌入”家庭、宗教、社区、族群等社会关系。（2）市场瓦解上述社会关系。如项飚在二十年后回访“浙江村”时发现，原来那种以加工户和经营户之间相互扶持的代销关系为标志的横向合作网络被瓦解了，社会关系网络本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当下却被异化为企业资本化运作的工具（项飙⑤，2017）。（3）社会关系的运作进一步产生市场“脱嵌”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正是《全球“猎身”》中力图呈现的经验现实。⑥项飚认为，格兰诺维特论述的现今学者广为谈论的“嵌入”（Granovetter，1985），如两个海外印度移民一起做生意、借助弱关系找工作，很可能在波兰尼看来却属于“脱嵌”现象。“网络的作用远不是使印度IT专业人员的流动嵌入其中，而是使得这些流动更加全球化、多向度”，其结果是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脱嵌”进程（项飚，2012：1—6）。（4）社会关系的运作，既形成有限的社会保护和抵抗，又从根本上推动市场的“脱嵌”。如“领工制”下，彝族工人群体内部形成社会保护并相互抱团，与其成为代工企业随便调用的劳动工具，这两种趋势并行不悖（刘东旭，2016），有限的社会保护和抵抗不过是工人群体深度卷入非正规经济生产后的自我调适。（5）传统社会关系和乡土伦理为市场转嫁风险和矛盾提供便利，从而间接助推市场“脱嵌”趋势。印度IT工人高昂的教育培训费心、出国投入和海外失业的风险，均通过种姓制度、嫁妆制度、家庭网络转移到印度的底层劳动者、低种姓者和妇女等群体中（项飚，2012：36-57）。与之类似的是，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远不足以支撑其进入城市定居生活，基本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医疗）在许多大城市也处于缺位状态。⑦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农村父母成为最大的牺牲者，他们尽可能压缩自己在养老和医疗需求，并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贡献自己的劳务，为子女结婚、进城、买房、抚育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冲突无形中转化为家庭内部的成员牺牲和代际不公。经济非正规化、用工灵活化得以顺利运作，一定程度上正是建基于底层劳动者群体内部的资源再分配和部分成员的自我牺牲。
四、劳动过程控制与劳动力市场控制
《全球“猎身”》与《流动社会的秩序》不仅详细解析了“社会关系生产市场‘脱嵌’”这一悖论何以可能，同时也借助边缘族群的视角，生动呈现了非正规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和控制机制。马克思（1963：171-180）曾提出一个经典命题：资本家在市场中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问题是如何最大化工人的劳动从而获得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与劳工之间围绕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控制与抵抗，是大量劳工研究论著最为核心的议题。⑧但马克思的命题与这些论著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而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则是顺理成章的。上述两部著作似乎否定了这种假设。印度IT工人和彝族工人的流动经历提示我们，劳动力的购买过程同样充满了利润榨取与利益冲突，同样有一套复杂的组织体系、游戏玩法和权力关系。劳动力市场控制，相比劳动过程控制，同样值得挖掘。
劳动力市场中组织体系和生态链条的存在并非新鲜事，民国时期沿海大城市大量工作机会就由行会、帮会等势力控制（裴宜理，2001）。只不过劳动力市场控制这一研究议题，在当前中国的经济、人口和制度背景下，尤其能凸显其重要性。从经济层面看，如前所述，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生产弹性化、用工灵活化已渐成趋势（Kalleberg，2009），而中国位居全球生产链条的末端，订单经济的大幅波动伴随着大量劳动力的招入或辞退，这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各级中介的控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从人口层面看，自2004年以来用工荒逐渐加剧（蔡昉、王美艳，2005），劳动力供求状况的逆转，无疑进一步加剧订单变动时制造类企业大规模招募劳动力的难度，企业只能更为依仗各类劳务中介的帮助，只有这些中介才有能力将招工的触角灵敏地伸向资本体系的边缘地带。从制度层面看，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加强了对企业用工的规制，以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灵活用工方式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社保和经济补偿金等问题，成为许多企业的选择，各类劳务中介和劳务派遣工/外包工数量因此迅速增长。
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中的组织生态和控制机制的考察，总体上缺乏系统性。相关研究议题包括：劳务派遣的用工现状（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2012），政府对劳务派遣问题的规制效果（Feng，2018），校企合作中的学生工权益问题与抗争行动（苏熠慧，2015；陈慧玲，2018），等等。刘东旭（2016）著作对彝族工人流动、工作、生活方式及其所处劳务中介链条的考察，是对我国当代劳动力市场控制问题的开拓性作品。在该领域内未来值得深度挖掘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劳务派遣工、外包工、学生工所处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利益链条与控制机制，各种临时工群体与劳务中介的矛盾冲突与化解方式，不同层级及层级内部劳务中介的合作与竞争方式，改革开放后不同历史时段劳动力市场组织方式的演变，我国不同区域、国企与非国企、蓝领与白领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和支配关系的差异，当代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与民国时期的行会、帮会控制有何异同，等等。
