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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70年述评

作者: 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发布日期:202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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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有组织的研究始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经70年的艰难跋涉和三代学人的辛勤耕耘,中国的非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发展历程,目前在科研队伍和人员素质、学科建设与科研教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以及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并保持勃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但是,中国的非洲研究之路并非坦途,较之起步较早的欧洲国家,在诸多方面尚存有差距; 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区域研究中,非洲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只是近些年来这种境遇方得到部分改观,但是其现状亦非尽如人意。如何使中国的非洲研究既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又适应形势发展需求,无疑是值得学界深思的问题。无论情况如何变化,中国的非洲研究必须要以研究非洲本身的问题为根本。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在于深耕基础理论研究,如果基础理论研究 “立不住”,那么应用对策研究难能“用得上”。

中国有组织的非洲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已走过近70年的岁月。本文试图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视角,通过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对新中国的非洲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估。本文写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勾勒出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和学科发展脉络,使读者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发生、发展轨迹,传承关系、阶段性特征,以及现实状况有一个比较客观、清晰的了解;同时亦旨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厘清问题、探究和明辨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使中国的非洲研究做得更实、更深、更好。纵向梳理主要围绕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这一主脉展开,内容涉及中国非洲研究各阶段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传承关系;横向展开则聚焦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发展情况,内容涵盖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脉络、学术前沿、研究主题等。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学术成果、学科人物及其学术观点等均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中国非洲研究的缘起

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对非洲有组织的研究则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是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特别是国家对外交往需求而兴起的。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视角,新中国的非洲研究与以往基本上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可谓是“另起炉灶、白手起家”。

根据现有的史料和文献,中国典籍关于非洲的文字记述,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人杜佑的《通典》(801年)。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历朝典籍均为后人留下有关非洲的文字记述。但这些记述或散落在少数来历者的游记或漫笔中,或由他人汇集而成于类似于“世界博览”一类的书籍之中。民国时期,国人对非洲的记述依然稀疏,除少数含有一些研究成分外,整体上多属于叙事之作,且涉及的主题相当散乱,亦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和理论性。这些记述的价值或意义在于向国人传达了有关非洲的一些信息,在后人探究中非交往史时无疑是具有史料价值的,但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它们与中国的非洲研究却缺乏直接的传承关系。

学术研究并非孤悬之物,也会受到“时空环境”的影响。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勃兴的奴隶贸易和殖民浪潮催生了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非洲研究,那么中国的非洲研究同样系需求驱动使然,这在早期研究机构的孕生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国际处境非常孤立。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枷锁赢得独立。为了加强与新生的非洲国家的联系,中国亟需了解非洲的基本情况。另则,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国外交处于“两面开弓”的窘境,亟需打开外交局面。正是在这一时空背景下,中国非洲研究的帷幕徐徐开启。1956年11月,根据中央批复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成立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其内设机构“西亚非洲研究组”(4人)开始涉猎非洲问题研究。

为了加强非洲研究,1959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组成亚非研究所“建所筹备小组”。基于官方的需求,亚非研究所自筹建之日起便同步开展科研工作,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西亚非洲研究组”遂并入筹建中的亚非研究所。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非洲外宾时讲道“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为落实毛主席讲话精神,亚非研究所于1961年7月4日应运而生。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14国前夕,召集有关部巾负责人专内商讨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会后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根据毛泽东主席对该报告的批复精神,1964年1月,国家编制委员会同意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拆分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并对两所进行扩编。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正式挂牌,编制88人,吴学谦、张铁生任副所长(所长空缺)。同样为落实毛主席指示精神,北京大学以东语系和国政系为依托于1964年4月成立亚非研究所,由季羡林教授出任所长,编制20多人;南京大学在1964年7月以地理系为依托设立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由苏世荣教授任主任。这三家机构成为中国首批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队伍,“三家店”的局面一直维系到20世纪70年代末。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除了亚非研究所外,历史系的亚非史教研室还有一部分教师从事非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此,我国的非洲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并纳入正规建制;研究工作也从以往的零星探讨,发展为有组织的、相对系统的学术研究。

