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将新经济定义为：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体，由互联网和新技术革命推动的，以信息化和产业化深度融合、商业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人力资本的高效投入和减少对物质要素依赖为标志的一种经济形态。新经济涵盖了信息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生物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零工经济、体验经济等形态，且还在不断扩充。新经济作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经济现象，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成为我国经济动能切换的主要力量，是城市间争先进位的主要赛道。

一、新经济的内涵特征

新经济是与传统经济相区别的经济形态。传统经济是以制造业为核心建立的工业经济形态，依托机械化、电气化的技术构成以及公司制的组织方式，将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到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中，通过标准化、模块化、规模化、效率化经营路径提高产能、扩占市场，实现经济主体的利润回报。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有六大内涵特征。

（一）知识和数据是新经济重要的要素禀赋

新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上的经济，就是用新技术和人的创意创造为动力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体现着人类智慧的最新水平。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细胞研究、再生能源、量子技术等未来产业都是新经济的典型。数据是知识创造、传播和使用的“质子加速器”。知识从实验室、创造者的头脑中转到经济实践，往往需要借助数据感知需求、加工信息、调配资源、突破时空、链接生态，数据是新经济的“石油”。例如特斯拉推出的UBI车险模式，通过深度开采和加工数字化以后的用户驾驶行为，精准提供差异化保险产品。不管是知识创造本身，还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将知识变现为经济价值，新经济每个环节都不离开人的创造力，新经济由此可视为人本经济、科学家经济、创意家经济。

（二）研发和创意是新经济主体的中心行为

新经济一方面通过新技术解决传统经济发展的技术壁垒、效益边际难题，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性思维创造出新的经济活动内容和形式，其创造利润主要不是生产环节或者产品本身，而是附加在产品上的研发创造活动，创造型人力资源的高投入是新经济直接标志。研发和创意为主的经营路线，赋予新经济要素投入边际效益增长的内涵式扩展能力。新经济的研发活动也有别于传统，其研发设计、加工制造、产品销售、用户服务等各个环节可以实现数据实时传输、孪生可视、同步并联、自我学习、智能决策，极大提高了研发的效率、减少试错成本。例如2015年，硅谷人工智能企业Atomwise只用1周时间就模拟出2种有希望用于埃博拉病毒治疗的化合物。

（三）跨界和融合是新经济显著的外在形态

新经济打破传统一、二、三产的界线，实现产业内部的垂直跨界融合和产业间的水平跨界融合，酝酿发育出第四产业的趋势。如农民从过去的卖产品转变为卖生态，通过对农业生产活动实施过程分解，塑造“过程+”价值变现模式，使消费者在体验作物种植、采摘、加工过程中，为收获知识、技能、快乐、经历买单，实现农业和服务业、生产和消费的跨界融合。新经济的跨界融合对制造业产生深刻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制造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等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最新趋势。如未来汽车作为“移动之家”、大号手机，主要利润不再来源于车身制造，而来自出行、金融、能源、娱乐等软件服务。跨界融合思维决定了新经济不再遵循传统线性增长、平庸滚动的成长路径，具有裂变式、指数式高成长的可能。

（四）美好和品质是新经济的底层价值逻辑

创造美好生活、开拓永续未来，是新经济的内容实质。电商平台在丰富消费体验、降低交易成本、合理配置资源、净化市场环境等方面切实起到变革性作用。农业新经济开辟了全环节智能种植采摘、病虫害科学监测应对、订单化溯源交易、灵活可信金融普惠等新场景。基因技术、靶向治疗、肿瘤药物研发、远程手术、便捷检测、意识识别、残疾康复、临床模拟等新场景都将在延长人类寿命、减轻病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痛点为出发点，决定了新经济是由消费牵引生产的反向资源配置模式，与人的高品质需求相脱节的产品和服务都将成为过剩性产能。例如阿里犀牛制造建立C2B2M生产链模型，意图缩短研发周期、减少库存。总之，人类有望在新经济中迎来产业更智能、城市更宜居、饮食更安全、出行更便捷、社交更可信、消费更绿色、休闲更充分、健康可计算、生命有质量、时空更深邃等的美好未来。

