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在广州市番禺区向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我们主要关注流动人口社区，尤其关注女性。我对社区、女性、女工很感兴趣，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2003年，我到广东龙江打工。刚开始，听不懂粤语，去买东西，都不敢问价格。工友结伴出去玩，去的最多是赶集和公园。我们出门不坐公交车，都是坐摩托车，因为看到别人上车都刷卡，车上写着“自备零钱，不设找赎”，搞不懂什么意思，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坐公交车。

2005年，我才有了第一台手机，之前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很多信息，我们都不知道，是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我们没有社保，不了解政策。有一次，我腿有点肿，到医院，医生问我挂什么科，我说不出来。因为在老家，乡镇的诊所只有一个医生，一般问题都能看，突然到了城市，那么多科室，我也分不清。医生就问，你是里面痛还是外面痛，挂骨科还是皮肤科？我说不知道。她又问，那你要挂哪个医生？我说不知道。她说，不知道，那就下一个吧。我眼泪就下来了，很难受，后面还有人排队。出来打工，觉得特别艰难。

2008年，我受了工伤。操作机器时，手压进去了。住院时，有公益组织的人来跟我讲，工伤如何赔偿。那个组织里有个女生，她也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后来，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专门服务我们这样的女工的机构，后来我们一起成立了现在的机构。

旧水坑社区：让女工心安的空间

2012年，我们开始在广州番禺的旧水坑社区做社区工作。旧水坑社区面积只有1.79平方公里，本地人大概2000多，周边有很多大型电子工厂和住宿区，生产苹果、飞利浦等品牌的电子产品，里面大部分是女工，当时大概有3万名女工，高峰期时人数应该超过10万。她们租的房子，大概250块一个月，两个女生合租，多是90后女生。

我们每周都会跟大学生一起去做家访，找这些人聊天，了解她们的情况，问她们希望社区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

从卫生方面来讲，女工居住的环境确实不理想，还存在安全问题，比如经常丢自行车或电动车。但好处是离工作的地方近，不用负担额外的交通时间和交通成本。工作时，工厂的纪律、环境要求你不要闲聊。可以想象，这种社区特别缺乏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网吧、溜冰场，都是要收费的，而且人跟人的交流也少。

我们在社区做了一个空间，是个图书室。周末时，大家可以在社区里做些小的表演或晚会，也会过生日会。这些活动，一是丰富了她们的文化生活；二是让人互相看见，产生联结。如果她们互相支持，就可能产生一些互助小组，不管是信息分享，还是其它方面的支持。比如，大家不了解积分入学制度，有些人是不知道，有些知道了却不了解怎么申请，还有一些是不符合申请条件

2012年五一时，我们在社区做演出，编了一些舞蹈和歌曲，还演话剧，比如反家暴、找工作、怎么预防被中介骗等等。这些节目都是女工自编自演的，用的语言、表达习惯也贴近她们的生活。第一次演出大概有一千人来看。

当时，我们会在周末去公园做宣传。有一位90后妈妈，小时候发烧嗓子哑了不能讲话，但能听到，有两个小孩。她很想来参与中心的活动，但家里人担心，觉得她容易被骗，反对她来。我们跟她交流后发现，她特别喜欢音乐、跳舞。我们就让她来帮忙做舞蹈排练。演出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她丈夫和婆婆一起来看，从此，家人对待她有了特别大的转变。他们家是做电脑维修和销售的小生意，没有赚很多钱，但还是要给我们捐钱，提供小的物质支持，希望我们一定给她机会参与进来。

我们的空间，周一到周五是下午一点半开放，周末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很多人下了班就想来看一看，坐一坐，看看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可以聊一下天。还有人觉得如果早上也能开放，她们下（夜）班就可以过来坐一坐。我们以为工作了一晚上，不是应该休息吗？但她们觉得，虽然很累，但来聊一下、看一下，就很心安。

还有人想辞职，但觉得去了别的社区，不一定有这样的空间，就把辞职书拿回来了。因为这里有一群朋友，有一个可以去的空间。富士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跳楼？在工厂工作很枯燥，每个人都是很孤立的。

南沙社区：讨论女性的价值

2013年，有企业觉得我们在旧水坑的运营方式好，能丰富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来邀请我们。我们就去了广州南沙区，在企业资助下做社区中心的运营。南沙社区以家庭为主，很多妈妈是全职带孩子，服务内容更注重亲子和妈妈的参与。

我们主要做四点半的课堂和亲子育儿活动。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妈妈单独在陌生的地方带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也不知道怎么去医院看病，如果有人能指导，就会减轻她的负担，哪怕告诉她不用担心，按照正常处理就好，也是蛮大的支持。

在南沙社区，虽然有些改变，但很多时候还是很无力。自己找到了价值感，能做一些事情，就觉得很开心。但大家也在讨论，这是我们的社区吗？我们只是在这里打工而已，也不知道哪天会离开。不过，很多人抱着这样的想法，却在社区一住就是20年。所以，我们就想，即使在这里呆一天，也可以共同建设这个地方。最终，志愿者、大学生、社区居民和工厂工人一起出谋划策，开展各种社区活动。