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脉络

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角度,中国的非洲研究伴随着国际环境、国内时局、非洲形势,特别是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变化而起伏,大致经历了起步、沉寂、复苏、发展四个阶段,从中既可看到中国对非洲研究演化的历史脉络,亦可看到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中国非洲研究的起步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爆发(1966年)是中国非洲研究的起步和奠基阶段。1956年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后,其内设机构“西亚非洲研究组”便开始从事非洲问题的调研工作,直至于1960年并入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

科研机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非洲研究走上机制化轨道。首批成立的三家研究机构由于职责、功能和规模不同,它们在学科布局或研究领域上亦各有侧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以非洲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同时兼顾非洲历史和社会问题研究,研究所初始阶段的任务主要是为国家对非工作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大致分为历史与现实两部分,前者由│历史系亚非史教研室承担,后者主要由亚非研究所承担。南京大学则专注于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并侧重于非洲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础研究。这种依托各自优势而形成的“自然分工”,也为日后这三家机构确立各自在国内非洲研究中的学科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

鉴于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首先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基于国家政治或外交需求,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主要围绕非洲地区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展开动态性的专题调研,其中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非洲国家的基本情况、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等主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这一时期的科研成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论文及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著作,但这类成果不多,著作只有12种,其中1962—1966年间陆续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非洲手册》丛书是“我国非洲学的奠基之作”。另一类是研究报告和内部资料,这类成果为数众多,几乎与我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非洲重大问题在这类成果中均有所反映,涉及非洲政治、外交、经济,以及人物、事件等。这些成果部分刊载在内部刊物上,更多的是直接报送职能部内,因此并不为人所知。

当时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职能部内提供咨询服务,因此对非洲现实问题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的重中之重。另则,由于受到科研条件的限制,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非洲研究尚无明确的学科发展规划,研究领域也比较狭窄,研究工作多系基础研究或动态性的跟踪研究、专题研究和对策研究,主要以介绍非洲情况为主,总体水平不高,在理论性、系统性等方面均有所欠缺,学术规范更无从谈起。但是,站在中国非洲研究学术发展史的视角,这一时期的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奠定了中国非洲研究的基础,使中国非洲研究有了传承关系,同时也为日后的深度研究做了有益的铺垫。

(二)中国非洲研究的沉寂

“文革”使中国的非洲研究陷入低谷,好在科研工作只是停滞了几年,并未贯穿整个“文革”时期,从1971年起,基于外交工作的需要,科研工作开始部分恢复。但由于尚处“文革”期间,科研工作难以真正全面开展,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的非洲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轨。

“文革”对中国的非洲研究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它使科研工作的连续性被打断,资料工作的系统性被破坏,尤为严重的是人才培养被迫中断,致使科研人员出现断层,凡此种种均迟滞了中国的非洲研究。这一时期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刊载在“文革”后期相继复刊的内部刊物上有关非洲问题的时政分析和专题调研文章,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有关非洲研究的著述。值得庆幸的是,国内非洲研究原有的科研队伍还基本得以保留,这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三)中国非洲研究的复苏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是中国非洲研究的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工作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在建章立制、积蓄力量,在中国非洲研究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科研工作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事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具体体现在,科研任务逐步由以往的“行政主导”朝着科研规划方向过渡;学科建设提上日程,学科发展从以往的“自然分布”转化为有意识的布局;学术期刊的复刊或创办使研究成果从“内部运作”转为公开发表,不仅研究成果质量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学术规范愈加受到重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79年)、中国非洲历史研究会(1980年)等全国性学术社团的成立密切了学者之间的横向联系,使国内学术交流趋于活跃;对外学术交流渐有起色,改变了过去那种“有来无往”、闭门造车的封闭状态。

这一时期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有所增加。1978年成立的湘潭大学非洲问题研究室(1998年更名为非洲法研究所)是“文革”之后国内成立的首家非洲问题研究机构。此后相继成立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西亚非洲室(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非洲史研究室(1985年)、徐州师范学院亚非史研究室(1987年成立,1993年更名为亚非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1994年)、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98年)和云南大学亚非研究中心(1998年)等。虽然成立了多家新的研究机构,但由于原有的三家科研机构,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98年更名)和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1992年更名)编制的萎缩,实际上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队伍并未明显壮大。

