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科技变革必然会将它的力量映射在政治层面。现代世界的政治形态源于被工业革命所塑造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被民族等现代概念重新整合的主权国家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主体，已经成为全球人民共同的集体记忆与寄托特定人群历史情感的唯一平台，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主权国家体系则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然而，科技进步从来不会停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很可能已经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初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又将呈现出怎样的新图景。本文的讨论将按照由单元到体系的顺序在两个层次上分别展开：其一，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首先作用于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技术变革会迫使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出现调整；其二，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变迁会改变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与系统运行逻辑，从而实现体系层次的形态演变。这个从点到面的过程也是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在世界政治系统中传导和建构的过程，两个层次相互影响、相互建构，最终形成新的全球秩序。
一、既有研究进展及其缺陷
在深度学习初步展现出巨大潜能之后，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将带来的社会影响迅速成为各国政府部门、学者、媒体讨论的热点。当前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对于该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新技术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展开。2017年2月，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出版特刊，题为“民主会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中生存下来吗？”从此揭开了人工智能与政治制度相互关系问题讨论的序幕。在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爆发之后，几乎整个世界都直接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西方政治体制的内在张力。在此背景下，各国研究者也不得不认真分析和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对政治领域的冲击，既有研究大体上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
第一，“说服算法”将动摇理性选择假设与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代议制民主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理性人假设。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说服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得理查德·塞勒提出的“助推”效应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这种算法应用在政治领域，可以分析用户的政治倾向，并有针对性地对其政治态度进行引导，通过间接和隐蔽的方式将其推向预想的结果。整个过程并未诉诸威胁或强制，被“助推”的个体很容易将其视为自己在备选方案中做出了理性选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社交媒体展现政治影响力的最显著结果便是个体理性选择假设在技术的持续冲击下逐渐式微。
第二，人工智能参与决策过程造成合法性悖论。从功能性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证明它是提升决策效率与科学性的有效工具。但问题在于，从技术层面对决策进行优化提升实际上是在降低政治参与的意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越大，通过政治参与和动员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可能性就越小。但现有的以深度学习和多层神经网络为主要推进路径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明显的“黑箱”特点，无法自行解释自己的决策依据，也就无法通过有效沟通建立新的合法性认知。因此，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中，人工智能技术越成熟，决策效能越高，就越容易诱发对技术的依赖，从而加剧政治参与和动员的缺位，冲击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使权力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数据和算法成为政治系统中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部分学者看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主权国家最为核心的权力基础——“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已经难以延续，这几乎会动摇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权力的基础是对资源和信息的掌控和占有，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高门槛，从算法到数据的存储需要依赖高技术企业或少量科技人员推动。当基础资源的所有权逐渐脱离旧轨，主权国家对于政治权力的掌控也会在技术的不断侵袭下出现松动，权力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具备形成新权力中心的可能性。
由于迄今尚未得到更加充分的案例支持，各国研究者只能根据既有经验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该问题展开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影响主要以社交媒体作为中介，其影响力更容易通过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某些特征反映出来，所以欧美学界的主流话语将讨论重点主要设定为人工智能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受到“政治正确”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讨论难免出现“逻辑失序”现象，也构成了既有问题研究的内在缺陷：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须适应现有的西方民主制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巩固非西方政治制度的现象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这种思路本身就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它忽视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将建立在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上的社会认知视为政治发展的终点。我们要探索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可能的发展，而不是辩护某种制度一定能够在变革时代生存下来。只要技术要素所带来的变革动力足够强大，它所能冲击的就不仅是在近代才逐渐稳定下来的诸多制度性安排，也会对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很多基本原则提出挑战。
二、变革的起点：主权国家的结构特征
