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要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长期影响，人们认为它导致了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全球GDP下降。不过各国政府吸取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迅速采取措施以减弱冲击，例如欧盟促成联合发债，为财政措施能够有力应对危机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凭借庞大的支出维持需求、收入与就业。然而，大量的政府支出制造了异常高的公共债务。有人担心这将引发通货膨胀，而且物价确实已经开始上涨，利率也可能上涨。尤其是对高杠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趋势将带来重大负面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异常高水平的公共债务最后将如何解决。从中长期看，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显然，在当前的危机中，国家间的系统性竞争逐步显现。例如，中国将抗疫纳入其更广泛的“和平崛起”和制度优势的国家叙事中，在抗疫过程中寻求更多的外交和公共关系影响力。那些成功控制新冠疫情的国家都或多或少保持其经济正常运转，这总是具有战略优势的。那些对病毒重视不够的领导人终将认识到，新冠并不遵循政治命令。

世界经济似乎将恢复增长，尽管其增长会低于新冠爆发前的预测值。但仍有几个潜在的下行风险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表现不佳，包括：全球疫苗生产和分配的持续瓶颈、公众的反疫苗情绪、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出现并导致新增确诊患者激增。利率上升引发的债务违约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恐慌，再加上政府承担了巨额公共债务，这种恐慌将可能迅速蔓延。受经济衰退影响的经济体将必须应对不断缩小的税基和更多的贷款需求。当然，乐观来看，增加疫苗接种可能会加速群体免疫的实现，恢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释放被压抑的需求，从而加速需求导向的经济复苏。发展中国家必须获得疫苗，否则前景不容乐观。随着复苏萌芽的出现，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持续存在可能会延长政府为国民经济提供必要货币支持和财政支持的时间。但有迹象表明，低息贷款可能将比预计更早结束。

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以及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担忧

普遍来看，各国政府吸取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对新冠疫情做出了迅速反应。但欧洲实际上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困难：不同国家的反应与政策天然存在分裂，欧盟权力有限（尤其在财政方面），以及欧洲决策中强烈的反通货膨胀倾向，这些都影响了欧盟的决策效率。欧盟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大局限性，欧洲中央银行无法发行债券。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不能先行实现更高水平的财政一体化，欧洲单一货币体系将难以为继。如果不能在欧洲进行逆周期支出和转移支付，那么重大冲击就可能导致欧洲崩溃。

相对地，由于拥有综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力，美国并无此种困难。虽然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欧洲，但其稳定的转移支付系统、高度的市场一体化、联邦和州一级的财政系统能够帮助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迅速向经济注入了相当于GDP13%的流通资金，通过大规模紧急支出支撑需求和就业，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具有较高消费倾向但骤然间失去流动性的低收入家庭，这些支出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虽然美国GDP短期下降了9%，但政府通过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险和一系列困境公司支持计划，将其转移支付增加了10%。这些转移支付有效振奋了消费者的信心和需求。而且，美国有能力以相对较低的利率在全球资本市场贷款，因此在逆周期财政政策 方面也具有优势。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低利率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拜登政府似乎正在准备深化多边合作以摆脱当前危机，美国的盟友及合作伙伴之所以欢迎美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不仅是出于习惯，还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发挥类似作用。尽管中国的经济复苏远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出于各种原因，中国仍并未被视为合适的全球经济领导者。在2021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及其欧亚盟友表示将寻求一种协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在全球公共卫生、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环境投资等政策范围内加强合作，以帮助世界经济重新走上持续增长的道路。

虽然各国政府都在关注经济恢复，但人们担心疫情缓解后政府的高额债务。那么，政府该何时停手？太着急停止刺激政策可能会使经济在复苏开始时就陷入瘫痪，利率的上升也会导致类似的后果，并会立刻波及具有杠杆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过度支出可能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此外支出推动价格上涨的长期结构性影响也令人担忧。

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无法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即全球供应链问题导致的延迟交付给全球商业带来的不确定性，最终引起价格上涨。美国如采取大幅加息政策，不仅会减弱美国的复苏，还会对全球造成恶劣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债务危机。维持需求和避免过度且持续的通货膨胀可能很难。政府需要让经济参与者和消费者逐渐脱离政府紧急支持，但时机也很重要。各国政府不应在复苏开始之际削减刺激措施，否则会扼杀复苏。

