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实践往往走在外交理论前列。“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仅遵循国际合作的一些基本规律，也展现出很多新的合作理念以及中国独特的合作方式和实践特点。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行理论思考和凝炼，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实践本身，也可以丰富国际合作理论，把中国实践通过理论的提升转变为普遍的世界知识。

一、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三个主要因素

国际合作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回顾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理念、外交实践、世界形势重大变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整体发展以及不同流派创新的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传统文化是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背景资源。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当地的特点，使理论带有地方影响的印记。

第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受一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的影响。中国形成了以和平发展为基本途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外交理论，突出和平共处、互利合作、非扩张性、不干涉内政等特点。

第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受国际形势和重大变化的影响。理论是用来解释、描述和预测现实的系统化和概念化的思想。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国际合作，涉及国家间合作、次区域合作、区域间合作等。西方学者对于国际合作的研究具有广度和深度，既包括体系层次的宏观研究，也包含制度和文化共识层面的中观分析，还有一些个体层次的微观探讨。具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对合作的影响。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现实主义理论总体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国家的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这种不安全状态使它们在面对合作机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能否从合作中获益，而是由于担心对方利用在合作中增加的实力会对自己不利而不愿意进行合作。现实主义理论一般认为，当有霸权国提供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物品或是国家在追求均势时，国家可以合作，强调国际合作经常由霸权国和大国主导，其他国家被动参与，突出特点是强制性。大国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主导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设立，强调国际制度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同时监督和执行国际规则以维护大国地位。

第二，国际制度是促成合作和确保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强调国际制度对于合作的重要性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有碍合作的主要因素，阻碍合作的是信息、欺骗等中间环节。国际制度实际是一种国际协调方式，削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作用，避免各类行为体不考虑普遍原则、规范、规章和程序而各行其是。

第三，社会因素也会对国际合作产生影响。除了权力、制度外，一些软性社会因素被认为会影响国际合作。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等理论。建构主义尤其强调文化和身份的作用。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塑造一种合作文化。国家间在合作与融合进程中的互动与谈判过程可以逐渐改变国家偏好、认同、利益、相互认知和共有知识，增强国家间的“我们感”（we-ness），改变习惯或文化。

三、“一带一路”实践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的思考

中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国已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9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产出了一大批务实合作成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国际合作，也正在促进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六年多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同时也显示出其特有的合作方式、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径，为国际合作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思路。

第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突破了同质性合作，是一种平等开放性合作和包容性合作。如果把“一带一路”实践与欧盟、东盟等合作方式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并不是同质性合作，而是一种平等开放性合作，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一带一路”强调开放、包容合作。中国文化总是强调事物的关联性和包容性，强调和而不同，把差异视为一种自然状态。不同的事物同样可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二是“一带一路”强调平等合作，尽管各国需求不同，但都可以平等参与，无论是大国、小国，富国、穷国。

第二，“一带一路”突破简单的结果导向合作，是一种过程加结果导向的渐进性合作。现有的国际合作除了建构主义理论外，大多以结果为导向，基本忽视过程，在涉及合作时主要从理性主义出发，关注核算收益和成本。“一带一路”合作实践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一个参与国之间建立共识的过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充分展示合作多元性、松散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为深化合作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多探索空间。

第三，“一带一路”突破了领域外溢合作，以互联互通推动多维合作。涉及到合作具体领域问题，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从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角度来解释国际合作，合作从具体领域开始，之后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一带一路”合作体现了很多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首先强调的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环是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五通”之中，第一个重点是建立共享交通线路，以此加强互联互通，部分解决碎片化问题，以更好地促进商品流通，更好地连接市场。实际上，在政策、基础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五大领域的联通可以把当今世界更好地联系起来。“互联互通合作”可以作为研究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核心概念继续深入。

第四，“一带一路”是共同利益合作对传统单方利益合作的超越，突出发展合作。涉及到合作利益，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衡量合作利益时，讨论最多的是绝对收益和相对利益。但是，“一带一路”合作实践显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在合作过程中塑造共同利益。“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就是围绕发展促进合作。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演讲中所强调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因此，发展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与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

第五，“一带一路”实践是长期合作与短期合作相结合。中国文化一直强调整体思维和长远思维，是一种重视集体主义的文化，往往强调从整体的角度和趋势看待事物，而不是从个人角度。这些也体现在中国的政策中。例如，中国政府经常制定长期目标或计划，如五年计划、三步走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目标确定后，国家将制定相关政策并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实现。同样，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往往强调顺势而为和长期系统性思考。在实践中，在做具体事情之前，总是先分析全局，比如世界或国家的整体状况。例如，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新判断，并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中国也比较善于整合各种力量，使其形成一种整体性概念，在整体框架下推进各种关系的发展。例如，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创设“16+1”机制，与非洲开启“中非合作论坛”，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澜湄合作机制”。在这些整体性和长远性思维的影响下，“一带一路”合作也是突出长期性和整体性，有时甚至可以忽略或牺牲一些短期收益。例如，有些项目从短期看可能收益不是很大，但是合作仍在持续。“一带一路”重点是通过这一平台建立一种宏观的合作语言，进而在这个框架下进行具体的多样性合作。

四、结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长，中国不断提出自己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提出自己的思路、倡议和措施，作为一个自变量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当前世界秩序演变和国际格局调整。同时，中国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理论自觉和理论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以中国路径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有效平台和机制。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情况可以看出，除了与传统的国际合作有相似之处外，它还体现出很多新特点。“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强调平等、开放、包容、发展，强调合作的渐进性、过程性、协商性、长远性，为传统的国际合作理论增添了很多新内容和新元素。对“一带一路”实践进行理论凝练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的国际合作理论以及多边主义理论，同时也可以把中国实践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把中国实践的特殊性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知识。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际合作理念和模式才可以成为国际合作领域的知识，成为世界普遍知识的组成部分。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