作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共同体，主权国家的建构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历史演进，其核心结构的诸多关键要素在数百年的时间内顺次出现，不断叠加融合，最终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形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形态。主权国家肇始于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常常被视为现代国家体系的起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体系内的行为体在确定的有限空间内拥有绝对的排他性主权。18世纪下半叶，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大陆政治共同体形态的剧烈变动，欧洲大陆的革命推动了民族国家在绝对君主国的架构中破茧而出，并且迅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随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主权国家体系与工业化进程相互促进，作为欧洲秩序的核心内容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迫使所有其他区域的政治共同体被整合进主权与民族所构成的核心架构之中。现代主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架构，提供了以民族为核心假设的合法性叙事，并将经济、行政、军事及社会管理等核心权力都集中于该架构之内，从而实现了在特定空间内拥有最高权力的目标。
图1：现代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略）
如图1所示，历经多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互动，现代主权国家内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由政府、资本和民众构成的紧密型三边结构。为了确保系统既能稳定运行，又能够为系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各国需要通过综合考量，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对三方的权利边界和运行方式进行规制，这些规制的总和就是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事实上，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几乎都是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在不违背维持稳定态结构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差异化安排。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选择安置三方利益的重心，有些更倾向于确保政府权力，有些更强调资本利益。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案在获取信息并进行处理、做出决策以及贯彻执行等方面存在优劣。但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差异与制度竞争实际上仍是在不改变既有结构基础上的执行模式竞争，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对结构本身的冲击不在同一层次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科技因素的强大力量将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带来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变革。
图2：现代主权国家架构的多层次形态（略）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共同体，现代主权国家实际上是由多个层次累加而成的系统架构。主权国家的核心基石是有限空间内的绝对主权原则。它们通过分割有限的地理空间，实现了对世界政治核心权力的控制，建构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框架，也决定了国际体系必然是一个由数量不大、法律地位平等，但实际力量差异极大的同质群体构成的无政府体系。具有上述结构与特征的主权国家体系成为目前承载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基础政治架构，人工智能要素在政治领域构成影响的实质就是将其力量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结构的不同层次，推动结构变迁的发生，进而构建多元化的未来图景。
三、变革的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性影响
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潜力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其力量也将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在主权国家内部创造两种相互影响的变革趋势，即同时形成“主体消解”与“维度创建”进程，从而改变主权国家的既有结构。
所谓“主体消解”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将持续消解“民众”一极在主权国家紧密型三边结构中的地位，造成既有稳定结构的再次失衡。民众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本质上是由其在经济生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所以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只有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才真正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力量。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改变民众要素（或者说人口）在经济体系与军事力量中的地位。事实上，人类所拥有的技能大体上可以被归纳为两种能力，即身体方面的能力和认知方面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所探索的恰好是人类在认知领域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往只有人类能够完成的分析、判断、决策等过程已经逐渐被证明不再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主体消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虽然民众端所承载的政治权威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而趋于流散，但除了少部分被资本和政府所吸收之外，大部分权威都将流向一个新崛起的独立政治单位，即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专家群体。专家群体的崛起代表着技术权力在新结构中的兴起，在与资本、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中以各种方式分享政治权威，能够在多中心、多节点的政治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独立角色。
所谓“维度创建”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会将一种依赖技术而非其他政治要素存在且能够进行高效决策的新状态引入现有政治架构，从而造成决策过程中效率性与政治性的实质分离，使得世界政治体系由单一维度向“权力分配—决策选项”双重维度演变。在现有的主权国家架构中，所有最终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政治决策实际上都是图1所显示的三方力量在不同环境下的博弈结果。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会在逻辑上对这种传统方案构成挑战。能够模拟人类的认知能力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更加接近于“独立理性”的决策环节。基于技术所提供的决策结果本身并不能确保结构内各方力量都能实现利益妥协，因此，以现有结构的标准来看，这种对政治性的忽视被视为人工智能决策的最大缺陷。但当我们站在一个更加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不难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的是另一种政治决策逻辑，即以效率优先取代政治优先，以指向既定的共同体总体利益的算法权力提供更加高效的决策过程。两种不同决策逻辑的张力为政治行为体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新维度也因此在主权国家架构中应运而生。
