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抗击疫情斗争，目前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疫情仍在世界多国蔓延，防疫形势依然严峻。在这场源起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疫情中，生态主义思潮的回潮成为必然之势。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理论范式，生态主义思潮对各种生态问题的根源及解决之道进行全面审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相关理论，为我们准确把握生态主义思潮走向提供了丰富资源。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从生态哲学的高度展开关于人与自然的大讨论

同以往很多次瘟疫和病毒产生一样，很多人一直关注引发此次新型肺炎的冠状病毒是如何产生并传播及人的？这一问题引发人们从生态哲学高度开展关于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其他自然物种包括野生动物关系的大讨论，并产生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的争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一种“深层生态学”思潮。这种“深绿”色彩的生态主义思潮强调自然界优先于人类而存在，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具有独立的价值，其中包括“生物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等流派。与之相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未被触碰的自然界”，主张“人化自然论”，自然总是“打上人的烙印”。基于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立场，引发关于“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争论。自然中心主义者主张，各个自然物种都具有独立于人类的感知能力和物种权益。人类中心主义者则认为，离开了人来谈论自然物种的“权益、价值、意志”等问题是荒谬的，因为这些都是“属人的”范畴。一些学者将自然中心主义批评为“万物有灵论”的现代复活，是“诗意的神秘主义或东方宗教的方式”。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观具有悠久的自然中心主义传统，无论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儒家的“民胞物与”，都强调应该尊重、顺应自然，实现“天人合一”。在西方社会，一直盛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观把人视作目的，把其他自然物种作为手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提出，“天生一切动物应该都可以供给人类的服用”。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工具理性的支撑下，“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

就现有的研究证据来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产生，很大可能来自于人类扑杀食用的野生动物，如蝙蝠或穿山甲等，这为自然中心主义者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很好的论据。自然中心主义者从哲学角度这样指责人类中心主义：在人和自然关系层面，如果自然没有独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人可以主观任意驱使自然。那么，人类对付自然界的各类病菌就应该游刃有余了。但人类的疾病瘟疫史，包括此次新冠肺炎却一再以残酷现实否定了这种论调。当然，人类中心主义者并不会因为一次新冠肺炎就理屈词穷，放弃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目的这一基本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者抓住自然中心主义的一些极端思潮，譬如对具有“深绿”色彩的“动物解放论”者反戈一击：立场极端的“动物解放论”者也不可能在现实行为中去保护危害人类的自然物种，比如传播病菌的蚊子。所以，我们根本无法把自然物种放到和人一个层次来讨论平等的物种权益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将生态主义思潮置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对生态问题与社会生产、政治系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生态主义思潮不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的讨论，一些生态政治学思潮也将其拓展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进行探讨，侧重探究生态问题与社会生产以及政治系统的关系。近年来，生态政治学思潮不断延展和深入，出现了“生态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思潮，涉及一系列广泛话题的讨论。

其一，关于社会组织形式与政治架构的讨论。当前，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此次新冠肺炎为何蔓延得如此迅速？一些生态政治学流派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将之深入到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架构层面。他们指出，新冠肺炎在中国乃至全球快速蔓延的原因，不能单纯停留在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这个生物性特征层面，还应涉及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一是都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带来的人群高密集分布问题；二是大规模人员流动及其背后的经济社会资源非均衡性问题。

都市化是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副产品。都市化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出现像武汉、首尔这样的超大规模都市。城市化中心圈的发展战略，带来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的不均衡性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等问题。从“空间政治”的角度而言，都市化战略弱化社会发展的多极化方向，损害乡村等非中心空间应有的自主性地位和正当权益。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压力，一度来源于春运期间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和大学生这两个群体）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抛开春运背后中国人春节家庭团聚这个传统的文化因素，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反映的是城乡、区域间经济社会资源的不平衡性问题，大学生的大规模移动则是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问题。

其二，关于生态问题背后的国际政治关系讨论。新冠肺炎在国际社会蔓延后，一些国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采取的类似“封城”等果敢措施，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却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得了防疫抗疫的宝贵时间和窗口期。这些争论，已经进入区域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实际上，近年来很多全球生态问题都引发了类似的讨论。一是关于“碳政治”等问题的“气候资本主义”讨论。随着气候变暖成为全球生态难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碳排放交易等市场化手段解决气候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与自身发展权益不匹配的责任。在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中，看似平等的市场手段无益于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甚至会加剧这一难题。二是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讨论。这个问题与上述气候资本主义有相关性，西方国家借助先发优势和自身强大力量，将自身面临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力图实现空间转移。比如，将工业垃圾外运到非洲、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灾难。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野审视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清晰看到资本主义劳动观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价值目标差异，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生态主义思潮发展的政治方向

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归入“人类中心主义”阵营，其依据就是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论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提出了“人化自然论”。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内涵丰富，我们必须加以完整理解。