随着科研机构的增加,这一时期国内非洲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有所拓展,除了以往的非洲政治、国际关系、历史和非洲地理研究之外,陆续向非洲经济、民族、法律、军事(安全)等学科拓展。“三家店”依然是国内非洲研究的主力军。西亚非洲研究所自1981年从中联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制后,随着办所方针和任务的调整,科研工作逐步从侧重基础研究(特别是国别研究)和形势调研,向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并重的方向过渡,侧重于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同时兼顾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依然由历史问题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两部分构成,较之亚非研究所的非洲现实问题研究,历史系的非洲史研究显得更有声色。南京大学依然专注于非洲经济地理研究。新成立的科研机构中,湘潭大学在非洲法研究上可谓一枝独秀,上海师范大学侧重于非洲历史和经济研究,云南大学关注非洲民族、文化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专注于非洲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则侧重于非洲热点问题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的非洲研究已涵盖社会科学一半以上的学科,涉及领域和主题更为广泛,其中非洲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厚,学术水准也较高。就学术著作而言,主要出自“三家店”学者之手,其中一些著述堪称我国非洲研究相关学科内类的奠基之作。不过,客观地讲,这一时期国内的非洲研究基本上维系着一种不温不火的局面。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后头20年,中国的外交重点转向发达国家,目的是获取国家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随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以及科研力量分布上也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倾斜。在这种情况下,非洲研究实际上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四)中国非洲研究的蓬勃发展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中国的非洲研究渐入佳境;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所激发的对非洲需求增加,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落地,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至今仍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较之以往,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的诸多要素都在优化,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并涌现出一批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从而使我国非洲研究的整体水平获得较大提升。其二,学科布局大为拓展,各个科研机构结合自身条件和优势,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学科优势或研究特色,目前中国的非洲研究已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2/3的学科。其三,国别研究全面铺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加快实施及教育部启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计划,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非洲的国别研究,目前非洲主要国家均已被覆盖。其四,科研条件大为改善,国内学术活动日趋活跃,国际学术交流愈加频繁,许多中国学者开始深入非洲进行实地考察。其五,科研成果大幅增加,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并且在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葛佶主编的《明非洲百科全书》(2000年)和赵国忠主编的《简明西亚北非(中东)百科全书》(2000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为“八五”和“九五”期间重点选题和出版项目,是我国首次编纂出版的全面系统阐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西亚北非地区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历史与现状的大型工具书。杨光和温伯友主持的“非洲列国志”项目是我国非洲学界在“十五”至“十二五”期间的学科基础研究课题,已出版33本,是目前国内全面系统的非洲国别研究著述。上述两套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和出版对于推动我国的非洲研究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

促成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蓬勃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是国家需求使然,确切地说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激发的对非洲需求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中国在非洲利益快速拓展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使得各方对非洲研究的需求激增;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走进非洲”的步伐提速,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备受西方大国的关注甚或非议,使得中国在“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在非洲关系”两个层面所要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亟需学界做出反应。简而言之,国内各方对非洲研究的需求旺盛,导致国家投入增加,后者又产生了供给的溢出效应。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需求增加和服务对象多元化,中国的非洲研究呈现出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可以说,时下的中国非洲问题研究已不单单是一种专门的学问,而是肩负起了既服务于政府、社会,又满足“大众消费”的功能。

这一时期中国非洲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主题愈加广泛,但其主脉是清晰的,研究主题和学术前沿主要是围绕非洲经济、非洲国际关系特别是中非关系展开的。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关系。随之,中非关系研究成为中国非洲研究的“时代主题”和学术前沿。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这方面的科研成果也是最丰硕的。

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分布

注重现实问题研究,甚或“研以致用”可谓是中国非洲研究的传统和特点,这在中国非洲研究早期的学科分布以及学科发展历程中亦有所反映。概言之,中国的非洲研究是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和地理等学科人手的,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中国非洲研究诞生的“时空环境”决定的。一方面,中国的非洲研究是伴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起步的;另一方面,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国际处境更为险恶,亟需打开外交局面。这一时期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而科研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家对非工作。此后,随着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增加,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分布逐步向其他学科领域拓展。

(一)非洲研究学科分布概况

中国非洲研究学科中类的拓展是伴随着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增加及科研队伍的壮大而逐步实现的。国内非洲研究队伍的扩充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自改革开放后就不會中断过,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速度比较温和:从20世纪60年代的3家,增至20世纪80年代的7家,继而在20世纪末增至10家。中国非洲研究的科研队伍大规模扩充则是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非关系迅猛发展促生了中国学界的“非洲热”,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又加快了这一进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机构已达56家。