另外，随着劳务派遣工、外包工大量取代与企业直接签订合同的工人，⑨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内部的支配方式会有何变化，企业与劳务中介在劳动控制与生产管理中有着怎样的合作与冲突，将是我国劳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议题。劳动力市场组织方式渗入企业生产过程，劳动力市场组织方式影响劳动过程控制，在我国的产业发展历史中并不鲜见。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军工和厂矿企业中，把头同时控制劳工招募和企业生产管理，把头承包厂矿生产业务，普通工人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依附于把头（马学军，2016）。而在民国的棉纱厂中，则有不少女工是包工头控制下的包身工，虽然包工头不像把头那样直接管理生产，但其对包身工极力盘剥、虐待的行径却直接影响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包工头的背后是青帮势力，青帮正是借着帮助国民党和资本家破坏共产党工运的契机，才得以大范围垄断棉纱行业的劳动力市场（洪尼格，2011）。另一个将劳动力市场组织方式带入企业生产过程的典型例子，是改革开放后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中层层分包的最基层单位是由包工头和老乡亲戚构成的作业团队，包工头与工人独特的社会关系，能够有效生产工人的认同与忠诚，约束生产过程中的不满，保证生产秩序的平稳（沈原，2007）。珠三角代工厂中的厂内赶货工、彝族工人，国有重型装备企业中的入厂包工队，均在工头的带领下进入生产过程，并有助于增强企业对正式工群体的管理控制（黄岩，2012；刘东旭，2016；贾文娟，2015）。而当劳务派遣工、外包工成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主力军，劳动力市场被劳务中介垄断，世界工厂的劳动控制方式是否因此而发生巨变，则亟须劳工研究者通过深入的经验调查进行回应。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部著作虽然在理论视野和问题关怀方面有所差异，但均未有理论剪裁经验的痕迹。两位作者凭借其深厚的民族志功底和细腻的笔触，向读者详细地呈现了边缘族群劳动力的流动、工作与生活图景，清晰地解析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组织体系、利益链条、权力关系和控制方式。相比之下，当前我国劳工研究领域过于强调与西方的理论对话，过于强调发展理论、概念，而忽视对多层次、多区域复杂经验的把握。基本经验不清而理论与价值先行的现象是该领域中的通病。在研究过程中，先尽量按下发展理论概念的雄心，尊重现实的复杂性，以梳理清楚基本经验现实为首要目标，在现实感和理论视野的反复互动中深化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理解，或许是这两部著作对劳工研究领域的另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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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谢国雄，1989，《外包制度：比较历史的回顾》，《台湾社会研究》第2卷第1期，春季号。
[18]熊秉纯，2010，《客厅即工厂》，蔡一平、张玉萍、柳子剑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郑广怀、孙慧、万向东，2015，《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社会学研究》第3期。
[20]Burawoy,Michael.1985.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Verso.
[21]Feng,Xiaojun.2018."Regulating labour dispatch in China:A cat-and-mouse game." China Information 0920203X1879139-.
[22]Granovetter,Mark.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23]Kalleberg,Arne.2009."Precarious Work and Insecure Workers: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1).
[24]Ma,X.2018."Ethnic minority empowerment and marginalization:Yi labour migrants outside China's autonomous regions." China Information.
注释：
①这只是2006年之前的情况，之后随着工头越来越多，加之许多工人在外出务工后对工头依赖减少，工人反过来对不同工头进行比较和选择，工头对工人的竞争则日趋白热化，甚至有一些工人不惜通过拐骗、欺骗工人的方式招走工人（刘东旭，2012：258—262）。
②“简历转发人”主要包括曾在劳力行工作过或仍处于劳力行担保之下的工人，他们的客户主要包括两类（一般是自己的熟人）：一类是无IT工作经验，想买“签证”到海外谋生者；另一类是有IT工作经验，想在流入地（如澳大利亚）寻找合适工作的IT工人（项飚，2012：131）。
③与刘东旭的研究类似，马欣荣在考察珠三角彝人的集体维权行动时，也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在控制和保护方面的双重角色：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统战、人社、民委等部门）借助工头的影响力化解劳资冲突，工头得到经济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实惠，而工人则依靠族群网络和少数民族地位抱团维权（Ma，2018）。
④相关研究由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主持。
⑤项飚后来改名为“项飙”。
⑥项飚在《全球“猎身”》中开篇就点明这一主旨：“本书是一部关于‘嵌入性’和‘去嵌入性’的民族志，它描述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历史过程：即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去嵌入性’是如何通过具体的社会行为和关系被产生出来、并靠它们来维持的。”（项飚，2012：1）
⑦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部分由市场化运作和全球价值链分配导致，部分由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缺位和土地经营模式下住房价格不断上涨导致。
⑧闻翔、周潇（2007）对西方劳动过程研究的理论脉络进行了系统介绍，汪建华（2018）则对相关理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验中的运用进行了梳理和反思。
⑨从笔者对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市场的经验调查看，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中介、企业之间的关系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1）在农民工大量涌入沿海地区、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工人为找到工作（尤其是好工作），需要向劳务派遣公司、职业介绍所及其他各类中介交中介费，费用高低视企业性质和岗位待遇而定；（2）2006年至2008年之间，用工荒现象开始大范围显现，工人交费意向越来越低，但由于部分职工对劳动力供求变化不了解、经济形势波动等原因，各类中介可能同时向工人和企业收费；（3）2009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向好、用工荒问题进一步加剧，劳务派遣公司主要向用工企业收取管理费和招工奖励，或从企业给工人的工资中直接抽成。当劳动力的卖方市场形成后，各类劳务中介垄断市场、哄抬工时价格的情况开始出现；一些劳务中介甚至插足所谓的“校企合作”，以更高的报价向学校招揽学生工，劳动力输送链条由原来的“学校—企业”演变为“学校—中介—企业”，学生工的劳动力商品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shx/202002/t20200217_5089197.shtml?COLLCC=3548608555& 发表时间：2020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