一旦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以“主体消解”和“维度创建”为其标签的变革进程，而两个并行进程的延续也将一步步地促使主权国家的基础结构发生调整。如图3所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将逐渐由当前总体呈稳定态的三边结构演变为一个四极结构，专家群体作为技术权力的代表与被削弱的民众要素主要在决策维度发挥作用。图3的横轴代表权力维度，政府与资本的两极线性拉锯构成了新结构中权力分配的主要特征。在主权国家的新结构中，权力维度大体上将由三方关系转变为线性关系，权力集中与权力多元作为这一维度的两个端点，而权力分配的不同逻辑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不同制度设计的起点。图3的纵轴代表决策维度，这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出现而在结构内创造的全新维度。由技术所代表的效率决策倾向与诉诸民众接受度的政治性决策倾向，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共同体结构的另一重要维度，决策方案的倾向性选择将与权力分配的选择一起建构政治体系的框架。
图3：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结构的变化（略）
四、变革的结果：世界政治形态演进的多元图景
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注入旧结构中的那个促使发展进程继续推进的关键要素，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影响力模式具有穿透主权国家架构外层、形成直接推进其内部结构变迁的强大力量。结构变迁与维度拓展对于世界政治的发展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人类社会将在多维结构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多元异质化主体在多维体系内并存将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将迎来一个在政治领域充斥着多元选择的世界，历史也将逐渐步入新的未知之地。
概括而言，图4所展示的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世界政治演进形态，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是整个演进过程的起点，而能够影响演进方向的力量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科技革命是变革的发动机。第二，无政府状态的存废选择是塑造世界政治形态的重要因素。第三，人类精神是一切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底线。以上三个方面的力量实际上限定了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形态演变的基本空间，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从单元到体系都会逐步加入这一历史进程，这一长时段变革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效能的逐步释放形成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逐次展现出多种可能的政治形态。
图4：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的形态演进图谱（略）
A阶段：作为过渡阶段的低度智能化社会。一方面，所有代议制政治体制都会由于经济系统中民众地位的削弱开始呈现出权力的实际掌控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不匹配的现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新的辅助工具，将逐渐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进程。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段正是A阶段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化，人类将逐渐进入低度智能化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总体上仍将维持原状，但技术力量的广泛使用会逐步掏空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实质意义，不断削弱这一类型体制的威望。
B阶段：作为预备变革阶段的中度智能化社会。B阶段将是一个由传统模式向新时代逐步推进的转折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渐次发生，主权国家与世界政治形态的演变进程也将迎来新一轮“路线”之争。在主权国家架构及其所创造的全球无政府状态中，人工智能技术力量的充分释放与人类价值观继续主导政治系统这两项目标已经无法同时实现，所有在无政府体系内的国际行为体都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否则就需要尝试推动无政府状态的调整。换言之，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组“不可能三角”。
图5：中度智能化社会中政治系统的“不可能三角”（略）
C阶段：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歧路。在“不可能三角”状态形成之后，一种具有较大风险的政治架构在理论上很有可能出现，这便是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是一种激进的政治选择，它最大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这种模式会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缺少制衡，一旦衍生到整个国际体系中就会造成行为体对立关系的极端尖锐化；其二是这种模式放弃了由人类主导政治活动这一原则的牵制，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逾越人类精神的底线，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D阶段：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多元路径。超越无政府的路径是多元的，同时存在以权力相对集中为特征的智能化世界政府与以权力高度分散为特征的算法封建主义两条潜在的发展路径，它们分别代表着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演变进程。其一，算法封建主义路径实质上是要打破主权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就一个主体多元、权威重叠、趋于自治的原初状态，进而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重新比较与磨合，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时代较为合理的政治安排。其二，智能化世界政府路径的实质则是要通过世界政府的建立消解主权国家架构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与人类价值观在一个非对抗环境下完成适度妥协，从体系层面自上而下地完成新的政治建构。
综上所述，从图4中的Ａ阶段到Ｄ阶段，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发展周期内，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力的持续释放将推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持续演进，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出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和各种不同的未来图景。这种变革进程根源于科技革命，因为任何现存的政治架构都有其效用边界，但革命性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却会随着技术力量的不断提升而持续增长。当旧的政治单元与全球架构无法有效安置系统内新要素的时候，变革的发生就不可逆转。
结语：从民族国家体系走向全球秩序
虽然无法从历史经验中找到模板，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逐渐走出民族国家体系的桎梏，迎来新的全球秩序。首先，在单元层次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单一走向多元。其次，在互动方式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简单走向复杂。最后，在体系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扬弃。归根结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科技革命是所有经济生产形式与政治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动力，随着生产方式的更新，无论民族国家体系拥有多么坚实的内核，也必然随之发生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的改变，从而走进建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秩序的伟大历史进程。
来源：《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 发表时间：2021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