流动人口社区的特点就是人员流动性特别大。很多社区骨干因各种原因离开，特别是女性，结婚生孩子或谈恋爱了，就会去伴侣所在的城市工作。有些人刚刚进入状态，特别合适做社区工作，但很快就离开社区了。这也是我们机构发展的困难。

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困难。小孩放在老家，如果老人不方便照顾，妈妈就会留在老家，变成留守妇女。如果在城市，她们只能做一些临时性工作，比如手工，收入比较低。丈夫的收入会稳定且高一些，女性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多束缚。

有个叫阿秀的女生，她嫁到了韶关，但她连生两个女儿，婆婆很不开心。她自己也压力特别大，就跟丈夫一起来南沙工作。大女儿在老家，她带着老二在南沙，当时怀了第三个。她的精神压力特别大，如果又不是男孩怎么办？

我们在社区论坛讨论了这个话题。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真的要为了生男孩把自己的所有都搭进去吗？我们应该怎么掌控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的讨论，能让她得到支持和理解。

我们做社区活动时，就请她来做主持人，因为她参与特别多。她很羞涩，觉得孕妇怎么做主持人。我说，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大肚子也可以做事情，我们的价值不只是生孩子。后来她答应了。她主持得非常好，自己写主持稿，跟别人一起彩排。她老公也来看了她的主持。她觉得社区中心像她的家一样，大家可以一起谈论事情。

自家社区：妈妈们的自发行动

2015年，我生了小孩，更有了切身体会。在小区妈妈群里看到大家吐槽，小区公共空间的使用并没有考虑居民的需求。我们就去跟物业谈，他们提供地方，我们来运营空间，可以做一些社区活动。一开始物业不太愿意，妈妈们磨了好久，后来就默许了。

我们用了小区的公共空间，室外的架空层空地。我们放了些书柜，做成图书室，还募捐了很多图书。一开始，这些书柜其实放在另一个妈妈家里，虽然她很热心，但还是怕打扰她。大家就跟物业争取到了空间，有了固定空间，大家就募捐了更多的书，后来有三千多册。

2017年，我还发了一条微博，“小区里面的热心邻居主要是妈妈们。发起成立的图书室，没有钱，她们就自己干。没有场地，她们就找物业，磨了大半年，死缠烂打，坚持不懈争取到了不花钱可以用的角落。”

后来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被妈妈们感动了，还让保安来帮忙。一开始，限制开放时间，大家排班管理，借书还书找保安开书柜。我觉得不需要上锁，没人会刻意破坏书，但其她妈妈还是挺担心。

我们就决定试一下，书柜全天开放，上面就放登记的本子，全部自助，让大家把书的借阅情况登记好，看看损耗如何，能不能接受。开了没几天，就有很多人借书。还有个老爷爷帮忙写了一幅字，挂在墙上。我们又发起筹款加做书柜，做柜子的老板听到我们的想法，也很支持，只收了板材费，配件和人工都没有收钱。

只要开始做了，有意思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从图书角切入，希望做一系列社区活动，做手工、美食嘉年华等等，可以让大家有连结。以前大家都不认识，稍微有点事情，就容易有摩擦。

后来我们也去找物业沟通。物业说，他们要做活动的主办方，我们来承办。我说挺好的。因为物业掌握的资源毕竟更多，当然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居民真的想要的，这是另外的问题。而且居委的活动也开始变多了，我不知道和妈妈们做的事情有没有直接关系。

现在，小区里每两三个月会有各种主题活动，比如夏天水上乐园，还有跳蚤市场，鼓励大家交换闲置的东西，特别是小孩的玩具。小孩的玩具更新换代快，家里都是玩具。互相交换物品可以把大家连接起来，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

去年9月后，我参与的不多了，别的妈妈也有其他事情。但物业得到了居民的正向反馈，不管是环境卫生，还是活动。物业经常会组织放电影，还有消防安全、防盗防骗的讲座，小孩的活动也很多。这些都是妈妈们起的头。

反思

上面三个社区项目都是以空间（比如图书室）和活动切入，进而开展社区工作，很容易进入社区。我们的活动也不算特别丰富，也是因为我们没有专职的运营人员，大家都是自愿来参与的。前两个社区是项目制，找基金会，谈项目，制定计划，最多时有七八个工作人员。在我自己的社区，没有全职工作人员，都是居民自愿参与。

说到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入”，我觉得“融入”这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融合”，因为城市需要他们。

我们创造的社区空间，能让大家看到工业区的女工，看到社区里的妈妈，看到她们的工作创造了价值，她们的劳动服务了社区，服务了城市的经济。但是，她们在城市生活的其他需求，谁会看到呢？比如跟小孩团聚、文化生活，该由谁来提供？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公众很少听到她们的声音，她们经常是被书写和被塑造的形象，被描述成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但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流动人口的社区有很强的生命力，“流动性”有流出去，也有流进来。这种社区只是她们打工的第一站，她们先生存下来，再去寻求改变，找更好的发展。她们是特别愿意寻求改变的一群人，而不是等着被支援的弱势群体。我自己也是这样。

随着制造业的转移，这次疫情也带来了很多变化。在这些社区工作几十年的人，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她们资源有限，有些会转去服务业，收入可能会更低，保障会更差。而我们如何提供更多的支持，如何看到她们的需求，需要跟她们一起讨论，一起做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去做的事情。

来源：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038078 发表时间：2020年7月3日