科研队伍的壮大主要源于以下几种路径:其一,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不同程度地加强了非洲研究的人员配置,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其二,依托原有机构,通过“更名”“扩编”或转化为实体单位等方式,不断充实研究力量,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其三,在教育部实施“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计划的过程中新组建了一些研究机构,如济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非洲研究的生力军主要来自高校系统,它们通过多种途径源源不断地为国内非洲研究队伍注入新鲜血液。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专业学术人才加盟,使得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内类不断拓展,同时为一些有条件的科研机构进行学科布局和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经过近70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国内非洲研究已涵盖了人文和社会科学2/3以上的学科门类,只是各个学科起步时间早晚、涉猎程度深浅不一而已。从时序上说,运用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非洲问题起步最早,学者队伍也最庞大;继而,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内类逐步拓展到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法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军事学(安全)等学科;有关非洲哲学、美学、新闻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其中有些学科是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有所涉猎;还有些学科,如伦理学、心理学等尚未涉猎。

(二)主要科研机构的学科取向

目前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队伍形成了党政军系统、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等遍布全国主要省巿的分布格局。这些研究机构属性不同,职能不一,规模不等,它们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学术传统或科研条件,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布局、专业方向或研究特色。从各个科研机构的自我定位、科研规划和科研成果来看,其学科取向或研究领域各有侧重,有些涵盖多个学科,有些侧重于某一学科,有些则专注于某一领域,还有些甚至主攻某个专题或国别。值得一提的是,或许由于科研机构的属性、功能和学术传统之惯性使然,中国的非洲研究在学科分布上大致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对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安全问题的研究,以社科院和党政军系统的科研机构为主;对非洲民族、历史、地理、教育问题的研究,则以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为主。即便是相同学科、领域或主题的研究,由于服务对象不同,不同系统的差别也比较明显∶党政军系统侧重于应用研究,高校系统侧重于基础研究,社科院系统则是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学科布局自1981年以来经过7个“科研发展五年规划”的实施已趋于合理,2019年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后,在非洲研究二级学科之下,依托研究室构建了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民族、宗教、军事(安全)和法律等多个三级学科,但研究重点依然是当代非洲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并以基础研究为依托,就事关中非关系发展紧迫而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应用研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国防大学非洲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侧重于从战略或政策层面研究非洲政治、国际关系特别是安全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非洲研究部和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等机构主要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学科或角度研究当代非洲的重大或热点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和中非发展基金研究部侧重于非洲经济、中非经贸关系研究,同时也关注非洲发展问题和重大热点问题。

高校系统的非洲研究机构多为非实体研究中心,即便是实体性研究机构,由于受到人员编制的制约,有条件进行学科布局、学科建设的科研机构不多。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07年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2003年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是高校系统规模最大的实体性非洲研究机构,其学科布局涉及非洲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宗教、人类学等,并以当代非洲发展问题和中非发展合作为主攻方向。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有非洲历史研究的传统,近年来关注更多的是非洲国际关系、文化、教育等问题。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以非洲经济地理研究起家,目前侧重于非洲发展研究,涵盖非洲农业、人口、环境、区域经济等。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在以往非洲历史、中非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聚焦非洲经济史研究。湘潭大学中非经贸法律研究院(2019年成立,其前身是2005年成立的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依然将重点放在非洲法研究上。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07年更名)在以往非洲文化、生态研究的基础上向非洲国际关系、安全问题拓展。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2011年更名)侧重于非洲历史、国际关系、教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东非洲研究中心、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2009成立)、国际关系学院非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外语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侧重于非洲国际关系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西亚非洲研究中心(2008年成立)主要从事非洲语言、文学研究。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国际商学院(2010年成立)侧重于非洲经济研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要从发展学的视角专注于中非发展合作和农业合作研究。南京农业大学非洲农业研究中心(200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非洲传媒研究中心(2012年成立)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则一如其称谓,分别专司非洲农业、传媒、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此外,还有一些高校的非实体性研究机构则侧重于某一领域、专题或国别研究。

