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的全球化扩散，中国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应对保持全球产业链稳定和持续、防止产业链脱钩的巨大挑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围绕以下问题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专业性地深入研讨：（1）疫情使我进口产品受阻，尤其是从日韩欧进口受阻影响国内产业链的正常循环。这方面我们有什么好的对策建议？（2）外部市场萎缩，使我出口美欧受阻，影响我国企业嵌入的全球价值链，面临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危险。如何稳定和巩固我国的供应链地位？（3）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或将发生重组变化，疫情可能动摇现有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及早谋划和应对？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产业链的影响是相互的，中方进口受阻的同时，日韩欧的出口也受影响，这是进出口双方的共同风险，需要协同应对。其一，政府与企业的协同，主要是进口企业要保持与商务部、海关等政府部门的及时有效信息沟通，准确反馈进口相关环节的制度性难题；其二，进出口双方职能部门的协同，主要是作为进口的我方商务部、海关及时与出口方职能部门信息沟通，为进出口企业解决各类疫情管控障碍；其三，企业与企业间的协同，包括进出口双方的沟通，以及进出口企业与船运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业务伙伴的沟通。
长远发展看，要防止疫情阶段性影响成为供应链长期“去中国化”的导火索。为此，疫情当前，我们要更多关注价值链伙伴的利益关切，优化和增强国内市场的价值引力。从近期应对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中有不少是外资跨国公司，要充分发挥他们对美欧母国市场的影响力，尽可能维持业务关系。最后，要针对出口企业面临的出口困境，抓紧出台有效的扶持政策，鼓励这些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想方设法让它们“活下来”，只有这些企业活下来并持续保持业务联系，维持供应链地位才有可能。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组有其必要性，这其实也是推动国内产业链、价值链构建的一个机会窗口，也是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机会窗口。事实上，我国开放发展本身也已进入进阶转型阶段。我们应该利用大国经济优势（特别是崛起的四大城市群影响力），以制度型开放为基础吸引全球先进要素，构建内源驱动、内外联动的新型分工体系。这样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
疫情即使再猖獗，人类文明发展至此，也必将会被人类驯服，疫情对于经济的实质影响时间不会长期持久，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心理影响却有可能长期存在，影响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国内外企业的产业链布局和迁移规划，从而带来“去中国化”的风险。企业家心系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产业链环节。在此种特殊情况下，一般性经济措施反而并不十分重要，而国家层面的制度和环境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即如何形成有利于含中（国企业）产业链的效率提升、竞争力加大，作为原则来系统梳理我国的制度环境，坚持改革开放，破除对于人民尤其企业家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束缚，是破除“去中国化”、稳定巩固中国供应链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部分大国将回归本国全产业链思维，但是，动摇不了产业链形成中已有的规律，即除了需要强调国家安全的产业链可以忍受效率和竞争力差别之外，其他各个产业链环节的布局都是要从效率和竞争力出发。通常，企业家均会自行考察认知实践自身的决策依据，而宏观政策需要做的是改善自身涉及全面的表现，即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制度环境、打造一个公平政策氛围、从增强产业链各个环节及产业链整体的效率和竞争力出发，重点是及早谋划调整税收水平使得其具备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完善政府行政效率使得政务服务公开透明高效廉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使得司法等外部环境适宜企业运营等。鉴于此次疫情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对于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在全球产业链悄悄酝酿国别布局重组变化的关键时机，尽早认清这个具有重大可能的趋势，须从根本上谋划解决问题。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在进口受阻方面，可以考虑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邀请日韩企业利用改造国内已有的场地和硬件设备生产国内急需的中间品，并对日韩相关管理技术人员提供签证和一定的生活便利。
应认真分析外部市场需求降低的原因。如果是政策和贸易壁垒导致的，则通过谈判对话降低壁垒；如果是渠道商家经营困难，则探寻互利的互助方式。其中，特别注意拓宽国内电商的海外渠道和与海外电商的交流合作。
需要尽可能保护维持目前的出口市场份额。同时，加强国内产业链的协调整合。特别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贸易壁垒。减少地区间重复发展和重复建设。让东部发达地区为其它地区提供技术和内需支持。
郭进｜上海社会科学院