（五）平台和共享是新经济活跃的组织生态

平台不断打破产业内外部边界，促使产业间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逐渐成为创新网络的组织中枢。平台企业通过放大关联力量、吸引力量、影响力量，将很多外部企业、机构、人群聚集起来，把大量的生产要素、金融资源、社会关注度凝聚起来，带动企业、客户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圈。未来区域经济的竞争，不再表现为企业间的个体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产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多数企业不得不转型平台化或者融入其他平台。如航天科工、中国商飞、海尔、徐工、三一重工、一汽、五菱、富士康、树根互联等国内制造业企业，都在向平台型企业转型。新经济的去中心和再中心两种趋势同步推进，企业内部组织形态也将面临重塑，以新个体经济为代表的合伙型用工方式将更加普遍。海尔2005年就首次提出了“人单合一”的管理方式，将以往的内部垂直多层组织架构打散为数千个小微创业公司。

（六）包容和绿色是新经济基本的理念共识

新经济作为科技和思想引领型经济，必须要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人才、技术和市场。数字化技术为全球高端要素的互联互通、协同创新提供了可能。只有最为前沿开放的体制机制，才能孕育出具有全球视野的伟大企业，形成产业链上中下大中小企业协同的创新格局、跨区域的分工合作网络。新经济具有创业引领、颠覆式创新、企业爆发式成长、产业跨界、场景驱动等鲜明的特点，也需要政府监管服务上的审慎包容，给予更多试错机会。与传统工业经济的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五低四高”不同，新经济追求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的新“五低四高”。新能源、新材料、碳循环、3D打印等绿色低碳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绿色物流、绿色消费、绿色生活也日渐成为新风尚。

二、宁波新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本文从新经济内涵特征出发，结合数据的可代表性、可覆盖性、可获得性、可比较性程度，选择40余个指标从实力、动力、活力、潜力四个维度立体评价宁波新经济发展的先锋度。如用信息、软件和科研从业人员占比、高校在校生数、平均从业人员工资等指标反映区域知识型人才的构成情况；用机器人企业、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快递业务量、中国品牌百强数等反映区域企业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选择国内新经济第一城北京和计划单列市代表深圳作为新经济发展第一方阵作为参照，通过计算宁波与参照城市指标均值的百分比，根据加权系数得出各项指数（见表2，数据来源于各地统计年鉴、各类研究院公开数据）。

表2 宁波新经济先锋指数体系

1.宁波新经济稳步发展，新经济实力登临山腰。北京、深圳的平均值作为100分，根据上述指数体系，宁波新经济加权综合指数为44.5分。在实力维度中，三新经济增加值占比指数74，表明三新经济占比与头部城市占比较为靠近。2019年宁波三新经济增加值占比为2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3个百分点。3年GDP平均增速两项单项指数为107，高于头部城市平均增速，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65个百分点，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新旧动能切换的综合效果。但新经济实力仍然薄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指数（22）、信息软件和科研人员从业占比指数（17）与三新经济增加值占比指数（74）落差大，表明社会各行业开采数据利润的能力不高，城市知识型就业岗位不多。二是高新技术企业指数（13）、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指数（26）、R&D指数（48）与GDP增速指数（107）落差大。战略新兴产业是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基础上，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牵引的产业，该项指数低表明城市在经济社会引领方面功能弱。三是代表新经济门户的互联网百强企业指数（0）、工业互联网百强企业指数（4.3）垫底。两类互联网企业都是平台型经济的典型，是衡量城市资源掌控和配置能力的重要指标。作为工业互联网起步较早的城市，目前宁波工业互联网仅有supOS工业操作系统入围百强，互联网百强企业未取得零突破。

2.重大科技设施不足，新经济动力策源乏力。重大科学装置、新型基础设施、高校、企业、人才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素，宁波的上述动力维度平均单项指数仅为30。在重大科学装置方面，宁波尚无国家实验室，仅有1家宁波大学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宁波已迈入“智慧双千兆之城”，但与头部城市相比仍然处于弱势；高校数量不多、高校在校生少、高学历常住人口占比少等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受制于科技创新供给端动力不足的影响，城市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技术合同成交额、机器人企业等指数也都就行下坡，分别仅为26、11、15，仅浙江智昌机器人公司1家企业入围机器人企业TOP50。相比较而言，企业是宁波创新的优势也是主力军，目前全市拥有各类国家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32个，涌现出韵升股份、江丰电子、锦浪科技等一批技术创新的行业龙头企业；全市已有省级众创空间66家、国家级孵化器12家，组建了鄞创科技企业孵化器、复旦杭州湾科创园一批市场化运作的产学研孵化平台；在岗人员平均工资指数达79，表明各行业引人力度加大。