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前沿

注重现实问题研究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也是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传统。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前沿,也即构成不同时期中国非洲研究的主流学科、领域或主题,是随着非洲时局及相关环境要素的变化而变换的。进入21世纪,非洲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发展,国际政治生态、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增加,以及因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提升所引发的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博弈,凡此种种使得中国非洲研究的理论前沿不断出现新情况或新问题,同时也引领着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前沿。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视角,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的非洲研究,相关学科所关注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限于篇幅,只能涉及几个主要学科)。

(一)非洲政治研究

非洲政治研究始终是中国非洲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对非洲政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伴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而起步的。就研究内容和学术成果的时序而言,中国非洲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是围绕着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时代主题展开的,其大致序列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非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非洲政党制度,非洲军政权,非洲民族国家建构,非洲政治民主化等。可以说,中国非洲政治研究的阶段性主题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变迁的时代内容基本上是相吻合的。进入21世纪,中国学界对非洲政治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从发展政治学的视角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过程进行描述、解释、评价和预测,研究范围涵盖比较政治学所涉及的主要领域。不过,较之非洲经济研究特别是非洲国际关系研究,近年来中国的非洲政治研究有所弱化,突出体现在对非洲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二)非洲经济研究

中国学界对非洲经济问题的关注晚于非洲政治问题,早期工作是编译、整理非洲经济文献资料,学术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学术成果来看,中国学者关乎非洲经济的著述基本上也是沿着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的脉络展开的,并且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非洲经济发展主要领域或重大问题的看法。后者涉及非洲经济发展模式、非洲经济形势、非洲经济结构调整、非洲农业、非洲能矿业、非洲制造业、非洲金融、非洲对外贸易等。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随着中非经贸合作快速发展,非洲经济研究日益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研究内容几乎涉及非洲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重点关注的问题有∶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非洲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非洲市场和资源开发,非洲投资环境与风险,非洲私有化进程对外资流入的影响,非洲金融与资本市场,非洲债务和国际免债行动,非洲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非洲各国的农业概况,非洲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与非洲发展,外部援助与非洲自主发展,等等。

(三)非洲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学界对非洲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初始阶段的工作是翻译、编译、整理有关非洲国际关系问题的文献资料,也有零星的政论性文章,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涵盖非洲与域外国家关系、非洲国家间关系以及域外国家在非洲的关系等诸多层面。中国的非洲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但不同时期的主题特别是研究对象又有所侧重:冷战时期更多地关注法国、英国等原殖民宗主国与非洲的关系,美国与苏联在非洲的争夺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冷战后最初10年的研究主题是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民主化的态度,此外法国、英国与美国在非洲的争斗也一度引发中国学界的关注;进入21世纪,大国在非洲新一轮博弈的展开,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特别是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关系的研究成为重中之重,涉及的主题愈加广泛。不过,中国学者对非洲国际关系各个层面的研究用力并不均衡,突出体现在对中非关系的关注过多,而对非洲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则偏少。

(四)非洲民族研究

中国学界对非洲民族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涉猎的主题有种族矛盾、民族过程、部族因素等。20世纪90年代,学界还对非洲“族体”概念问题展开过学术争鸣,使相关研究得以深化。争议的焦点看似在非洲“族体”的称谓,实则是如何看待非洲的民族过程,特别是非洲“族体”的发育程度。学界对非洲民族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两条线,一是围绕非洲的民族过程,二是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关注民族问题对非洲政治发展(政治体制取向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此外,研究主题还包括非洲跨界部族问题,非洲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南部非洲特别是南非的种族关系等。

(五)非洲宗教研究

中国学界对非洲宗教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陆续有一些学术著述问世。其研究对象主要涉及非洲传统宗教、非洲伊斯兰教和非洲基督教。就研究视角而言,对非洲传统宗教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的,对非洲伊斯兰教和非洲基督教的研究则是治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基于多元文化,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内容涉及外来宗教的非洲化或本土化、外来宗教与传统宗教的交融等;二是基于宗教社会化,从跨学科的视角,如从民族宗教学、宗教政治学的视角评估不同宗教间的关系,特别是宗教矛盾、宗教意识形态对非洲国家社会稳定、政治发展的影响。