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仍主要受劳动成本、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产业配套体系这些因素影响，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优势在于产业配套体系完善和成熟，劣势在于生产成本和制度成本持续攀升。稳定和巩固供应链地位，第一需要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下决心减税降费，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第二，积极推进国家—企业—科技机构创新链条的有效衔接和运转，加速技术创新成果的开发和应用；第三是进一步推进国内产业链的开放和完善，短期内放松国内市场的行业进入管制，降低国内市场的进入壁垒、减少国内市场的运营成本，以国内需求替代外部市场需求。
霍伟东｜西南财经大学
在海外合作伙伴经营受阻的情况下，打好与合作伙伴“疫情关爱”牌。企业除了讲利益，更讲信用与公义。政府企业商会学界媒体各方均应在共渡疫艰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应抓住疫情之危，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为他国防疫作出我们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赢得世界的高度认同与尊重。我们相信，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国际协作共同抗疫，一定是国际合作共同开展疫后恢复重建。
李新颜｜创新投资
要对进口产品受阻的原因深入分析，有些是当地工厂受疫情影响而经营困难，有些是因为疫情造成的物流中断。针对第一种，建议鼓励资本走出去，对陷入困境的产业链关键性企业特别是产业链中上游原材料企业，进行追加投资，以资本为纽带强化和巩固产业链上下游关系；针对第二种情况，出台对关键产业的扶持政策中，增加与物流有关的内容，有针对性开辟绿色通道。
疫情会对消费观念和部分习惯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带来产业链重组变化，不排除产业链分工中有一些市场化分工的环节会被内化到企业组织内部，以成本优先可能会转为产业链安全优先。对此建议，第一，深度融合现存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加强与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深度合作，不仅是产业链分工及配套，需要适时考虑资本为纽带的全面融合，资本的深入融合，要以主权基金或者市场化的产业基金方式，以间接的手段进行；第二，建立新的产品内分工体系，重视民企企业的产业升级，重视具备新兴产业链链主潜质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展开全球化分工合作。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疫情迫使各国采取隔离措施、暂停生产，形成需求冲击、供应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冲击，首当其冲的是产业链形成“断链”，但必须清醒，这不是政治性的“脱钩”，只是疫情下的物理性原因，但必须警觉会演化为对全球化的悲观和“脱钩”。当前问题长远看，这个经济的暂缓或“停摆”是普遍的，萎缩是必然的，但决不会是长久的，一定是暂时的。对此：一是强化“一带一路”的主导性作用，开展国与国疫情性下防疫物资输送和特别商业对话沟通，对迫切的全球生产供应链提供积极安全物流联通；二是要立足疫情后的发展，我们提出的“新基建”同样适用“一带一路”及全球疫后重建，在此新作为上做优我国主导的全球化供应链地位，促进更深入的全球化发展；三是开展中美地方政府之间、商会之间的广泛结对和商业联系，巩固欧洲17+1商贸关系，并向欧洲更多国家投资深入，更好发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组织优势、投资生产优势。
唐德淼｜清华大学
针对进口产品受阻，对策建议：（1）从内部看，要想方设法打通国际物流，可以对国际不同来源国的产品和物流体系进行分类管控和重构，化简入关手续，可以通过保税区等方面降税，促进效率提升；（2）从外部看，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国际跨国企业、跨境电商国际平台企业（海外仓）等国际产业链控制力强的企业海外物流组织能力；（3）从国际贸易或跨境交易平台的作用上来看，要充分发挥“跨境购”B2B、B2C、C2C等跨境交易功能，深度挖掘国际、国内跨境交易大平台的“链主”作用，进一步简化审核流程，激活发展活力；（4）从需求端来看，要进一步释放“欲望”，比如采取末端消费补贴，生产供应需求减税激励等措施。
包卿｜高级经济师
以国际关系维护全球产业链：首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动防疫物资和力量的全球响应；其次加快推进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响应，提升法治化、知识产权、市场化治理，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积极回应关切。三是加强与主要国家多层次对话交流，避免冲突，争取共赢多赢。四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落地，在自贸区中先行推动对日韩的自由港区建设，推动中日韩国际开放园区“特殊经济功能区”试验区建设，建立中日韩产业链的合作标杆。
姜丕军｜北京中天嘉华金融集团
建议我国在本国疫情控制有所企稳的条件下，也要加大对日韩欧的物资供应、医疗帮助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只有疫情可控才谈得上进口顺畅，否则进口顺畅就是纸上谈兵。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疫情之后，产品内分工依然存在，但中国不会偏离向高端化、技术化的方向，要积极推动企业和产业升级，向微笑曲线两端迈进。此外，亚欧非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既然产品内分工难以避免，那么建设中国独有的市场通道在疫情之后应该更具必要性和战略性。
张二震｜长江产经研究院
短期，能否通过国际协调合作，派员前往日韩疫情较轻的工厂，帮助日韩有关厂商实现部分复工复产，以维持供应链的稳定？我国在复工复产方面具备一定经验。另外，可考虑在经济尚能正常运行的低风险国家寻求替代厂商。长期，通过吸引外资和本土企业努力，一些关键零部件应逐步实现国内生产。中长期看，要认真落实《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很大一部分价值链贸易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以稳外资为抓手稳外贸，就可部分避免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风险。