美国的经济情况

美国未来几年需要解决经济韧性的问题。随着拜登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出台，美国赤字进一步增加，失业率也在上升。失业者失业的时间越长，他们再就业时工资就越可能降低。即使经济关键部门也面临严重危机。人们对长久的结构性失业都有所担忧。如果美国不能为走出经济衰退的年轻人创造就业，将会产生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这需要开展新的培训和教育以更好地让工人为经济转型做好准备。工资保险计划也可以发挥作用以帮助那些失去工作但必须支付基本费用的老年劳动者。

拜登政府准备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产业政策法案，将对一系列关键技术部门大量投资，以便为那些目前依赖中国制造的芯片和其他关键技术的企业提供替代性供应链方案。如果该法案最终签署成为法律，可能成为重塑美国政府与工业界关系的标志性事件。

大规模的公共或私人-公共财政投资确实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但也要认识到，科技投资是美国的另一个长期挑战：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的美国大学在疫情中收入暴跌，这可能对技术变革与知识突破形成了巨大挑战。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困境，因为疫情，税收必须投入到学校、警察、公共卫生机构等关键的公共服务中。

新冠疫情还揭示了美国过度依赖医疗设备和药品的进口而引发的贸易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拜登指示联邦机构对稀土金属和药品等重要工业供应链的潜在漏洞进行深入研究。美国两党领导人似乎都认为需要更多管理与中国相关的贸易，此管理成本由消费者和生产者来承担。在对中国的不同态度上，也有可能出现欧美间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已经开始反思其与中国的关系，并冻结了与中国拟议中的贸易协议。但无论如何，如果无法控制疫情，那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就不可能实现。

欧洲经济现状

欧元区GDP在2020年下降6.8%，虽然根据预测，在2021年和2022年将分别增长4.3%和4.4%，但只有部分国家能在2021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0年秋，欧洲各国放松了封锁，经济强劲复苏，当年第三季度增长约13%。但第二波疫情和第三波疫情则带来不确定的经济前景。随着疫苗接种率上升，解封会再次成为可能。虽然疫情席卷欧洲，但不同国家遭受的影响不同。疫情可能加深欧洲各国既存的差异。人均GDP低、失业率高、生产率低的地区将遭受更多打击，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开。疫情也使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地区受到冲击。

欧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缓解经济困境，各国出台一系列刺激政策以加强本国经济、维持需求和就业。关于复苏方案的讨论也揭示了联盟内部持续存在的分歧。尽管最初奥地利、丹麦、荷兰和瑞典反对该计划，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在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下，成员国授权欧盟委员会借入资金以应对疫情。一些人将该协议描述为欧洲一体化的又一进步，因为它表明欧盟有能力采取共同的财政措施。

欧盟成员国也在制定各自的复苏计划。德国在推动欧盟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危机最严重时，德国抛弃传统立场，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以维持德国和欧盟的经济活动。德国在2020年最后三个月实现了强劲增长，其韧性出人意料。但人们也开始担忧这会加深欧元区既有的不平衡。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预计会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法国欢迎德国改变立场，马克龙呼吁全球经济打破旧的华盛顿共识，达成“新共识”，承认公共部门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亚洲的谨慎措施与较低的疫苗接种率

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对限制性措施的接受程度更高。这些早期的限制措施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方面都得到了回报。2020年，中国是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在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增长了6.5%，实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12月贸易顺差记录。中国经济在2021年第一季度与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创纪录的18.3%，这是自1992年以来GDP的最大增长。中国出人意料的快速经济复苏对其他亚洲经济体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等出口驱动型经济体。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增长13%）和消费品（如笔记本电脑出口增长54.5%，家具出口增长27.5%）的需求飙升，使中国获得贸易顺差。

中国政府值得称赞，因其推出了有效政策控制病毒，并与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分享病毒解码，从而促进了疫苗研发。自2020年春末以来，中国疫情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控制该疫情传播，不得不开始进行昂贵的和长时间的经济封锁。

中国强大的经济地位体现在大量的指标中。在2020年共吸引了154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这推动了中国股票价格上涨。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中国现在已经与邻国缔结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些国家的GDP合计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有些西方国家不赞同中国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拜登鼓励其盟友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包括指责中国所谓的侵犯知识产权、挑衅的军事姿态、间谍活动以及侵犯人权等行为。国外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创下新低，7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也是如此。