(六)非洲历史研究

中国学界对非洲历史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对成果文献的检索来看,研究主脉还是比较清晰的,始终是围绕着非洲近现代史展开的,从成果类别看,除了非洲通史研究之外,还涉及非洲国别史、专题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可谓是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收获期,其中影响较大的5套(本)非洲通史著作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纵观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非洲史研究,其研究领域或主题主要涵盖:非洲历史的分期,大西洋奴隶贸易,非洲殖民化,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非洲现代化进程,非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大国与│非洲关系史,其中中非关系史研究更是重中之重,主题涉及中非交通史、非洲华人华侨史等。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又出现复苏的迹象,这在非洲专题史研究(如非洲经济史)方面尤为凸显。

(七)非洲地理研究

非洲地理研究在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中起步较早,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有学术著作问世,不过早期成果以翻译、编译类为主。20世纪80年代,该领域的一些学术专著相继问世。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增加,中国非洲地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提升,而且逐步从相对单一的学科研究过渡到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除了非洲自然地理(气候、荒漠化、地形、水资源)、非洲经济地理(农业、工业、能源、交通)之外,又拓展到非洲人文地理(人口、城市、旅游、政治)等领域。现阶段中国非洲地理研究所关注的主题或内容更加贴近现实,特别是服务于不断深化的中非各领域合作,诸如非洲地域政治与中国国家战略研究、非洲城市化与乡村发展研究、中非土地资源利用比较研究、非洲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等。

随着中非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前沿、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将继续拓展。基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及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传统,其主流仍将聚焦非洲现实问题研究,反映在学科分布上仍将以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研究为主。另则,基于维护中国在非洲利益的需要导向,从趋势上看,非洲法律、安全、人文、舆情等将越发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

中国非洲研究的成就与缺失

纵向比较而言,历经近70年的艰难跋涉和几代学人辛勤耕耘,中国的非洲研究在诸多方面均有了长足进步并继续保持勃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但如果横向比较,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的非洲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或困难,而且要想在短期内扭转这种局面亦非易事。在国内区域研究中,非洲研究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只是近10年来这种境遇方得到部分改观。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和学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评估,旨在总结经验,厘清问题,探究和明辨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非洲研究取得的成就

经过近7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非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发展过程,目前在科研队伍、人员素质、学科建设、科研条件、科研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非洲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启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计划,国内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机构出现井喷式增长,而且这一增长势头依然具有可持续性。

其二,随着拥有学术专长的生力军源源不断地加盟,以及相关科研机构学科布局、学科建设的拓展和推进,中国非洲研究所涵盖的学科内类越来越广泛,从而为日后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三,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明显优化,拥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并涌现出一批学术功底扎实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为我国非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及后续发展积蓄了能量。

其四,随着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频繁深入开展,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研究视角、路径和方法趋于多样化,这无疑有助于中国非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促使国内非洲研究的学术前沿与国际接轨。

其五,随着中国非洲研究科研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中非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愈加频密的同时向着更高层级的学术合作发展,即逐步从过去以研讨会、学术报告或讲座等形式为主的学术切磋,提升到由中非双方学者组成联合团队开展合作研究。

其六,中国非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不仅科研成果的数量逐年递增,尤为重要的是陆续推出一批学术积淀深厚、在学界反响较大的学术精品,其中的一些学术成果系学科奠基之作,还有一些成果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

其七,对策研究及智库建设成效卓著,具体反映在向党和政府决策部内报送内部报告的投稿量、约稿量、采用率、反馈率、批示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还有一些研究报告或咨询报告受到政府职能部中、金融机构和商界的褒奖或好评。

(二)中国非洲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非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现状亦非尽如人意,还面临一些比较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研究力量严重不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专职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人员只有百余人,即便加上兼职研究人员,乐观估计也只有300多人。研究力量不足是国内非洲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只是近年来各方需求不断加大,使得这个老问题更加凸显。原因在于,非洲研究不仅涵盖社会科学的所有一级学科,所涉及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研究专题更为广泛,而且它不同于美国研究或日本研究等国别研究,是名副其实的区域研究,涵盖非洲54个国家。国内非洲研究现有的科研力量原本不足,与形势变化和任务要求不相匹配,难免顾此失彼,加之科研人员在学科分布上不均衡,突出表现是过去20年特别是近10年来中非关系研究占据了过多的科研力量和学术资源,致使其他领域的研究力量更为捉襟见肘。