刘昌伟｜北京金山办公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
产业链分工或重组在历次危机之后都根据各国政治需求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首先在政治上要形成和谐关系，在多边组织框架内，提供产品到产业的支持与服务，保持开放心态；在市场上，采取主动，加大本地化投资和服务能力，重点推动产业链核心技术创新和重要环节把控。产业链的竞争一定是技术和市场的竞争，这两个点把握好，利用我们的人财物优势，推动产业升级。
于晓华｜德国哥廷根大学
疫情是这场危机的主因，要想让产业链恢复正常，需要全球协力，摒弃一切政治纠纷，更加透明的分享抗疫信息，共同科研开发疫苗和药品，尽快消除疫情，恢复供应链运转。同时，加快国内投资，开发出可替代的产品。在全球抗疫运动中，通力协作，互信是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只要互信在，价值链就不会去中国化。中国通过更加透明的态度分享，提供更多的医疗护理材料，建立互信。政治互信需要润物细无声，多做好事不留名。
张远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疫情引起的外部市场萎缩是暂时的，供应链大部分“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一是劳动力及技术工人的供给问题，二是中国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作为一个跨国公司不占领最大市场怎么做头部企业，不把中国部分纳入供应链不符合经济原则？如何稳定和巩固我国的供应链地位？一是扩大开放，吸引高端制造；二是依法治国，同等待遇；三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四是创新招商与企业服务。
中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有技术难题；发达国家要把中低端撤回也有劳动力或技术工人的难题；都不容易。在逆全球化、民族主义、国家安全的旗号下，全球价值链发生部分重组是很有可能的。其实应对方法双方都差不多，一是供应链上美国+1+1；二是支持国内供应商创新研发实行进口替代；三是在“一带一路”布局以我为主的产业链。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
在促进出口方面，一是充分认识且适应疫情状态下全球需求总量和结构方面的变化。疫情状态下全球需求下降，这要求开拓和挖掘确定性较强的国内市场，应当从收入总量、收入分配、时间、交易成本以及政府政策等多个方面放松国内消费和投资的约束，利用和发展强大国内市场优势；疫情条件下全球需求结构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与防疫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会大大增加，中国应该利用本身具备的优势，迅速调整生产和贸易结构，发展防疫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出口；二是利用疫情时期的特殊需求，努力降低出口贸易成本，开展国际间政策协调，使得出口贸易的政策成本大大下降。
巫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
我国的供应链地位能否被取代，最终还是取决于我国的产业配套体系是否完善，供应效率是否领先，产品质量是否可靠。换言之，我国供应链地位是否牢固，关键看我国企业是否会被替代。在此意义上，稳定和巩固我国的供应链地位最关键在于提升我国企业的生产率。例如，日本消费电子企业牢牢掌握手机、电脑和消费电子类产品的上游环节，当日本发生地震影响这些企业正常经营时，对产业链产生短期冲击，但地震过后，它们依然无法被替代。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哈萌仕婴幼
稳定和巩固我国供应链地位，应该要考虑多方面因素：（1）国外疫情严重，我们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协助和医疗物资帮助，最快速度地控制全球疫情。（2）按照中国复工复产的成功经验，分享给世界各国，尽快复航复港复订单，确保疫情影响经济的最小程度。（3）国家部委出面与世界各国协调，做好有序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进行正常化贸易交流。（4）适当减免中小微企业土地租金和税收，中小微企业活着基层工作人员就业就稳，企业就业稳了生产链就不会受影响，对巩固我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有重要作用。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所
此次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让“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和“自力更生”成为大家的共识。表现在进出口上，就是努力扩大进口离岸国和出口到岸国的数量，稀释各国所占份额，以应对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的动荡局势，保持本国进出口形势的基本稳定。从国内供给上看，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和应急物资的生产更倾向于自给自足，谋求降低单纯依赖进口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我们的对策，一是要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战狼式外交，密切与各国的联系，为保持进出口格局的基本稳定创造好的条件。二是要稳，即千方百计保持进出口格局的稳定，特别是进口份额较大的机器电气类、矿产品类的稳定，以及出口份额较大的纺织品类、机器电气类的稳定。三是要拓，即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结合供给侧改革，培育面向国内市场兼顾国际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以满足国内广大消费者对新奇特高产品的需求为主，适时扩大境外订单。