3.传统经济“旧枝发新芽”，新经济活力梯度减弱。相较于实力、动力维度，宁波新经济活力维度优势有所抬升。规上工业利润率、万人新增商事主体指数都超过100。这与宁波新经济的演进路径有关。宁波主要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实现新经济稳步萌发壮大。网络零售额指数、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指数都在75以上、智能工厂TOP200指数也达60。但受传统产业特征的制约，宁波新经济爆发力不足、产业创新天花板低、价值链穿透能力弱。创新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高技术企业、服务型企业明显不足。宁波新经济硬实力强、软实力虚，规上服务业利润率指数仅为23，服务贸易、快递业务量指数仅为42、30。股权投资是硬核创新时代投资方式变革的标志。由于新经济的新增量挖潜不足，宁波私募基金管理规模、科创板上市企业指数不足20。《2020胡润中国瞪羚企业》TOP100中，超过40%集中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电子商务领域，宁波无上榜企业。不过，2021年宁波极氪汽车、荣芯半导体、健世科技三家企业入围全球独角兽企业榜单，独角兽企业实现零突破，但数量与北京（91家）、深圳（32家）差距巨大，也落后于成都、青岛、苏州（均有5家）。

4.城市宜居品质改善，新经济潜力静水流深。在潜力维度的10个指数中，住房收入比、3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人均文化公共设施建筑面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年电影票房增速等5个指数超过10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3年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速两个指数也超70，潜力指数得分能力最强。传统经济是人随产走，哪里有产业哪里就有人口集聚，新经济条件下则产随人迁，哪里有人口，哪里就有消费，哪里就有创新试验空间。小学生人数增速、电影票房增速反映城市人口流入的结构和质量，消费支出增速反映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都蕴含着宁波具备加快新经济发展的潜力。新生代产业工人的诉求将更加多元和迫切，期盼更舒适便利的工作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宁波适宜的房价收入比在吸引青年人来甬创业创新中将释放更多比较优势。但社零增速指数仅为7，表明宁波消费外流情况仍非常严重。中国品牌500强指数仅为10，说明高品质产品、企业过少，融入双循环、抢占国货潮机遇的能力不足。单位GDP用电量减幅指数54，说明城市产业结构偏重，绿色转型面临较大挑战。

三、加快宁波新经济发展的思路建议

（一）在开发开放场景上发力，催生一批“新物种经济”

场景就是新技术、新思维、新模式应用界面。新技术、新思想只有落实到场景中才能转化为新经济。场景一旦被市场所认可，就容易实现技术、规则和市场锁定，企业可以实现高成长，因此场景是哪吒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等“新物种”经济的孵化器。可学习成都《关于供场景给机会加快新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经验，依托宁波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化机制健全的优势，支持企业组建“创新应用实验室”，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硬核技术开展市场化应用攻关。集成城市场景、产业场景、企业场景，定期发布场景建设需求清单和项目清单，向全国全球广募场景的技术支持者、商业运营者。正如并非每个人都要学会电工原理，但可以学会使用电器，对城市而言，即便不是创新源头，也可以做创新应用的高峰，以场景为切口，打造最新技术和先锋思想的中转高地。可建立高成长种子企业、潜在瞪羚企业、瞪羚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梯队培育库，按照研发费用的20%-50%不等给予支持，设立高成长企业信贷产品。成立新经济天使投资基金，联合社会资本对重要场景项目牵头企业给予首投、跟投。

（二）在科研攻关转化上发力，催生一批“科学家经济”