其二是学科分布与发展失衡。由于国内学科布局缺乏统筹协调,加之有些科研机构或学者个人的学科定位模糊或多变,我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发展不均衡问题愈加凸显。这种不平衡不仅反映在各学科之间,也反映在某一学科的内部(子学科或分支学科):不仅反映在国内非洲研究的整体分布上,也反映在一些学术机构内部的学科布局上。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非洲研究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于非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法律、教育等学科,其他学科则相对薄弱,还有一些学科尚无人触及。中国非洲研究学科发展失衡还突出表现在,在过去20年对中非关系的关注多了,而对非洲本身的研究少了,有的学者学风浮躁,忽视基础研究,热衷于赶时髦,这也是导致以往的优势学科风光不再,以及近年来同质化研究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科发展失衡已成为制约我国非洲研究整体水平提升的一大瓶颈。

其三是基础理论研究滞后。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于应用对策研究是国内非洲研究的老问题,近年来这个问题尤为凸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非洲热”的兴起和各方需求的加大,各种委托课题或临时性交办任务越来越多,导致许多研究中的基础课题受到冲击,拖期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基于绩效方面的考虑,一些科研机构片面追求数量,加之有的学者急功近利,忙于做“短平快”的项目,这也是近年来科研成果的数量上去了,但真正高质量的成果却凤毛麟角的原因所在。“撰文不立论、著书不立说”的现象仍在蔓延。基础理论研究“立不住”,导致应用对策研究肤浅化。按照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决策影响力这四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估,目前国内非洲学界的一些“智库”可以说是忙于作秀、徒有其名,因为其研究成果基本上处于“用不上”的境地。

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方向

回望70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为了铭记中国的非洲研究是从何处走来,更是为了校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使其前进步伐迈得更加坚实。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化、非洲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及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情势下,如何使中国的非洲研究既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又适应形势发展、满足各方需求,无疑是值得学界深思的问题。无论情况如何变化,中国非洲研究的根本在于加强对非洲本身问题的研究,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在于深耕对非洲本身情况的认知,如果基础研究“立不住”,那么应用研究也就难能“用得上”。在此前提下,基于历史与现状,考虑到形势发展和各方需求,未来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或将呈现出以下特点或趋向。

其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随着中国政府继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中非合作关系全方位快速发展,以及对非洲研究投入不断增加,中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内类、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将会进一步拓展,逐步覆盖非洲研究的主要学科和领域。据此,国内各科研机构及学者个人应根据自身条件与可能,本着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制定中长期学术发展规划,以便逐步形成各自对非洲研究的优势学科或领域,确立自身在非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进而提升中国非洲研究的整体水平。

其二,研究方法逐步创新。非洲国家众多,且情况非常复杂,仅从单一学科已经难以深刻透彻地解析研究对象,有时甚至会出现以偏概全或以全概偏的情况。事实上,非洲研究各个学科、领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内在联系,随着对非洲研究学科门类的拓展,我国学者应善于从社会科学甚或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中吸纳理论、概念和方法,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去观察和研究非洲问题。据此,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应成为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方向。

其三,研究成果日趋广泛。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落地,中非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愈加频密,在这种情况下,对非洲国别、领域、行业、专题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将日益受到重视。此外,随着中国对非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对非需求的增大,中国学者除了学术研究外,还将更多地担负起服务政府和社会的职责,这意味着中国的非洲研究将更加细化和深入,同时意味着各种委托课题或合作课题会越来越多。

其四,智库作用日益凸显。学术研究仍然是中国非洲研究的立身之本,与此同时智库研究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鉴于学术机构与职能部中在资讯获取和信息量方面严重不对称的现实,学术机构的应用研究应与职能部中有所区别。学术机构的对策研究不应满足于就事论事,继续沉溺于传统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老套路,而应基于对研究对象长期、系统的基础研究,对非洲及中非关系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进行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的研究。

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在于加强研究非洲本身的问题,深耕非洲本身的情况;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还在于解决相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满足各方的需求。中国的非洲研究只有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形成国际化的“中国特色”,方得以在国际非洲学界占据一席之地。目前中国非洲研究的科研环境特别是科研条件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学者们没有理由辜负国家的重托和时代的使命。中国的非洲研究不仅有着硕果累累的过去,也有着充满希望的未来。(注释略)

来源:《中国非洲学刊 》2020 年第1期 发表时间:2020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