刘朝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稳住他们的生产；引进他们的人才；升级我们的企业。
尽力打开他们的市场；升级我们的内需；拓展新的市场。
立足于我们的产业升级；全球人才汇聚；“一带一路”产业链价值链的拓展完善。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直接推出相关优惠政策，把国外因疫情停产的企业引入国内生产，实现产业链内移，扩大贸易合作伙伴朋友圈，提高我产业链安全度。
方勇｜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进口受阻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物流受阻，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扶助的形式（如运费补贴、通关便利化等等）帮助物流企业复工复产。同时帮助物流企业引进有效的信息技术和安全的卫生防控措施，保证物流业运行中的卫生安全和高效联通。第二是人员流动受阻，致使商务沟通无法正常展开。对此政府可以帮助中外双方企业积极向线上商务沟通形式转型，积极发挥线上广交会、阿里巴巴e-WTP等在线交易平台的作用，提升中外双方企业线上交易能力。第三是外方的供应企业停工停产，为此我们可以鼓励外方企业，将生产能力向其在中国的分子公司转移或向中国的协力机构转移，鼓励外方在中国建立起本地供应机构。
此外，尽快与亚太国家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生产网络联系，尤其要鼓励中国网络经济的领军企业加快进军亚太市场，形成以网络经济为纽带的线上经济联系。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中日韩三国所构建的东亚供应链系统受疫情影响，势必会因为贸易与物流等商务活动被切断而受阻。目前应对的建议：第一是加强中日韩三国的疫情防控合作，尽快有效控制疫情，只有疫情早日结束，实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东亚供应链体系才能衔接通畅。可以考虑在三国之间建立联防联控机制。除了救灾物资上相互支援之外，还可以彼此分享防疫经验。第二，建立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协调联络机制。建立成立专门组织部门负责协调中日韩三国企业在航运、商品通关、人员跨境往来等方面遇到的各种困难，打通特殊时期贸易流通的梗阻，在深入合作中凝聚共识。第三，创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渠道。在商务沟通、物流、通关、国际结算以及售后等方面更多利用互联网线上平台进行非接触式交易。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中日韩之间跨国供应链的影响。
林学军｜暨南大学
现在全球疫情中国风景最好，中国成为世界的安全岛。因此，我们要提高信心，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复产。同时对全球经济应当有战略的布局，例如，利用这次危机，全球产业重组之际，努力引进全球高端人才，控制全球创新链的制高点，掌握全球竞争的主动权。还可以利用危机，并购海外的科技企业，加快海外石油、矿山、港口等重要资源布局，形成有利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日韩进口受阻，这应该还是短期的现象，主要还是要与日韩加上台湾形成“东亚的产业链合作”，由于日韩与我国台湾地区地理位置及相互的依赖高，因此合作还是比较容易维持的。同时也可以用合资的方式，优惠减税降费，鼓励他们到大陆投资，维持现有的供应链，提升我们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借由“国际的投资”，如果我们的产业走出去，投资到外国的企业，购买或者入股。进口供应链短期缺失的问题，用国内的产品来替代，若短期质量不够硬，只能先努力提升替代，另一方面就是去寻找其他的国家地区的替代。比如高科技业电子产品，还是可以借助台商两岸的合作，尽管目前气氛不佳，但民间的合作交流还是很频繁。
郭玉高｜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从本人从事的物流业等行业从2月上旬有条件的复工复产以来，出口已恢复到80%左右，但随着疫情的扩散，各国控制疫情的力度在加大，解决部分产品进口受阻要从各自企业实际出发，首先，在市场中寻找替代品；其次是企业通过创新来适应新的市场变化；最后，稳健缩小生产规模以保存实力。
盛文军｜人行杭州
虽然当前我国面临外部市场萎缩，出口美欧受阻的困扰，要利用此契机，发展健全夯实现代产业基础，建立自主供应链体系，为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尤其要发挥最大效应：一是加大金融对企业并购重组和“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二是加强对自主供应链发展的金融支持，全球疫情何时结束，尚未可知，但无论疫情中，还是疫情后，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已不可避免，供应链重构是大概率事件，因此要提前做好准备，及早推进自主供应链建设。不仅仅要重视供应链金融，还要重视对自主供应链体系内的上下游企业融资支持和服务。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
此次疫情将某些发达国家提出制造业回归的“再工业化”战略和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以外需为主制造业造成的生死考验提前到来，急需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一是针对芯片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可吸取我国高铁成功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集中优势资源攻关突破；二是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工业发展规划，采取股份制、技术合作等形式将一些中低端产业有计划转移到沿线国家，与我国形成高中低互补的制造业协同发展格局；三是充分挖掘国内巨大消费市场潜能，为我国制造业有序发展提供强大消费需求支撑。
来源：微信号长江产经智库，https://mp.weixin.qq.com/s/qz6yJPvVvnhprb1b6M7DwQ 发表时间：2020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