按照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打造新材料、工业互联网、关键核心基础件三大科创高地，建设长三角优势领域科技创新中心。加速甬江实验室、东方理工大学等重大平台建设进度，力争谋划创办其他应用型本科学校、研究院，更新高校专业目录，尽早发挥科技对新经济的支撑作用。面向国产替代开展集中科研攻关，在相关产品设计、制备封装、性能测试、工艺开发、材料革命等方面争取突破技术封锁。力争重大成果在航空航天、深海极地、卫星通信、无线互联、微细工艺、芯片研制、健康制药等领域取得应用突破，打开宁波未来产业发展新局面。聚精会神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丰富工业互联网试验场景，提升制造业敏捷生产能力，深度贯通制造业与服务业，带动商业模式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各研究所“合同科研”模式，实行多元化的研发经费来源及配置机制，探索院企交叉任职交流、交叉培养人才，促进科研院所与本土企业紧密协作，带动宁波汽车、石化、家电、通用设备等产业升级升值。实行鼓励成果商业化的绩效考核导向，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技术研究院设立技术转化办公室、技术经理人队伍，优化薪酬分配办法，加快引育具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推动政产学研金供需对接。没有纳斯达克，也许就没有硅谷。要加大创业投资机构招商力度，鼓励私募基金为科学家的创意和研究投资，吸引更多科学人才来甬潜心研究，营造科学与商业相互支撑的创业环境。

（三）在城市功能品质上发力，催生一批“硅巷经济”

发展新经济除了需要技术人才外，也需要一批具有独特思想、人文情怀的创业者、企业家。新经济浪潮要求城市加速从工业生产为主的功能安排回归到生活为主的本质上来。国际一流城市都出现了科技回归都市的趋势，城市功能更加混合、城市形象更加靓丽，出现了一批以城市街巷为创业空间的“硅巷经济”，极具先锋精神的年轻人奔涌到硅巷中碰撞创意火花。硅巷作为城市里正在生长的“新空间”，是孵化“新科技”与“新消费”的摇篮。如伦敦国王十字街区、鹿特丹马克赫尔市集、成都天府大道、南京秦淮硅巷、北京坊、上海黄浦江畔等经过城市更新后都成为城市核心活力区。在工业化后期，宁波要强化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牵引作用，大力实施港产城文融合，加快城市更新和风貌提升，从环境、文化、空间、活动、设施等方面营造有魅力、有特色、有活力的人性化空间场所。持续推进“精特亮”创建，提升“三江六塘河”水乡风貌，依托月湖、文创港等区块布局一批硅巷创意空间，嵌入一批文化标志设施、建设一批未来社会标志项目、补齐一批分钟圈功能设施、改造一批慢行友好通道、引进一批城市运营战略合作者、落户一批首店和体验店，丰富一批数字牧民、研发创意、共享办公、工业设计、商务谈判、会客休闲、美学融合、社交娱乐、演艺演出、电商直播、非遗工匠、兴趣养成、沉浸体验等新业态，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焕发城市新活力、塑造城市新名片。

（四）在推进创新协同上发力，催生一批“生态圈经济”

创新的生态圈化是互联网兴起、数字经济全面渗透产业后的重要特征。如徐工等工程机械企业，利用物联网技术与用户联接，实时采集产品作业数据，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创新盈利模式，形成了链接供应商、研究机构和用户的生态体系，转型迈向全球领先的机电行业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构建产业“生态圈”，一些小餐厅也通过私域流量构建自己的生态圈，一些大企业的生态圈已经延伸到全球。宁波在国际航运、跨境电商、网络货运、汽车、精细化工、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服装、家电、康养等领域仍有培育国际化大企业的机遇。放大宁波上市公司数量优势，激励一批龙头企业稳妥转型为“圈主”企业，从生产者、交付者转变为产业的组织者、连接者、整合者，从“改变自己”转向“反哺行业”。通过众包、开放技术标准、提供众创空间、提供孵化服务、战略投资等方式增加利益相关者数量，使生态圈本身变成圈主企业的“护城河”。放大宁波先进制造基础扎实优势，支持发展共享制造，支持龙头企业、第三方机构运用共享理念将分散、闲置的生产资源集聚起来，试验弹性匹配、动态共享的新模式新业态，逐渐打破时空边界限制，实现跨企业、跨领域、跨产业的广泛互联互通，打造国内重要影响力的先进智造枢纽平台。加大国有资本在新经济领域投资布局，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支持企业设立技术研究院及开放服务、“两业”融合，鼓励大中小微企业联合政府采购，开展知识产权质押和供应链金融等创新。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布局一批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颠覆性技术试验场地和示范区，发挥好政府产业公共服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