日本的新冠疫情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尽管其疫苗接种率是迄今为止G7国家中最低的，也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在2021年中仅为1.7%。全球需求的疲软打击了日本依赖出口的经济，2020年，日本的实际GDP下降了4.8%。但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日本经济也在迅速恢复。日本继续支持亚洲的自由贸易秩序，并且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有力倡导者。在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TPP后，日本也在寻求与美国贸易关系的重启。

韩国的经济在2020年萎缩了1%，但在主要经济体中，其经济增长率仍然排名第三。相对强劲的表现部分归因于政府迅速有效地遏制了病毒的传播，以及与中国的密切贸易联系。虽然韩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将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但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警告疫情对金融稳定构成的风险，如公司债务的飙升。私人家庭和中小型企业的杠杆率很高。这有可能加剧韩国工业巨头（如三星集团）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后者享受的国家支持较少，在全球经济中面临更大风险。

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面对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金融深度（金融资产数量的增加）、信用价值和较低的借贷成本，医疗设备也很紧缺，难以应对此次衰退。尽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以帮助这些国家渡过危机，但似乎杯水车薪。

疫情还可能会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疫情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新分配本就稀缺的公共卫生资源，实现全民接种疫苗更是遥遥无期。有观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全民接种疫苗前，全球经济不可能复苏。因此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COVAX计划旨在应对全球疫苗分配的挑战，欧美国家承诺向COVAX提供大量资金。美国政府还表示赞成放弃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

研究结论

世界经济预计在2021年恢复增长，但仍存在很多潜在的下行风险。各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其他长期发展的议题，包括贫困、不平等、不断增加的债务、基础设施、与气候相关的投资、数字化和教育等。在全球范围内同步实施财政、货币和公共卫生政策将增加经济成功复苏的可能性。

美国和欧洲的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这需要中央银行进行密切监控，如出现过热现象或经济参与者因通胀预期放缓投资，则应采取激励措施确保他们采取行动、让工人返回工作岗位。此外，提高生产力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仍应是优先事项。

发达国家应当开始规划债务整合路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政府考虑减少针对性不强的补贴、延长公共债务期限、对高收入阶层和公司加税等政策。弥补税制漏洞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应确保经合组织关于利润转移和数字税收的建议得到落实。债务整合最终需要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否则债务货币化将导致通货膨胀。确保公平分配负担且确保最富有的阶层不会逃税是非常重要的。各国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包括工人阶级、少数族裔、妇女和儿童。

如此严重的危机很可能会导致基本经济结构发生深刻改变。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格局可能与之前大不相同，一些行业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变化，能够迅速适应变化的社会将更可能蓬勃发展。因此，国家复苏战略应着眼于开放、财政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重建经济。优先考虑长期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和教育，这将帮助各国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占领先机。

发展教育对长期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因为人力资本是长期繁荣的关键。在国家恢复战略中应优先考虑对教育和工人培训的投入。需要努力解决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下岗再培训机制应更系统地融入国家经济政策以助力经济转型。

由于政府承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再加上技术变革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发展，公共和私人投资鼓励非碳交通，商务旅行有所减少，能源市场似乎做好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准备。这不仅将对西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还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东、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等碳基能源出口地区的经济。因此必须提前规划这些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此外还需要以公平分担和调整负担与成本为前提，加强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

欠发达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缺少财政和货币回旋余地。除非欠发达国家也找到增长的途径，否则持续的全球复苏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失败可能会在全世界引发更大的不稳定和人道主义灾难。发达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经济支持政策来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稳定，政策可能包括公共卫生支持、债务减免、更明智和更有针对性的援助政策、更开放的贸易关系等。为发展中国家广泛提供疫苗也至关重要。

疫情也充分显示了发展国家韧性的重要性。当医院系统已接近满负荷运行时，除非可以随时使用紧急补充系统，否则在疫情时期它们将超负荷运行。公共卫生系统（包括疾病监测和控制系统）必须有能力在疫情爆发时迅速行动。经济支持系统也是这样。随着疫情逐渐结束，各国需要建立更强大的韧性以有效应对未来的危机。

最后，要坚决捍卫自由市场，扩大机会、重振精英管理、加强民主、最大限度减少内部腐败、承诺共享福利，这应是跨大西洋国家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也是欧盟所必须捍卫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