第一，自然界是人类实践的前提和对象，拥有客观实在性。自然有两个类别，即“原始自然”和“人化自然”。即使是“人化自然”也有其独立的自然性质，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第二，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美的规律必须是合乎自然的规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造人与自然的对立，不符合人类自由解放的目的。第三，解决人和自然对立的正确途径，在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德国古典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之一，就是调和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矛盾。康德在“物自体”基础上提出“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提出“绝对精神”外化的自然观。马克思提出了实践基础上的“人化自然论”，致力于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这种统一，不同于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辨统一，而是克服了旧社会弊端的共产主义实践。这种实践，具有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性特征，最后导向现实社会的政治变革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野出发，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妥善解决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争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和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瘟疫疾病一样，最初都源于人和其他自然物种的紧张关系：人吃蝙蝠、果子狸或穿山甲等野生动物，作为对人类野蛮行为的报复，野生动物将病菌一并传播给人。最后，人和自然之间通过互相惩罚的方式，在相互退让中再一次获得一种平衡。但这一过程付出的代价，无论对人（大规模的病亡、社会停摆等）还是对自然物种（物种灭绝等）都太过高昂。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将人和自然视为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在本体论层面消融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在实践中真正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生态文明领域旗帜鲜明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生态哲学理念。其先进性在于其用整体论、系统论的哲学思维深刻揭示出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系统。这样，生命共同体理念彻底终结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各执一端的偏执，矫正了生态哲学思潮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其始终把自然问题现实化和历史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解，应当避免将其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而单纯视为学院体制下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论范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深刻揭示了自然异化、城乡对立等问题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和自然的双重危害：“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生态政治学流派主张的自然物种和人类平权论，缺乏现实性和历史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产阶级和其他自然的物种都是资本力量控制下的被剥削者，但是他们却分处这个复杂生产链条的不同环节和层级。人和自然的解放，是一个宏大、长久的历史进程。平等的政治权利，是以特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为前提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把人的解放进程区分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不同阶段。今天，在人的“政治解放”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却要求赋予动物同人一样的权利，这是违背历史条件的，只能流变为温情脉脉却缺乏现实性的抽象伦理主义者。正如恩格斯所言，“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劳动理论入手，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非人化特征和反生态本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认为，劳动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创造财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却认为，真正的劳动是人的实践存在方式，是在对象化活动中实现人自身全面丰富的本质。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扩大生产为核心内容，其价值目标是推进资本积累，实现资本无限增殖；后者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内容，其价值目标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实现劳动者的解放。人类面临的很多公共卫生事件，包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检视器，检视出资本主义劳动观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价值目标差异。

中国防疫抗疫的终极目标，就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权益（包括生命安全等），为此可以付出重大努力和一定代价，包括暂时的生产停摆等；反观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譬如美国优先考虑的是防疫抗疫措施是否会冲击股市，带来金融资本受损，影响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等。显然，民众在疫情中可能面临的权益受损、生命安全等，不是其考虑的首要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深刻看到了资本逻辑的反生态、反人性的特征，要求抛弃资本逻辑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代表了生态主义思潮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生态主义思潮的探讨不应局限于日常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转变，而是应深入到生产方式层面，融汇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点

新冠肺炎疫情在社会中掀起了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讨论。同2003年关于SARS病毒来源的讨论一样，一些人将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来源归结为部分人吃野味的消费方式。有的人认为野味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有的人则认为昂贵的野味可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此，从政府到民间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要通过一系列手段，包括生态教育、严苛立法等来保护野生动物，改变一些特定群体长久以来吃野味的陋习。还有一些讨论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方式与商品生产结合起来，力图揭示一些畸形消费方式背后的资本逻辑根源。随着资本逻辑的深度推进和演化，其表现形式越来越具有隐蔽性，甚至具备了将自身带来的生态问题转嫁给他人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

处于生态危机时代的人们四处寻求破解之道，资本力量的操控者深谙将“危机”转化为“商机”的能力，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带着有机和生态标签的商品。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在生态危机时代却以生态捍卫者的新面孔出现。资本力量的操控者通过强大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媒体宣传能力，让人们相信通过在消费领域进行生态消费，就能促进生态危机的解决。人们在生活中消费所谓有机产品，在道德上获得拯救自然的优越感，在现实中忘却了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才是罪魁祸首。

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各种生态社会学思潮的实质以及未来走向。首先，要正确区分“合理需要”和“虚假需求”。需要分为多个层次，有生存需要，也有发展需要。自然界各种物种的需要，是维持生命的生存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需要被下降到维持生存的层次，人的需要异化为动物的需要；真正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维系身体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实现自我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自我实现是人的需要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实现增殖。资本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在消费社会主要体现为制造“虚假需求”，塑造“异化幸福”。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价值观消解工人的革命意识，引导人们到劳动之外的生活消费中寻找满足和幸福。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摆脱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异化，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和幸福，必须付诸于创造性劳动。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生态社会学思潮譬如动物平权论者，希望通过提倡素食主义等生活方式的变革来实现物种间的平等权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日常、具体的生态问题解决方案，背后却反映出一种抽象、伦理式的平等权利观。素食主义作为一种个人生活选择，无可非议，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我们却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当前人类面临的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其根源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产方式。野生动物的市场化销售，一些动物皮草被包装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并成为规模化商品，这些都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这不是通过改变人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就能根本解决的问题。应该看到，即便是一些生态主义者提倡的有机产品，背后也是资本逻辑在发挥决定性作用。生态主义者消费打着生态标签的昂贵有机商品，而资本在这场所谓的生态主义盛宴中再次赚得盆满钵满。在总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有机产品被塑造为稀缺商品，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紧张和社会不公。

就长远来看，一些生态社会学思潮从日常生活方式层面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主张只是治标之策。我们只有深入吸取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关于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论述，深度融汇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点，才能真正引领生态主义思潮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来源：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20/0326/574154.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